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 李天纲
主持人：接下来让我们把目光从外滩拉回到更久远的上海，聚焦在一个人的身上，这个人被称作近代意义上的第一个“上海人”，因为在他身上汇聚着后来上海人的很多精神特质。他就是徐光启。欢迎李天纲教授演讲! (全场鼓掌)
■有位著名作家说过，徐光启是上海文明的源头。我觉得这句话说得有点“大”了，但话大理不错
今天，我想讲讲徐光启。徐光启于1633年去世，他去世210年后，上海于1843年11月开埠。对上海和整个中国来说，这都是一个历史性的事件。那徐光启和上海开埠有没有关系?刚才听陈丹燕讲外滩的时候，我想大概有点间接的关系。因为徐光启家里有一块地是在外滩的，(全场笑)应该就是英国领事馆的道台第一号，它位于吴淞江边上，也就是后来的苏州河。
从文化和精神的视角来看，徐光启和上海开埠的联系更大。有位著名作家说过，徐光启是上海文明的源头。我觉得这句话说得有点“大”了，但话大理不错。如果上海文化有基因的话，虽然我不主张文化是有基因的，文化是可以改造和改变的，但是如果文化真的是有基因、有传统的话，那我觉得徐光启为上海的开埠准备了一些文化的资源，提供了一些文化的传统，这是非常重要的。
刚刚三位嘉宾都讲到了上海人有很多的性格和品格，比如海纳百川、包容，我觉得需要讲一讲的是媚外的问题。我曾经在我的书中写道：上海人的性格当中崇洋是有的，但媚外是没有的，上海人不怕外国人，跟外国人之间是互相合作，是相互学习的。徐光启并没有拿外国人的钱，而是把家里的钱拿给外国人做事，做中国人需要的事情。如果把上海文化污名化为崇洋媚外是不对的，刚刚梁先生也说了，上海不是殖民地。上海的外国移民和侨民、中国移民和侨民共同创造了一个合理与不合理、正义与不正义共存的城市，其中产生了很多的问题，但是这个城市一直在努力地往前走，在找寻出路，解决这些问题，而这些问题是我们所要关注的。我们要找到一种汇通融合之道，这一点精神正是徐光启启发我们的。
徐光启在《泰西水法》里和意大利人熊三拔一起翻译了西方的物理学。意大利驻沪总领事馆文化处原处长萨巴蒂尼曾经说，他很自豪自己的祖先曾经来到中国和上海的徐光启合作翻译了《泰西水法》。徐光启在这本书里有一句话我觉得很值得推荐给大家：“欲求超胜，必须汇通，汇通之前，必须翻译。 ”意思是，如果你想超过别人的文化，你的数学、物理，所有的学问想要做得比别人好，必须先要翻译，要知道别人在说什么事情。所以徐光启的翻译工作，是我们上海文化当中不得忽视的内容，尽管他在上海开埠前210年就离世了，但是他做的事情都是很现代的。
徐光启到底是不是近代意义上的第一位上海人?当然我们做历史研究的人不愿意讲 “最早的”、“最先的”、“第一位”这样武断的话，但是笼统一点讲，徐光启可以总体代表明末清初那一代人，在那一代人中有一个上海人的群体，他们非常注重学习西方文化。当时的中国在总体上还领先于西方，西方向我们学习了很多很好的东西，包括四书五经里面的论语学，包括我们治国平天下的政治学，甚至还包括我们的科举制度，被我们弃之如履的科举制度在19世纪被英国完整的吸收过去，变成了他们的文官制度，中国的历史学家都了解这个情况。
在当时中国的文化、经济，甚至军事还不落后的情况下，徐光启就主张学习西方的东西，主张翻译、汇通、超胜。而当时在广东并没有发生这样的情况，明末清初的时候，天主教首先是从澳门一带传入的，可是广东的知识界没有吸纳他们，他们从岭南跑到了江南，在上海这一带形成了西学的氛围。
■徐光启是近四百年、甚至五百年以来最了不起的中国人，他使当时的中国和世界站在了一起
今天徐汇区的光启公园，是徐光启的墓地，那里的十字架让我们知道徐光启是一位天主教徒。徐光启儿子的亲家是嘉定人孙元化，他也是天主教徒，嘉定城里的天主教堂就是孙元化当初建的。当年徐光启和孙元化他们加入天主教，学习和了解了一些西方先进的东西。当然对此有不同的说法，但我觉得他们首先是因为信仰才学到了东西，而不是为了学习东西而假装信仰。
