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初的某一天，盟军驻东京宪兵司令部门口来了一个身着和服的老头儿,从他拄着拐杖颤颤巍巍的脚步和每次迈步时的痛苦表情中，不难看出他已时日无多。然而，他面对接待他的美军军官说的两句话，立刻把全场都惊着了。第一句是：“我是来自首的，我觉得我有资格成为甲级战犯。”
第二句是：“如果由我来当（日本陆军）总参谋长,根本轮不到你们今天在这里耀武扬威。”
这个跑到盟军宪兵司令部自首的老头儿，就是在终战时已经退役的前陆军中将石原莞尔，然而他被无情地拒绝了，他还不够格，虽然作为“九一八”事变的发动者，石原确实罪恶滔天。
石原自首的理由固然十分充分。不过，与他的自首相比，更令后世研究者后怕的，其实是石原的后一个论断——的确，如果这个曾被奉为“关东军大脑”的人能如愿成为整个日本战争机器的大脑，日本军国主义还会在亚洲肆虐多久，着实难说。
青年时期的石原莞尔
跟天资欠缺的东条英机不同，石原年轻时就是个考神。1902年，13岁的他轻松地考上了仙台陆军幼年学校。其他学生被沉重的课业压得透不过气来时,他却在阅读与考试无关的闲书,还总能考高分。石原的考试神功最著名的一次展现，是在他考日本陆军大学时。面试时有这样一道题目：机枪应该怎样使用？石原沉思片刻后回答：“装在飞机上，对地上的步兵扫射！”主考官们全愣住了，这一年是1915年，石原所预言的战斗机刚好在当年的4月份被法国人发明。
不幸的是，石原虽然智商爆棚，但情商似乎是负数。在陆军士官学校学习时，毕业学生前五名就能得到天皇赏赐的银怀表，而校方偏偏以品行恶劣为由将石原的操行分打得很低，其名次被拖到了第六名；在陆大学习时，石原重蹈覆辙，他的毕业成绩本来是第一名，首席毕业生享有觐见天皇并发表御前讲演的荣誉，校方怕这位怪胎在演讲中说出什么悖逆狂狷的话吓着天皇，硬生生把他拉到了第二名。
虽说失去了首席毕业生的风光，石原好歹成绩优异，是获得天皇御赐军刀的“军刀组”一员。按说这样一个人在日本军部谋份美差应该不难。然而由于石原浑身散发出怪胎气息，不出几个回合，他就在军部落了个“正常人无法与之合作”的名声。
毕业两年后，石原被“发配”到中国武汉华中派遣队当参谋，期满又被派到德国留学三年，刚回来不久又被派到关东军去当参谋。不过，让人始料未及的是，对于石原的这种“发配”，却无意中打开了整个战争的潘多拉魔盒。
日本关东军是日俄战争后，日本为守护其在中国东北获得的满蒙权益所建立的卫戍部队。在“九一八”事变前，这支部队不仅力量弱小（人数只有一万人，是奉系东北军的三十分之一），而且按照当时日本文官政府缓和对华关系的打算，关东军还面临条约到期后卷铺盖走人的尴尬前景。也正因如此，这支部队一度成为日本陆军用以打发不受欢迎军官的回收站，以至于关东军内部积聚了大量郁郁不得志的少壮派军官。这批军官虽不得志，却偏要以“忧国忧民”为己任，积攒了一肚子的青春荷尔蒙无处发泄。此时，石原如同一个火星，落在了这个火药桶上。
石原被分配到关东军后，编了一套鼓吹拿下东北的“最终战理论”—东西方之间迟早要有一战。石原认为日本国土纵深太小，根本无法进行一场现代战争，要想和西方打，首先得有个后方基地，这个基地就是中国东北。
20世纪20年代的日本有点灰头土脸，对外扩张受到英美压制不说，国内还又是地震又是经济危机。因此，石原的“最终战理论”让日本舆论界一时如打了鸡血般亢奋。当然对此更为兴奋的是关东军—该理论为关东军的闲散愤青们指明了方向，石原也一下子从“被流放者”变成了连上司都对其言听计从的“关东军大脑”。
嘴瘾过完,下面该实干了。这时,日本陆军的一项奇葩特质显现出来——表面看上去日军是一支近代军队，有严格的军法，但在实际操作中，只要你打出“爱国”这杆大旗，干什么都行。石原抓准了这点。他和拥趸们对于“九一八”事变的策划，就是打着“维护日本生命线”的旗号进行的，弄到最后,连驻朝的日军都公然越过国界，跑到东北来“帮忙”了。如此目无中央的私下军事调动，日本军部看不下去了，派了个叫建川美次的大将去视察。可建川也追捧石原的理论，他一路磨洋工，“九一八”事变当晚才到东北，到后看到关东军上下一片紧张气氛，明显是要今夜动手，于是干脆跑到酒馆来了个一醉方休。
其实，对于“九一八”事变到底有多大胜算，石原也没底儿——奉系的东北军不仅人数绝对占优势，而且武器装备也比日军精良，配备了当时极为少见的捷克轻机枪，飞机、坦克也一应俱全。事变前几天,石原和拥趸们开了个最终会议，有人提议搞个占卜仪式，拿了一支铅笔竖在桌子上，手松开，往左倒就干,往右倒就不干。结果这铅笔还真就朝右边倒下去了。几个人大眼瞪小眼。一阵难堪的沉默过后，座中一个人突然跳起来：“你们不干我一个人干!”他的二杆子精神激励了在场所有人，“九一八”事变就这么被敲定了。
等建川美次从酒桌上爬起来时，整个东北已经江山易手。石原的“最终战理论”就这么实现了。石原经此事变一跃成了日本的“民族英雄”，站在了他人生的顶点。
在将整个中国东北鲸吞后，石原的态度突然大转弯，成了日军内部极力鼓吹对华怀柔的旗手。按照石原的计划，日本现阶段对于中国的挤压应该到此为止，东北拥有丰富的工业原材料，在日本统治下的东北的GDP几乎和日本本土相当，好好发展这片抢来的风水宝地，日本将积聚足够的战略实力，而中国在羽翼丰满以前是不敢跟日本贸然开战收复领土的。如果这种战略僵持下去，中国进步，日本同样也进步，收复东北将遥遥无期，中国将在缓慢的蚕食中被日本肢解。
万幸的是，人算不如天算，石原计算好了国家力量格局，却忽略了一个人之常情—他这个前辈借着“最终战理论”立下功勋，后辈们当然想有样学样，也弄个“民族英雄”当当。于是日军内部各色“小石原莞尔”如雨后春笋般冒出来。石原认为日本本土需要东北做纵深，那东北需要华北做纵深，华北又需要华南做纵深……“山寨版最终战理论”就这么一步步往外推，“小石原莞尔们”没石原本人对于战略的精细考量，野心却个个都比他大。石原意识到自己已经管不住这帮要山寨自己的下级。可以说，日本陆军走到这里，已经彻底丧失了约束的可能性，再没有什么战略可言了，只能朝着战争的深渊狂奔而去。
石原后来的命运有些讽刺，由于他总强调“日本再战必亡”的“泥潭论”，以致原先将其奉为“英雄”的军国主义分子越看他越像“日奸”，他逐渐被排挤出了军部，以一个虚职黯然退役。在日本最终战败前，石原已失业在家多年，这就是美军占领日本后没找他的原因，所以石原才上赶着去当战犯—这位曾经的“天才”，过得实在太郁闷了，哪怕是上绞架，他也想露回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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