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 帆
十七世紀末，廣州長壽寺住持僧人大汕（俗姓徐，字石濂）應邀赴安南傳授佛法，是中越文化交流史上的一件大事。當時的安南名義上由黎朝統治，實則處於南北分裂狀態。功臣鄭氏家族挾持黎朝皇帝，盤踞於以國都升龍（時稱東京）爲中心的安南北部。另一功臣阮氏家族則以安南南部的順化、廣南爲基地[1]，與鄭氏相抗衡。在鄭阮對峙時期，鄭氏因挾持黎朝皇帝而得到明、清兩朝承認，與中國維繫着傳統宗藩關係。阮氏則未能與中國建立官方聯繫，只保持一定範圍內的民間往來。其治下廣南地區的會安港[2]，是當時遠東地區新興的海上貿易樞紐，中國、日本、南洋各國乃至歐洲的商船出沒於此，故而阮氏政權在文獻中往往被稱爲“廣南國”。邀請大汕前去訪問的，是阮氏政權第六代首領阮福週（後追尊顯宗孝明皇帝）。因此大汕所至，實爲阮氏所轄順化、廣南地區。大汕於康熙三十四年（乙亥，1695）春乘船南行，在順化、會安等地滯留一年半，次年秋天回到廣州。滯留期間，將在當地的活動經歷和所撰詩文編纂爲《海外紀事》六卷，回國後刊行，一時頗有影響，今天仍然受到中越關係史研究者的重視[3]。
《海外紀事》問世後不久，大汕受到了著名學者潘耒的公開攻擊。大汕長期以來身居佛門，卻醉心俗務，結交官紳，聚斂錢財，引人側目。康熙三十八年（己卯，1699），潘耒將自己寫給大汕的長信加上其他一些相關資料正式刊印，名爲《救狂砭語》，揭露大汕的種種不法行爲，稍後又增刊《救狂後語》，收錄潘耒寫給大汕的第二封長信，以及寫給廣東地方官府的揭發信，還有已故學者、詩人屈大均抨擊大汕剽竊其詩作的信件，等等。用語之尖銳刻薄，更是變本加厲[4]。雖然大汕也撰寫並刊印了《惜蛾草》進行反擊，但還是爲自己特立獨行、過於招搖的行爲方式付出了代價。他被廣東地方官府逮捕並驅逐，約在康熙四十三年（甲申，1704）於遣返原籍途中客死旅次，卒年約爲72歲[5]。前人對於這起公案有一些評論。通常認爲大汕行事多招物議，其獲罪並不完全冤枉，但潘耒的指斥過於苛刻褊狹，未免吹毛求疵、深文周納，則當別有原因，或係敲詐未遂所至[6]。
《救狂砭語》（含《後語》）刊本流傳不廣。1983年，上海古籍出版社據謝國楨先生藏本影印，收入《瓜蒂庵藏明清掌故叢刊》（與餘寶碩《金陵覽古》、陳孚益《餘生紀略》合刊）。但大汕的《惜蛾草》現已失傳。披覽《救狂砭語》一書，所攻訐以《海外紀事》首當其衝。是非姑置不論，其中一些涉及廣南阮氏政權的內容卻值得我們關注，可由以管窺十七世紀末中國士人對阮氏政權的瞭解和認識。有些內容還溢出《海外紀事》之外，當別有資訊來源，對《海外紀事》間有補充之功效。
潘耒對《海外紀事》抨擊最猛烈的，是書中稱阮氏政權爲“大越國”，稱阮福週爲“大越國王”或“大王”。《救狂砭語·與長壽院主石濂書》云：
度安南之地不過中國一省，阮氏所有又安南一隅之地，偪處洲島間，截長補狹，不過中國一大府。未修職貢，未受封爵，而輒稱“大越國王”，僭妄孰甚！……昔稱大漢、大唐，今稱大清，乃天朝大一統之稱，何得於彼亦稱“大越”？縱彼夜郎自大，或有此稱，而吾人著書，自當斟酌。春秋時吳、楚之君俱僭稱王，而聖人止書之曰“子”。就使隨時從俗，只稱“越國主”足矣。而啟稱“大王”，詩稱“大君”，甚至有“內聖外王”“堯典禹謨”之語，居然以頌揚朝廷者頌揚之！
又云：
安南……乃天朝之陪臣。阮氏乃安南支郡，又陪臣之微者，在中國不過一土司一長官耳。聞……其主自稱“安南國主”，國人稱之曰“主”，稱諸外方人曰“吾國主”，外方人稱之曰“德主”，是彼未嘗肆然稱“王”稱“大越”也。
