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事物的诞生总有其曲折发展历程，中外皆然。
在考古学家眼里，研究厕所遗迹和粪便化石是重建古人饮食、健康和生活方式的一种“无趣却相当有用”的方法。的确，厕所的演化长达三千年，它们的演进历史就是文明的演进。而人类与秽物斗争的历史可以理解为解决两个问题：一、如何不通过直接接触即可弄走污秽。二、事后如何清洁。环境的不同，方法自不一样，但都闪耀人类智慧的光芒。
01
变秽为宝，为我所用入
“屎”字甲骨文写成这样：
左边是人，右边是五个点，代表人在排泄秽物。那么，那时的“厕”又长什么样呢？中国第一篇可考的对“厕所”的文字记载，是西周的《仪礼》:“掌管户外田野的小官需要为死者建筑坎穴，而俘虏来的野蛮人需要为死者填平其用过的厕所。”既然厕所与人俱亡，也就意味着厕所在当时是个人专用的，意味着对贵族而言，没有公厕一说。
该时期平民的厕所，没有更多的文字可考，但原始的如厕方式，应与《圣经》这段文字相差无几：“在你的器械之中当预备一把锹，你出营外便溺以后，用以铲土，转身掩盖。”
再过几百年，春秋时期的厕所依然简陋。《左传》记载了公元前579年，第一个掉进茅厕而被排泄物溺死的一方霸主：晋景公。君主如厕尚且丧命，足见当时的厕所是“积少成多”的旱厕。
《墨子》记载了墨家理想中的军队公厕，“五十步设一厕所，四面用高八尺的墙围起来，”又说，“（城上）五十步设一厕所，与城下厕所同一粪坑，如厕者不得喧哗。”等积少成多后，则令有轻微罪过者“抒厕罚之”，“抒”就是“舀出，汲出”之意。
“厕”字，秦汉的小篆字体为
《说文解字》载：“厕，清也。从广，则声。”“从广”代表是开放性建筑，下面则为“侧”，旁边之意，“清”就是清洁。“厕”的造字本意就是：建在住宅侧边、用于清洁卫生的简易建筑。这跟湖南省长沙市出土的东汉陶猪圈所显示的是一致的。
它展示的是汉代的猪圈和厕所配套相连，厕所通过一个管道把人体排泄物引到猪圈，混合稻草、猪的粪尿，再利用“猪力”践踏，最终成为优质的圈肥。厕所的文明程度也代表了汉朝文明的领先地位，充分体现了古代人民的智慧：既做到了两个污秽源的集中处理，又做到了变秽为宝、为我所用。
2012年，陕西考古出土了约1300多年前的唐三彩，其中之一就有厕所。
其似曾相识的造型让人想到了昔日农村的旱厕。在蹲坑前，我们看到有一倾斜的瓦片，作用固然是令污物顺势而下，在没有排水系统的情况下，这的确算是一个独具匠心的发明了。因为它实现了不需要通过人的直接接触即可弄走污秽的目的，即便秽物难免会积少成多。
往后的一千多年，无论是农村旱厕，还是移动的小型厕所——夜壶、马桶等——它们都为出恭入敬提供了更简便的方法，但也都没有把污物处理向更卫生的方向推进。这一方面固然是实用的考量，符合国情，也没有外力促使其改变，另一方面，在显微镜未发明前，谁又能看到那些蛔虫、绦虫呢？
值得一提的是，太史公作《史记》懂得从厕所书青史，后世知识分子却耻于言及“污秽”，太史公记载了廉颇老时“一饭三遗矢”、汉武帝曾“踞厕”见大将军卫青，后世腐儒却把“矢”曲解成“箭”、把“踞厕”曲解成“踞床”。苏东坡在《东坡志林》里对此做了幽默而刻薄的讥讽：要不是“踞厕”见卫青，又何须费太史公劳神为它作书立传？
02
米拉格罗斯水道桥
知识分子耻于谈厕所，大概是世界通病。1913年，意大利考古学家波尼（Giacomo Boni）成为第一个发掘2000多年前古罗马厕所遗迹的人，可他居然不相信那就是厕所，睁着眼睛瞎说：“那是有着复杂机制的供水系统的一部分。”
这个地下公厕建在豪华的宫殿下，沿着各墙边，长石板凳上总共有50个盘子大小的洞。考古学家推测，这是一个一次可供50位古罗马平民解决“大问题”的地方。
板凳的石基高度非常符合人体工程学，是恰到好处的43厘米，而每个洞的间距只有56厘米，如厕的人们便可以珍惜光阴展开亲密的聊天——古罗马的厕所是没有隐私概念的。
解决问题后，在人们前方还有流动水槽可供清洁。由于水的珍贵，古罗马人发明了复杂的水道系统——米拉格罗斯水道桥（Acueducto de los Milagros，意为奇迹般的导水系统）——把生活污水引向厕所，用以冲洗。
此遗址现存38座拱柱，高约25米，长约830米，供水水源则是距离5公里外的溪流。通过这个神奇的供水系统，加上前方流动的水槽，该时期的罗马已解决了厕所文明的两大难题。
