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云健笔意纵横
图为“桂林山水甲天下”这一家喻户晓的不朽名句的创作者[南宋]王正功[ 摄于广西桂林 ]
古时有部经典名《左传》，提出了为人处世的最高标准，即“立德立功立言”，并称“此之谓不朽”。后来唐代的一位学者对这“三立”作了精僻的阐述：“立德，谓创制垂法，博施济众；立功，谓拯厄除难，功济于时；立言，谓言得其要，理足可传。”于是，“三立”有了定论，在中国历史上成为许多人的人生目标和理想，即使是现在，人们还常常提起，不过多了一些批判，也多赋予了一些新意。
从传统的意义上讲“立德立功立言”的概念，主要是说人对社会的影响，并以此作为人生的价值取向。且不论其中蕴涵着的封建思想的糟粕，仅就字面的通俗含义来看---
立德就是做圣人，做好事，做一个社会认可的“光辉榜样”，用现代语言就是做一个只有优点没有缺点的“雷锋”。
立功就是做英雄，做征战四方屡建奇功的大将军，或是安民有道明镜高悬的大清官，再或是拯民于水火的救世主，反正在当世要有功德无量的口碑，对后世要有功业千秋的记载。
立言就是做文章，著书立说，而且这个文章是传世之作。从道理上说要接近绝对真理，从文采上看要万世流芳。
这“三立”的标准不能不说是极高的，但正因为其高，才使得历史上一代代士子们将此作为人生理想而奋斗终生。
“三立”的概念看起来是人对社会的影响，但在封建制度的社会框架中，人并没有真正的独立性，人们所有的思想行为都淹没在封建社会的依附关系上，所以无论是立德立功还是立言都在为当时的封建统治服务。所谓“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就是极贴切的注释。当然，在“立德立功立言”的理念下，确也培养出不少有德有才的人，成就了一些历史名人，对当时的社会安定和社会进步起到一定的作用，但封建统治者在“立德立功立言”上所获得的好处却是太多了。
随着社会的进步，观念的更新，“立德立功立言”作为现代人为人处世的基本理念还有没有意义呢？我想还是有的，不过其内涵却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过去人的生命是为了某一帝王或某一朝代而存在，开口闭口为了“我大唐基业”“我大清江山”云云，将人们的社会活动牢牢地束缚在封建王朝的桎梏之中。所有的德、功、言必须在封建思想允许的范围内，稍有逾越必斧钺相加斩尽杀绝。现在的人们理所当然的要摒弃那些过时的以及貌似先进其实陈腐的观念，在社会活动中坚持以人为本，自行确定自己在社会中的地位并决定自己的作为，走一条全新的“立德立功立言”之路。
过去的“立德”主要讲的是私德，个人修养多年，一遇外部社会的冲击，瞬间即可土崩瓦解。现在要讲的首先应是公德。人与社会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是平等的，这种秩序和规范需要人们自觉去维护，这甚至包括遵守交通规则，不随地吐痰，对所交往的人讲诚信，救死扶伤等等。很难想象一个没有社会公德的人会有很好的品行。这时候的立德，是社会的要求，也是时代的要求，任何人都是不可回避的。真正无穷的力量是赖以生存的社会环境而不是榜样，所以没有必要呼唤圣人或“雷锋”出现，每人自觉或不自觉的“立德”，就将形成真正文明的社会环境，这比起塑造一些头上有光环的道德大师供人们去瞻仰实际得多。
当“立功”不再为某个朝廷所驱使的时候，这个词会因其平民化而显得生气勃勃。什么是“功”？现在可解释为每个人所从事的事业。一个企业家办好他的工厂，一个科学家取得科研的突破，一个工程师完成了某个项目，一个农民在自己的田地里获得丰收……等等，都和军人取得了战争的胜利一样，立下了功业。在人们完成自己的事业的过程中，确立了自己在社会上的地位和价值，也促进了社会的发展，从而对未来充满信心。“立功”从来就不是只有大人物才能做的事，而是平民百姓对社会的贡献。问题只是在于，做成的每一件事，不仅要利在当代，更要功在千秋，这个“功”方才立得起来。
“立言”在历史上是最具风险的事，从当年司马迁因说直话而遭到宫刑，到明清的文字狱使无数小知识分子丢掉头颅，直至前几十年文化被“革命”，万马齐喑究可哀，使人们觉得立德易立功易而立言最难。其实，立言的本质并没有什么玄妙，无非就是坚持真理，发现真理，给这个世界留下人类的精神财富，而这却不是修身养性或是只有勇气就可以办到的。在进入二十一世纪的今天，立言仍然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因为要总结历史，要研究现实，要预测将来，还要敢于说真话。而历史是扑朔迷离的，现实是错综复杂的，谁能洞若观火？！能够“立言”的人，中国还是有一些的，但毕竟不多，象鲁迅那样的人算是吧。
人生在世，要活得有意义，主观上离不开“立德立功立言”的愿望，客观上也就是给这个世界留下了什么，是物质财富抑或是精神财富。那么怎么去做，取决于每个人自己对世界的认识。不管人们承认不承认，“立德立功立言”一说还真如古人所论，“虽久不废”，始终是左右人们行为的一种思想规范。
“人生三不朽”的历史出处及延伸
《左传·襄公二十四年》：“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
春秋时代，继承夏商周以来建国的经验及教训，人们开始重视对祖先的崇拜，时常以自己出身于某名人家族（都是三皇五帝的后代）而自豪。晋国的当政者范宣子就对来访的穆叔夸奖自己是出于“陶唐氏”后代，认为自己的家族是不朽的。引来穆叔的上述的议论。
穆叔认为：有学问、有作为的人最高境界是“立德”，其次“立功”、“立言”，认为这种传统“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显然。穆叔的见解远远高于范宣子，尽管范宣子是一位著名的政治家，仍不免有“世俗偏见”。但是，在中国古代的“门第观念”始终是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
这种状况，到了隋唐时期有了改变：始于隋唐时期的“科举制度”为读书的平民开辟了广阔的道路，人们开始相信“书中自有黄金屋”。
唐代大学问家孔颖达对《左传》上述条目进行了自己的“疏”：“立德，谓创制垂法，博施济众；立功，谓拯厄除难，功济于时；立言，谓言得其要，理足可传。”
孔颖达的“疏”即解释，赋予了这段话以时代的内容，并被后代教者多所演绎，逐渐成为有志向的读书人的金科玉律。有志向的读书人，在读书做学问时就以自己理解的、力所能及的“立德立功立言”的远大目标要求自己。
这一远大目标，即使以现代的眼光看来，也未尝不具备一些借鉴意义。
本站仅提供存储服务，所有内容均由用户发布，如发现有害或侵权内容，请
点击举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