潘耒的上述意見可以概括爲兩點：一是對阮氏政權只能稱“越”，不能稱“大越”[7]；二是對其首領只能稱“主”，不能稱“王”[8]。按自十世紀以來，越南歷代王朝多以“大越”爲國號。阮氏雖偏居一隅，然其所居廣南之地在中國古籍中曾是蠻夷“越裳氏”所在，故亦以“越”爲名號。康熙四十一年（壬寅，1702），阮福週遣使至廣東求貢，上表即以“海外越國草莽臣”自稱[9]。後來建立阮朝時，亦請以“南越”爲國名。阮福週在位期間還鑄有印信“大越國阮主永鎮之寶”[10]。可知當時阮氏確曾以“大越”自命[11]，僅在對清交往時省去“大”字而已。至於“主”的稱謂，亦係阮氏政權早期首領通用稱號。鄭阮對峙局面形成以後，安南人普遍稱鄭氏首領爲“鄭主”，阮氏首領爲“阮主”。其中，阮氏第一代首領阮潢又被稱爲“仙主”，二至五代首領分別稱佛主、上主、賢主、義主。阮福週即位後，“敕令並稱‘國主’”[12]。可知潘耒云“聞……其主自稱‘安南國主’”，雖“安南”二字不確，“國主”一詞卻是有根據的。又云“外方人稱之曰‘德主’”，未見其他資料印證，不知有無來歷。據越南史書所載，阮氏直至第八代首領阮福濶始稱王號[13]。不過，此前也未必絕對沒有王稱。例如阮福週爲順化國恩寺題寫的對聯，即云“國王天縱道人御題”[14]。他爲天姥寺所作鐘銘，亦署“大越國王”[15]。總的來說，潘耒斷言“彼未嘗肆然稱‘王’稱‘大越’”，不盡確切，而“夜郎自大，或有此稱”的說法更近實際。他在這方面對大汕的指責，只是體現出“天朝”士人頑固的等級名分觀念而已。
三
《救狂砭語·與長壽院主石濂書》還提到了阮氏政權的其他一些資訊。例如說：
其主阮姓，上世廣州人。仕安南，守此土，遂據而有之。
按阮氏祖先出自中國一說，似不見於越南史書，但在清朝頗爲流行。《清朝通典》卷九八《邊防二·廣南》：“廣南，古南交地，王阮姓，本中國人。”《清朝文獻通考》卷二九六《四裔四·廣南》所載略同。其餘私人著述也有類似記載，惟或泛言中國人，或指爲福建人，獨潘耒稱其爲廣州人。[16]潘耒的說法大約屬於傳聞，因此當後來遇到大汕質疑時，不能拿出證據，只好強詞奪理地說：“安南既即交趾地，阮氏之先即非廣州人，亦交州人。此何必辨！”[17]
又云：
聞彼主所居稱府，出入止用四人肩輿、二雨傘。文書止朱批，無印璽，用安南年號。
阮氏政權的統治中心順化道，下轄先平、肇豐二府[18]，則潘耒“聞彼主所居稱府”大體屬實。“用安南年號”沒有問題。上文提到的“大越國阮主永鎮之寶”印信鑄造於康熙四十八年（己丑，1709），事在《救狂砭語》成書十年之後，故“文書止朱批，無印璽”或許也是準確的。“出入止用四人肩輿、二雨傘”，不見他書記載，可爲考史者之助。
又云：
《紀事》一書，無非誇己才略之長、文辭之富、福報之隆，自贊亦云至矣。卷首復假彼國主一序，以贊所未贊。彼國與我言語不通，文字不類，詩、詞、四六，皆閩廣作客者爲之。所謂狀元者，明歷數之人而已。其主沖年，閱我土書劄，須點斷乃能讀，豈辦作文？彼中人捉刀，亦無此明順。其爲座下自作或座下幕客代作無疑。
