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了69

九月一日

人们渴望成为智慧的人，希望在很短的时间内，花极少的力气，从捷径中得到智慧。于是产生了一个误区，认为读书就可以成为智者，读书越多越有智慧。其实，实际情况恰恰相反，知识越多越愚蠢，知识多了，如果不能吸收消化，经过思考升华，转化为自己辨别判断事物的能力，那么知识越多就越愚蠢。读书不善思考，是会把人读傻的，范进、孔乙己就是最好的例子。如果不能把学习到的、了解到的别人的观念、见解、主张、思想、理论等，通过各种手段转化为自己的能力的话，我们是无法变得聪明的。观察真相，发现识别真假的能力才是智慧。有了这种智慧，你才能有原创的想法，你才能另辟蹊径，发现新的事物，创建新的体系，提出新的理论。

很多人都是亦步亦趋，人云亦云，随大流地重复别人说过的话，却自以为是自己的真见卓识。只有那些直抵事物的本质，一下子就能抓着事物最核心特质的人，才能从思想的矿石中，提炼出智慧的新物质。这种智慧之火就是产生原创想法的炼铁炉。

智慧是不能培养的，它就原原本本的存在于天赋之中。如果能够培养的话，人人通过培训都可以成为爱因斯坦，这正如大学里培养不出作家一样。中国的大学之所以不能培养作家，答案非常明确，那就是作家的存在，本来就不需要大学教育来代劳，在中学时代完全可以完成一个作家所应该具备的一切基础，其他的素养则通过别的途径来完备。作家的创作能力、艺术个性，用大学的模子是浇铸不出来的，模子只能生产出千篇一律的同一形状的产品。而培养不出个性鲜明，艺术特质迥异的文学巨著。在文学史上，有两个很有趣的现象，一是医生这个职业里出作家，像鲁迅、郭沫若、郁达夫、赖和、毕淑敏、池莉、余华、冯唐等等都是学过医或者从事过医生工作。国外的毛姆、柯南道尔、契诃夫、郭沫若、渡边淳一也都是医生。医生比其他职业的人更容易见证别人的痛苦和死亡，这比其他任何经历都能提高思想觉悟。而有了思想觉悟，离创作也就不远了吧。二是很多作家的学历并不高，如高尔基、莫言、二月河。写过《金光大道》、《苍生》而红遍全国的著名作家浩然、童话大王郑渊洁等等。

一个作家的诞生，百分之六十是天赋，百分之三十是勤奋，百分之十是机遇。勤奋里面包含阅读、写作、思考。这个阅读不是说非要读文学作品，而是跟人的生存有关系的任何东西，历史、地理、杂学，包括花草树木和别人的经历。值得一提的是，与生俱来的禀赋和人生阅历是一个作家最重要的必备因素，而这又恰恰是任何一所大学的教育都不能给予的。

这是什么原因呢？是我们的教育有问题。这么些年来，中国的语文教育是极其失败的，可以说一团糟。指望老师教学生写作文？那就是一个笑话，他自己还写不好呢。动辄主谓宾、遣词造句、中心思想、开头铺垫高潮结尾等等，简直就是无稽之谈。孙悟空可以横行天庭却为什么制服不了妖精？就是因为他头上多了一道紧箍咒，唐僧总是念，限制了他的发挥。当一个人触景生情想要放声大哭的时候，你非要让他先酝酿一下情绪？摆一个作哭姿势？中国现行的教育就是这样的，它是一种伪教育。

九月二日

愈是渴望成功，成功可能离我们愈远。成功总是在一番艰难的求索过程中实现的。只有这样才能揭露真相，在竞争中无法揭露真相，因为你的全部精力和才能都被竞争消耗掉了。想要变得更好的人，往往不是变得更好，而是变得更糟。只有那些全神贯注的人，才能具有创造性和解脱能力，这样才能变得更好。

人的本性是贪得无厌的，学无止境，贪婪也没有止境啊。时时刻刻都无法满足自己的欲望，那么这种欲望就会遮蔽自己的真正需求。

复杂的智力活动就像一个汪洋大海，它使人沉溺其中，在惊涛骇浪中苦苦挣扎。因为海水之中充满了好奇、揣测、肤浅的知识和风言风语，它们全都纠结在我们周身。这样我们的生命过程就到处是荆棘，到处是错综复杂的上瘾的心智纠结。这些纠结就如绳索，把我们来了一个五花大绑，使我们寸步难行。挣脱名利的绳索吧，只有如此，你才能不使思想分心。