那徐光启学到了什么呢?比如说番薯，徐光启并不是第一个引进番薯的人，但是因为他的上书、推广、实验，才使得番薯在全中国普及。普及之后，中国的农作物产量大大提高，提高的原因是在有些山尖、沟边上原先不能种植水稻、小麦，但种植番薯进去以后，就变得能够耕种。因此，江苏、浙江的粮食产量大大提高，明朝末年我们的人口是5000万，到了乾隆年间，也就是一百年过后，人口升到了两亿五千万，我们把这叫人口爆炸，农业专家叫绿色革命。欧洲引进马铃薯后，使得欧洲的人口突然爆炸，这样的情况在中国也发生了。
番薯是从西班牙、南美洲引进的，它跟香烟是一起引进的，香烟在明朝以前是没有的。这一系列的引进，使得中国跟世界站在了一起。我们今天的计时单位是小时，而不是时辰，古人把一天分为12个时辰，而西方人把一天分为24个小时，徐光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在制定《崇祯历书》的时候，把12个时辰每一个一切为二，切成了24个小时辰。这个问题容易解决，但有一个问题很难，就是我们中国人把12个时辰分到100刻里面去了，我们的刻跟小时是不能整除的，而西方人把1小时分成4刻，把一天的24小时里面的刻数定为96刻。徐光启就做了决定，在《崇祯历书》里面说，我们废掉100刻，定为96刻。
其实在清代之前，中国并不落后。因为有徐光启做出的上述调整变革，明代的中国跟整个世界站在了一起。包括从天主教引入的一周七天星期一、星期二、星期三……还有种说法是礼拜一、礼拜二、礼拜三……这其实是更准确的圣经《创世纪》里的说法。中国人的时间体系在明朝末年有了一次很大的转换，而在这次转换中，我们中国人并没有失去什么东西。我们继承了从周代以来的农历，同时我们跟全世界站在了一起。这样一种既是民族的又是国际的关系，我们是可以处理的。
所以徐光启值得我们上海乃至中国自豪，我觉得他是近四百年、甚至五百年以来最了不起的中国人。作为上海人，我们更觉得骄傲，因为徐光启产生于上海的这片土壤和文化氛围。
■徐光启给上海的文化
里面注入了一种融会贯通、相互学习的精神，这是一种有主体性的兼容并包
上海徐汇区政府在最近的十年里面做得非常好，建了光启公园，建了徐光启纪念馆，馆名是由王元化先生题的，同时还建了土山湾博物馆和徐家汇源。从外滩源到徐家汇源，这两个名字都是我起的。
在徐家汇源，我们可以看到西方文化尤其是耶稣会传入中国的印迹。我们表面上说是西方文化，其实我认为这就是上海文化，因为当时很多有着聪明才智的神父和神职人员都是中国人，比如说马相伯，他把家里所有的钱都拿出来贡献给教会，通过教会做了上海最需要的工作，比如说创办震旦大学，现在变成了交通大学的医学院，震旦大学当时有上海最好的医学院、法学院、文学院。前几天我们还去泗泾参观了马相伯的故居，马相伯当年在松江有三千亩良田，结果他全部捐出来办了震旦，后来他又动用人力资源，建立了复旦公学。当时的两江总督周馥，把他的一片营房拨出来给复旦做校舍。
马相伯还当过一年的北大校长，后来被北大赶走了，因为他借钱造楼，学生们觉得他向比利时银行借钱，很羞耻，就把他赶走了。这样的民族主义我不是说在上海没有，但是上海的民族主义表现为另外一个方式，是通过理性地跟外国人谈判来争取权益。
1843年上海开埠以后，我们的清朝政府，包括我们的道台不愿意接纳外国人成为上海人。但老上海人都愿意接纳外国人，在商量建立英国领事馆的时候，上海老城里面有一位商人，在姚家弄里有114间房间，他说我可以把这些房间拿出来做英国领事馆，你们的商号都可以过来。但清朝政府认为，华洋要分居，中国人跟外国人不要搞在一起，搞在一起就容易生事，政府会更麻烦。于是就把外国人赶出城外，在外面建起一个租界。
