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人刚刚出版的《破解红楼梦成书之谜》正在热销中，此本是可以改变“红学”研究大方向的，有一系列重大的发现，可以彻底改变中国的“红学史”：
《红楼梦》中有一个戏班子，这是非常明显的明末清初的特征，关于这一点，齐森华先生在《试论明代家乐的勃兴及其对戏剧发展的作用》一文中有详细介绍，下面摘录部分内容：
明中叶后文人建园成廊、吃喝成风、观戏若痴，说到底都是奢侈的表现，而这种奢侈又是与政治的败落和经济的发展相关联的 如潘允端自行解职回到上海，营造了占地七十余亩的豫园安享晚年，是因为于万历五年（ 1577 ）因直言得罪督师；而顾正心为让一少年扮杜丽娘搬演《牡丹亭》，“立取自祭三百石送其家”（董含《~乡赘笔》），没有雄厚的财力岂能承受？不过，文人的这种奢侈不能被简单地斥为其生活廉烂的表征，它在很大程度上透露出文人心态与家乐之间的深层对应。
相比较而言，家乐在鼎盛期的明中叶迄明末，具有以下几个显著特点：
（一）以自娱交际为主家乐主人延师课戏，一般不对外作营业演出，而是为了淫乐享受，如无锡俞宪、安如山的家乐。又如钱岱家乐，除－次宴请一“显达”允许外人一尝禁窝，一次庆八十大寿而慷慨地“出女乐演剧相饭’外， “但用之家宴”，不许外人观看。那次宴“显达”而“出女乐为乐，重有姚保者，窃从百顺堂宋恩隙窥之，有言于待御者，杖责斥逐”（据梧子《笔梦〉）。但大部分家乐是作为主入社交应酬和以文会友之用的，如包涵所“声伎非侍妾比，仿石季伦、宋子京家法，都令见客。......客至贝。歌童演剧，队舞鼓吹，元不绝伦”（《陶感梦忆｝卷三）。不过，也有以家乐为“敲门砖”的，如阮大锚，罢官家居后，不甘寂寞，力图起用，移家南京，“见四方多事，益谈兵，招纳游侠，希以边才见用”，同时“置女乐治具，日结纳诸贵人”（钱秉後《藏山阁存稿〉卷十九）＠。但这种情况为数甚少，家乐在总体上具有非营业性。
（二）以厅堂演出为主
家乐一般在士大夫家的厅堂演出，如邹迪光《始青阁稿》提到的“鸿宝堂”、“蔚蓝堂”⑩；《石语斋集》提到的“一指堂”⑩；《祁忠敏公日记》提到的“四负堂咱。厅堂若是不够宽敞，还特意建造了适合戏曲歌舞演出的大厅，如包涵所家“大厅以拱斗抬梁，偷其中间四柱，队舞狮子甚畅”（《陶感梦忆》卷二）。有时也在书斋或花园摆宴观剧，如《祁忠敏公日记》崇祯五年 (1632 ）十二月二十五日记：“再于书斋观马陵道尉，三鼓余归。”袁中道《游居柿录》：“万历丙辰正月二十丸日……晚赴李开先府，约于魏戚畹园，封公在焉。招名剧，演《珊湖记》。”但不管是厅堂、大厅、书斋或是花园，都是在家乐主人之私邸内，这就决定了家乐演出的非社会性。当然，家乐也有走岛厅堂到公众场合演出的，如“槐李屠宪副（屠冲场）于中秋夕，帅家优于虎丘千人石上演此（指卡世臣《冬青记》），观者万人，多泣下者” （品天成《曲品｝伴《冬青记》）；又如张岱，崇祯二年（ 1629 ）八月十六日，他由绍兴去究州，途经镇江，半夜把家乐带上金山寺，“盛张灯火大殿中，唱韩革开王金山及长江大战诸剧，锣鼓喧填，一寺人皆起看”（《附属梦忆》卷一）。崇祯七年 (1634 ）闺中秋，他仿苏州 虎丘千人石中秋赛曲之例，与友人在直荒山亭举行戏曲大会，命其家茂班顾阶竹、应楚烟等人於山亭演剧十余出，“妙入情理，拥观者千人，无蚊蛇声，四鼓方散”（《陶庵梦忆》卷七）。但家乐到公众场合演出绝对不是主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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