当我能够读书也喜欢读书的时候，没书可读。那时候我在农村，我几乎搜尽了附近三个村庄能够搜寻到的书。很可怜，没有几本，且都是些卷了边儿的、缺页码的、没有封面封底的。可见，能够读书也喜欢读书的人不只我一个，这些书不知被多少人翻过多少遍了。
后来我才知道，不是中国没有书，中国的书都封锁在大大小小的图书馆里，蒙着厚厚的灰尘，它们跟我一样着急也一样的无可奈何。人无法选择出生的时间和地点。我想，绝对权力大概是有的吧，在你出生的那一刻，它就给你显示了它强大的存在，它告诉你，在很多重大的问题上不是你说了算。我怀疑，这才是我们一落地就放声大哭的真正原因。
我家离县城十里地，徒步不到一个小时，不算长，但去县城的机会极其有限，就算是逛，也要花钱的，而钱是我最紧缺的东西。为了有点钱能进县城的新华书店，我和我的一个同学拉着架子车串村卖了几天生产队的葱和韭菜，得了几块钱的酬劳，就一同去书店买书。我至今还记得其中的三本，一本是李希凡先生的《用阶级观点评论＜红楼梦＞》，还有两本是鲁迅先生的，一本叫《门外文谈》，一本叫《三闲集》。能把这一次的买书记得这么清楚，是因为它不但给了我清晰的痛感，也给了我清晰的快感，并一直贴在我身体的某个部位，成了我的一块敏感的皮肤。痛快，痛快，痛和快原本就该连在一起的。文化专制的铁手并没有把一切捂死。至少，鲁迅以无产阶级的文学家、思想家和战士的形象被供奉着，使我有了走近他的机会。这该是我要感谢那个时代的。
我大量的阅读是在上了大学以后，图书馆启封了，我在阅读中和许多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相遇，他们和鲁迅一样滋养了我的精神，给我愉悦，让我兴奋和激动。每读一本好书我都像当了一回皇帝一样——在我过去的想像中，皇帝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我甚至想，如果每天能和这样的人在一起相处，听他们说话，那该多好。
对上眼了，喜欢上了，就想常在一起，对书也一样。我想拥有我喜欢的书，但对一个拿全额助学金的农村学生来说，钱依然是最紧缺的东西。这一回没卖葱和韭菜，而是省——我几乎不吃菜，买三分钱一块的豆腐乳，血红血红的，没有哪一道菜比它的味道更激烈淋漓。省去的菜就换来了我所喜欢的书，尽管数量很寒碜，却使我的生命有了一种塌实感，就像饥饿的人能吃几顿饱饭一样。十几本吧，那十几本书至今还和我厮守着，没有分开。
其实，这时候的书依然是有限的。虽然有限，却大都是经过那些懂书的人、会读书的人挑选出来的。就说那些翻译过来的书吧，翻译家似乎都是高人，他们的手都是高人的手。再说书的模样吧，大都朴素，决不花里胡哨，一如它们的内涵，哪像现在呀，走进书店，那么多的书在向你搔首弄姿，飞眼挤眉，你好像进了红灯区。如果翻几本看看，你很可能还会想到一句俗话，叫做丑人多作怪。
这就说到现在了。现在，你几乎要相信我们已经处于一个出版极度繁荣的时代了。写家真能写，翻译家真能翻，出版家真能出。可是，不再为没钱买书难堪的我，却遇到了另一种难堪：每走进书店，面对那么多五花八门的书，我常常感到没书可买。曾经的那些写书的、翻译书的、出版书的高人都退休了吗？蒸发了吗？
真是的，我想读书继而要买书的时候总是很尴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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