回到徐光启的身上，以前我们说林则徐是“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林则徐开始正眼看待外国人，开始翻译，开始了解西方。而徐光启和外国人的接触，是促膝交流，天天在一起翻译、讨论，他们之间几乎没有隔阂，我不能说完全没有隔阂，但他们的隔阂被很多良好的愿望冲淡了。徐光启在北京翻译了《几何原本》，我们今天的小孩子都在学几何，我坚持认为“几何”这个词是上海话。几何是从Geometry的前三个字母Geo翻译过来的，Geo用上海话念差不多就是“几何几何”。 (全场笑)所以“几何”不是古代汉语，虽然古代汉语当中有“对酒当歌，人生几何”，但是Geo这个含义是徐光启翻译过来的。
我们现代人做的一些事情，徐光启在400多年前就已经开始做了。所以我非常希望大家去看一看徐光启的墓。因为有徐光启的名字，才有徐汇区，这个“徐”不是别的“徐”，而是徐光启的“徐”。
上海从徐家汇源发展到外滩源，是一个很必然的过程。徐光启给上海的文化里面注入了一种融会贯通、相互学习的精神，这是一种有主体性的兼容并包，所以你说他崇洋可以，但不可以说他媚外。
上海开埠以后，从上世纪初到1937年，上海的民族工业、民族文化蓬勃发展，经济处于一个黄金时代。那个时期的上海引领了整个中国的发展。上海人是一个非常强大的群体，从来不是一个弱势群体。从整体上来看，当时的上海是一个华人社会，95%以上都是华人，市场、资源、经济，所有的资源都是华人掌控的。到上世纪30年代的时候，上海变成了远东最大的都市。二战时期东京被轰炸以后，上海就成为了亚洲最重要的城市。当我们回顾开埠的时候，我们要想得更多一点，是什么推动了上海的发展，在上海各种各样的关系当中，什么关系是最重要的。
■有一个一直被误导的问题，说上海在开埠之前是一个小渔村，这完全不对
最后我还要讲一个一直被误导的问题，说上海在开埠之前是一个小渔村，这完全不对。上海在开埠之前是一个东方大埠。1883年的时候，英国人派了一艘调查船到全亚洲兜了一圈，尤其调查了日本和中国，他们到上海后惊呼，说上海才是中国最大的贸易港口。他们在吴淞口统计船只，发现上海的轮船吞吐量超过广州。上海是南北贸易的中心点，一面是到北方去做贸易，另一面是到广东、福建去做贸易，这使得它的通商口岸量非常大。于是在鸦片战争的时候，英国议会决定，一定要把上海港拿下。除了外贸吞吐量大之外，上海的内贸一直都占据统治地位，因为清政府要通过上海把粮食运到北方。可见上海是一个在开埠之前就很重要的城市。而这一点正是被所谓的殖民者所污名化的。
我查到的最早记载是上世纪二十年代，英国人说，在开埠之前上海是个小渔村，其实不是。香港在英国人去之前，几乎是个荒岛，今天的香港仔那个地方当时大约只有3000人口，所以英国人说香港在开埠之前是一个小渔村还有点道理，但是在上海不能这样说。上海在开埠之前就是一个大埠。大家都知道十六铺，虽然今天是被基本拆光了，只保留了一点，但大家可以去上海博物馆看看那幅《丹凤楼像》，你会发现当时的上海是一个非常大的码头。
从这个角度来讲，徐光启给我们带来很多东西，他是我们上海文化的组成部分。在开埠之前，他就预备了开埠，使得上海在开埠的时候，表现得跟另外四个码头、四个城市有所不同。上海开埠没几年，第一批楼房就都造起来了。如果看看以前的照片，我们会发现1850年的外滩和1860年的外滩就换了一个样子，外滩差不多10年就会换一个Outlook(景色)，然后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就定格在那里了。我们今天看到的外滩从上海大厦一直到和平饭店，就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定格。
我们上海走过的道路，跟上海人的性格有很大的关系。我是出生在上海的第三代人，我不会说上海人的基因里面就注定会如何如何，但我觉得这个地方的风土、地理位置、文化传统，使得上海人的性格有助于建立起它的文化和经济地位，也有助于解决一些中西、古今的矛盾，以及不同的族群怎么在一起好好相处等问题。 (全场鼓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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