《海外紀事》卷首有序四篇，其中一篇題爲阮福週作。潘耒認爲這篇序出自大汕偽造，不少人接受了這一看法[19]。作爲論據，潘耒分析了阮氏政權使用漢語文的問題。“言語不通”屬於常識。“文字不類”當指字喃而言，也基本正確。“詩、詞、四六，皆閩廣作客者爲之”，“所謂狀元者，明歷數之人而已”，似乎對當地人的漢文水準估計稍低。阮氏政權早在十七世紀前半葉即已開科取士，考試內容包括四六文、詩賦和策[20]。如此則其狀元多少也會有一點詩文寫作能力，應該不僅僅是“明歷數之人”。不過，除華人以外，阮氏治下能用漢文寫出較高水準詩文者確係鳳毛麟角。順治十四年（丁酉，1657），時值鄭、阮雙方開戰，阮氏政權爲了撰寫書信檄文，不得不在會安港搜索華人通文墨者應役，著名明朝遺民、學者朱舜水被捉拿承擔了這一工作[21]。關於當地人的漢文閱讀能力，大汕在《海外紀事》中曾經一再提及，他與阮氏君臣無法直接進行語言交流，但可以筆談。至於阮福週是否“閱我土書劄，須點斷乃能讀”，大汕並未明言，從情理推斷可能性是比較大的。在此潘耒提到阮福週正值“沖年”，下文還曾明確補充說“彼主年僅二十二三”，這個資訊相當準確。阮福週生於康熙十四年（乙卯，1675），而那篇序文所署寫作時間爲康熙三十五年（丙子，1696），其時阮福週適爲二十二歲。
四
潘耒是江蘇吳江人，寓居廣東的時間並不算長，更未到過安南。他關於阮氏政權的知識，應當是從一些從事海外貿易的華商那裏聽來的。《救狂砭語》中的片段內容可以間接說明這一點。
《與長壽院主石濂書》云：
剃除鬚髮，方稱比丘。而座下蓄發不剪，自稱頭陀。……聞座下所謂“大越國王”者問：“老和尚何以不剃發？”座下答云：“此發曾經康熙皇上御手握過，故不敢剃。”閩、廣商人，傳以爲笑。
這個故事顯然來自“閩、廣商人”。它具有惡謔色彩，未必真實，大汕本人亦矢口否認[22]。
《救狂後語·致粵東當事書》：
律禁略賣人口，而彼（按指大汕）將良家子女買作優伶，節次售之（按指賣給阮氏政權）。更聞其偽爲當事送禮於交人，每次所獲厚報，悉幹沒入己。此皆閩、廣商人所共見聞者。
這是潘耒在向廣東地方官府揭發大汕罪狀時，引“閩、廣商人”爲證。可以想見，閩、廣商人爲潘耒寫作《救狂砭語》提供了大量資料。
關於“將良家子女買作優伶，節次售之”，不見於《海外紀事》等書，尚可略作補充。初次刊印的《救狂砭語》，尚未以此事作爲攻擊大汕的口實，說明當時潘耒還不了解這一情況。但在《救狂後語》中，此事已成爲潘耒新的一件重磅武器。《再與石濂書》：
且汝先以優伶一隊號“祥雪班”者送彼國，復將歌童二人送彼主，彼主嫌價重遣還，現在汝方丈內唱曲侑酒。今復遣汝徒至蘇州買優童十二人送往。略賣人口，律有明條，況將中國之子女，作交人之奴隸，此非他人通洋僅以貨物貿易者可比。……彼主少年富貴，慕道或有之，苦參則未確。……既付之法，尤當以道德相砥礪，何故爲彼購優伶，選奇麗，惟以聲色玩好蠱惑之？爲人師者，當如是乎？
根據文義，大汕向廣南販賣優伶，應當是他回國以後的事。如果說潘耒給大汕羅列的許多罪狀時有誇大不實之處，那麼這條罪狀大約是比較可靠的。除閩、廣商人的見聞外，一位名叫李公亮的士人也向潘耒提供了線索。《救狂後語·李萊圃來書》：
去年粵饑，制府恐無良之徒乘困急販賣良家子女，禁民無得帶人口出嶺。而石濂多買少女爲優伶，送之安南，顯抗憲禁，慘不畏法。
潘耒顯然在上述情報的基礎上作了進一步調查，才能在給大汕的信中將相關細節一一陳述，甚至說出“現在汝方丈內唱曲侑酒”這樣證據確鑿的話。大汕愛好昆曲，曾經多次在長壽寺裏舉辦昆曲演出[23]。訪問廣南期間，當地表演戲曲作爲招待，阮福週親自“槌鼓爲節唱之”，但在大汕看來，“聲調既殊，舉止蹊徑復異”。因此儘管“彼中人看之津津”，他卻覺得索然無味。[24]這一經歷很可能啟發了他向廣南販賣中國優伶的想法。對於生財有道的大汕來說，販賣優伶的主要動機應當是牟利，所以才出現“彼主嫌價重遣還”的情況。學者或云：“大汕把‘祥雪班’伶人送到廣南，……在客觀上，也使中國的昆曲藝術爲廣南（今越南）人士所認識，從而擴大了中國文化的影響。”[25]這種“客觀”的結果是不能用來爲大汕的劣行開脫的。當然，此事的確反映了清朝與廣南之間文化交流的一個側面。
