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7月,毛泽东、朱德、王稼祥为“解决入赣粤敌”的问题,组织了“水口之役”(有人也称南雄之役,因水口属南雄管辖),由于误报军情和兵力不集中,战斗异常激烈,双方伤亡都很大,虽然达到了“稳定中央苏区南翼”的目的,但属于击溃战、消耗战,所以也可说是败仗。
这次战役在毛泽东思想上烙印很深,他多次以此战例教育大家。1936年,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说:“……都吃了兵力不集中的亏。”“如像水口圩和团村这一类的仗,本来一般算作胜仗,而且还算大胜仗的……然而我们历来就不欢迎这种胜仗,在某种意义上简直还可以说它是败仗。”
1959年8月,再次提到这次战役,他说:“我就打过好几次败仗,如水口战役。”
广东省南雄市水口镇。
为“解决入赣粤敌”的水口之役
朱德总司令
南雄水口战役就是由他们几个人指挥的。
这时,林彪、聂荣臻指挥的一军团在赣南接到方面军的命令,他们发现粤军共12个团,分别占据赣南的赣州、南康、大余、上犹、杨眉寺、信丰等,另外在广东南雄及其附近有6个团,统归余汉谋指挥。接到命令后,一军团、五军团不顾天气炎热,急行军由信丰南部渡过桃江,先后到达广东的乌迳地区。
朱德、毛泽东为了调动入赣之敌回援南雄,令红一、红五军团和独立第三师由信丰南部直取南雄,使敌人以为我军可能要占领韶关乃至占领广东,迫使各路粤军回援南雄。我军则在运动中相机歼敌。这个计划无疑是积极的。
先是我三军团在池江与粤敌四个团遭遇,经过激战,敌退守大余。方面军判断退守大余的这股敌人可能要退南雄,命令一、五军团开向梅关、中站一线,准备与三军团配合,将大余出来的敌人包围在中站附近而歼灭之。7月初,一军团击溃梅关守敌一个团,控制了梅关要隘,首先完成了南面的部署。后来三军团围攻大余,大余的敌人凭险固守不动。但三军团却误报大余守敌已经向仁化逃跑,方面军当即命令五军团迅速直插南雄以南,防止南雄的敌人向南逃跑。当方面军知道大余的敌人没有动,而粤敌第四师却离开信丰到达九渡水,正向南雄撤退,又命令五军团迅速返回湖口待命。
7月7日,粤敌第四师到达乌迳。这时陈济棠命令他的独立第三、第五师到达南雄增援,并以一部向我中站方向出击,当天到达乌迳附近。方面军命令林彪和政委聂荣臻统一指挥一、三军团和十二军,准备歼灭南雄出犯之敌,命令五军团和独立第三、第六师负责歼灭第四师。
8日凌晨,五军团在向乌迳开进中发现第四师由浈水南岸向南雄逃窜,即改变行军方向。向水口堵击,当天下午在水口以东,隔河与敌打响。五军团以十三军在正面攻击,以三军团由左翼渡河绕到敌后,很快击溃敌人两个团,敌当晚退守水口圩及附近高地。我五军团误报水口之敌已经向南雄逃跑,致使方面军改变了原先一度决定的由我一军团和十二军增援水口的计划,而没有赶往水口。9日,余汉谋一面命第四师固守待援,一面命独立第三师和独二旅紧急由南雄驰援水口。9日中午南雄援敌与第四师会合,即以优势兵力向我猛扑,我五军团错把9个团的敌人当成3个团打,双方激烈拼杀,我军伤亡很大,五军团处于困境,好在陈毅领导的江西独立第三、第六师及时赶到,才稳住战局。
7月9日下午,方面军命令一军团与十二军紧急开向水口增援五军团,10日拂晓我军到达水口战场,即会合五军团和独立第三、第六师向敌人勇猛冲杀,双方激战在水口周围,浈水河畔。我军打得很英勇,许多同志手持大刀与敌人肉搏,一时战场杀声震天,使敌人受到重创。但终因三军团未能赶到,敌我兵力基本相当,经几个小时战斗,只将敌人击溃,敌逃回南雄。粤敌经过这次教训,全部退出赣南根据地,以后很长时间未敢轻举妄动,使我赣南根据地得以安定了一段时间,这对于我们尔后的北线作战是很有利的。
水口战役,总共击溃粤军15个团(一说20个团),打击了粤军的嚣张气焰,稳定了赣南战局;虽然打胜了,但不是歼灭战,没有缴获或缴获不抵消耗。
“水口之役还可以说是败仗”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为毛泽东总结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经验而作,并在陕西的红军大学做过演讲,收入《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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