九月三日

头脑中充满了各种各样的知识，只能说明这一个人知识渊博，但是不能说他具有大智慧。运用各种知识是技能。在理智和情感结合中才能产生智慧。智慧是理性的冷静的，而实践是冲动的非理性的，于是人类干了很多蠢事。

总结了全部经验教训，在实践中找到解决问题的规律和方法，从本质上认识到事物发展的前景，这就是智慧。找到各种事物的平衡点很重要。人类对已知世界的满足阻碍了人类对更多未知世界的探索，而未知世界是无垠的。

现代教育在传播知识方面。有它借助现代科技有利的一面，但是现代科技手段是双刃剑，它的功效毕竟是有限的，而非无限的。人类把很多预测变成了科技现实。但是也有更多的预测还不能实现，更不用说人类还无法预测到的冰山一角之下的部分了。有很多时候，现代科技手段又显现出狰狞可怕的一面。自文明初始，科技从道义上讲一直为人类所需，它们能使人增益知识、提升生活，从而促进文明。伴随科技带给人类增益的还有风险。火的使用造就了人，也留下过无以计数的灾难，乃至中文里灾难、灾害的“灾”字与火字相关。火药的发明，东方的中国人是用来制作礼花欢迎嘉宾的，而西方人是用来制作火枪火炮杀人的。今天，汇集多项高新技术的生物与遗传工程、互联网络、高科技战争等越来越使人们感受到高科技日益深刻地影响甚至改变着人类的社会生活。人们前所未有地享有高科技带来的增益，却也同时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可能的风险。

21世纪伊始，站在科学前沿的是三大科学和由它们衍生出来的三大技术，即生物科学与基因技术、计算机科学与网络技术、材料科学与纳米技术。由于生物科学与基因技术直接面对包括我们人类在内的生命现象，涉及到有关人类个体的同一律问题、无性繁殖与生命的基本权利问题、家庭的性别属性与家庭的组织问题；计算机科学普及和网络技术极大地改变了人们的信息沟通方式；纳米技术所使用的微观物质尺度会否挑战日常生活中宏观尺度下的物质同一律特征，等等，这一切已经或将带来高技术伦理风险负效应的不确定性，同时高技术也提供了更多道德选择的可能性。

因此，社会应当也必须明确高技术领域的道德选择是高技术活动主体（无论个人还是团体）不可回避的责任。环境伦理和生命伦理是有冲突的：生命伦理基于自由主义、个人主义和人格尊严的观点，强调秩序共识和尊重人的自我决定；环境伦理则基于整体主义观点，它要尽可能消解人在人格方面的独尊地位。有的学者对传统的生态伦理做了现代诠释，认为儒家“中庸”伦理思想包含生态三原则，即：“天人合一”的生态伦理根本原则、“应时而中”的生态伦理应用原则和“惜生及民、惜物及人”普遍关怀的生态伦理情感原则。

军事伦理和国际关系伦理问题是会议讨论的一个特色。高科技使战争的形式面临一场革命，也引发了新的战争伦理问题。高科技战争加剧了战争双方的不对称，也就加剧了世界的不公平。例如少数大国将空间技术和设施直接用来为战争服务，破坏了《外空条约》（OST）关于用于人类和平目的的规定。有的学者指出高科技战争包含两个相互制约的正反馈机制：恐怖主义和反“恐”的恶性循环，以及追求高科技装备绝对优势引起的军备竞赛。这种机制使高科技转化为高科技装备和高科技战争。这种循环与西方文化有着内在联系。走出高科技战争的困境，通向永久和平，是人们的期盼。正义战争以及战争中的正义的共识也在增长，对人类共同利益的承认势必导致战争目的和手段的改变。人类最后一战应是对自己内心世界的一战。

医学伦理学和生命伦理学也是讨论的焦点之一。人的尊严和生命价值是至上的，在高科技时代，这种价值受到安乐死以及基因工程、生殖性克隆、异种移植等技术的挑战。

网络和数字化生存引出哪些伦理问题？学者一般认为：现实伦理与网络伦理既相互关联又存在差异。需要反思网络伦理建构的文化和哲学基础；坚持网络伦理建构中伦理规约、法律惩戒、技术控制的有机结合；适度保持对网络空间无序和网络文化消极性的宽容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