[1] 黎朝中期，將其境內劃分爲十三道，順化、廣南均爲南方道名。見（越）陶維英《越南歷代疆域》，鐘民岩譯，商務印書館，1973年，第217—218頁。
[2] 位於今越南峴港市南約30公里。
[3] 參見中華書局點校本《海外紀事》前言，餘思黎點校，1987年；陳荊和《十七世紀廣南之新史料》，中華叢書委員會（臺北），1960年；戴可來、於向東《釋大汕及其越南之行》，載中國中外關係史學會編《中外關係史論叢》第4輯，天津古籍出版社，1994年。
[4] 例如《救狂砭語》所載《與長壽院主石濂書》尚稱大汕爲“座下”，而到《救狂後語》所載《再與石濂書》中就毫不客氣地呼之爲“汝”了，甚至還罵他是“人妖”。
[5] 參見陳荊和《十七世紀廣南之新史料》。
[6] 參見方東樹《援鶉堂筆記》卷四六《雜識二》，胡昌基《續槜李詩系》卷三九《釋大汕》，鄧之誠《清詩紀事初編》卷三《釋大汕》。
[7]《救狂後語·再與石濂書》對此又強調說：“今嶺南稱‘南越’，閩中稱‘閩越’，江浙稱‘吳越’，未聞海外別有越國也。而彼稱大越，豈中國之越乃‘小越’，而彼爲‘大越’乎？”
[8] 針對潘耒的抨擊，大汕辯解認爲“主”也是僭稱。潘耒在《再與石濂書》中反駁說：“‘主’之與‘王’，尊卑不等。‘王’乃人臣封爵中最貴者。‘主’則上下通稱，家有家主，縣有縣主，府有府主，國有國主，豈便與中朝之稱‘主上’同例？”
[9]（越）黎貴惇《撫邊雜錄》卷五，轉引自孫宏年《清代中越宗藩關係研究》，黑龍江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14頁。
[10] 參見（越）陳重金《越南通史》，戴可來譯，商務印書館，1992年，第247頁。
[11]《海外紀事》卷首有阮福週序，首稱“大越彈丸，負山環海”，末署“大越國王”。但這篇序文很有可能是大汕假託阮福週之名而作（詳下），因此不能作爲阮氏政權自稱“大越”的直接證據。
[12]《大南實錄》前編卷七癸酉年條。
[13] 參見（越）陳重金《越南通史》，第254頁。
[14]《大南一統志》卷二《承天·寺觀》。按“天縱道人”是阮福週的別號。
[15]（越）黎貴惇《撫邊雜錄》卷一，轉引自戴可來、於向東《釋大汕及其越南之行》。
[16] 參見張秀民《安南王朝多爲華裔創建考》，載氏著《中越關係史論文集》，文史哲出版社（臺北），1992年。
[17]《再與石濂書》。
[18] 參見（越）陶維英《越南歷代疆域》，第254～255頁。
[19] 參見中華書局點校本《海外紀事》前言，以及張秀民《清人著述中有關安南史事各書解題》，載氏著《中越關係史論文集》。
[20] 參見（越）陳重金《越南通史》，第238頁。
[21] 參見陳荊和《朱舜水〈安南供役紀事〉箋注》，載《香港中文大學文化研究所學報》第一卷，1968年9月。
[22]《再與石濂書》：“‘御手握過’之語，汝謂海外無對證，可抵賴。然長髮現在汝頭。”
[23] 參見姜伯勤《石濂大汕與澳門禪史》，上海：學林出版社，1999年，第246—248頁。
[24]《海外紀事》卷三。
[25] 姜伯勤《石濂大汕與澳門禪史》，第24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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