水是生命之源，也是厕所文明之匙。同属四大文明古国的埃及就由于热带沙漠气候，缺水严重，所以从未发展下水道系统。而公元前2600-1900年的古印度河流域属于热带季风气候，雨量充沛，也用污水冲掉污秽。而我国古代都城多在北方，干旱少雨的气候加上因地制宜的智慧，便有了猪圈和厕所相连的设计。
03
原教旨主义的恶果
1947年，一位牧羊少年在死海附近发现了公元前100年左右的《死海古卷》，它是有史以来最古老的圣经文件。经文记有古老的犹太教派对于“纯洁”的不懈追求：如厕需到离修道院朝西北方向1.4公里之外的地方，排污之后，需掩埋污秽，为了全面净身，又需到当地水域进行仪式性的从头到脚的清洗。可想而知，这些水又能多“纯洁”呢？
考古学家从这些厕所遗址里发现了大量寄生于人体的寄生虫，而研究埋在此地域的尸体，则发现他们的平均年龄只有34岁。以此看来，单从经文的字面意义追求“去世俗”“无污染”的原教旨，从古至今都只会有极端的恶果。
04
事后如何清洁
公元1世纪，自信又开放的汉明帝迎来了西域的传教士，他们带来了佛教，也带来了一项重要的佛教文明之物——厕筹。根据语言学家的推测，“厕筹”的名字源于古印度语。很快，厕筹就因其简便易造、干净舒爽，畅行中华大地。相传，晋代富豪石崇家的厕所装修得十分豪华，厕筹也包装得过于奢华，以至于吓跑了出恭的客人。
而罗马帝国虽然如前文所叙，有着高度发达的厕所文明，但却并未引发一场公共卫生革命。因为他们的厕所是公共的，清洁用具也是公共的——一条固定在棍子上的海绵。当一个人擦拭完后就将海绵放回装着盐水或醋的桶里，另外一个人如是循环共用。考古学家在古罗马的遗迹、文物上找到了古罗马人短命的原因，他们在青铜器和铁器上发现可以导致痢疾的各式寄生虫。节俭的古希腊人有一句名言：“三块石头，足矣。”他们用的是陶瓷碎片。这个习俗的形成应该和古希腊人为保卫民主制度形成的“陶片放逐制”有关。陶片对环境友好，对使用者却并不友好，长期使用可能导致皮肤、粘膜损伤，容易诱发痔疮和并发症。
汉和帝元兴元年（105年），蔡伦把改进造纸术的成果报告给皇帝，纸的成本开始降低，“厕纸”有了出现的前提条件。根据李约瑟考证，中国第一个可考的关于使用“厕纸”的文献是南梁颜之推的《颜氏家训》：“每次我读圣人的书籍，都肃然起敬，纸上印有四书五经的章句，或者有贤达姓名，我都不敢撕掉擦拭我的馀窍啊。”
而已知的第一份记载西方卫生纸的文献要到16世纪才出现，当时讽刺作家弗朗索瓦·拉贝莱斯（François Rabelais）讽刺它效果并不好。
可见不是有纸就有厕纸的，新事物的诞生总有其曲折发展历程，中外皆然。
05
“冲水马桶”概念的重生
中国的厕所文明停滞不前，而一俟古罗马帝国被大不列颠征服，欧洲的厕所文明则陷入了漫长的中世纪黑暗当中。一方面可能是由于大不列颠帝国没有能力运作古罗马复杂的导水系统，另一方面可能是大不列颠帝国作为异教徒也并不屑于遵循古罗马人的习俗。
而在随后长达一千年的岁月里，人们办大事就意味着野外露天方便。到了19世纪中叶，欧洲爆发霍乱，特别是在英国，泰晤士河作为国民生活用水之源，却成了居民排泄物的汇聚处。疟疾、瘟疫爆发，倒逼了卫生科技的发展。17世纪中叶，列文虎克用显微镜看到了沙粒、牙垢中的细菌、看到了跳蚤身上的寄生虫。200年后，“微生物学之父”路易▪巴斯德证实了细菌使食物腐坏，使细菌致病的理论广为人知。古罗马冲水马桶的概念也重获新生，曲折发展才有了今日的抽水马桶。
清末民初，西方的马桶传入中国。一经传入，北洋军阀王怀庆就喜欢上了，他还因喜坐马桶办公而被称为“马桶将军”。而台湾大亨唐日荣则有用黄金打造马桶之举，和16世纪英国的亨利八世用2000颗金钉子、天鹅绒打造的马桶，可谓异曲同工。至此，抽水马桶开始逐渐进入寻常百姓家，而现在，卫生间的装修在家庭装潢过程中更是越发不可忽视。
参考资料：《仪礼》《左传》《史记》《东坡志林》《颜氏家训》《元史》《The secret history of ancient toilets》《Unearthed: ancient sect's extreme latr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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