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两种人性论模式的影响
《中庸》、孟子所代表的早期儒家人性论的两种模式，实际上反映了人性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关系问题。《中庸》认为人性、物性有着普遍性，人性、物性的区别并不在于其所含之“性”的不同，而在于其能否自觉地实现其“性”。孟子则认为人有着与其他事物不同的特性，这才是人之为人的本质所在。这种思想在早期儒家“天地之性人为贵”、“人者，五行之秀气”等以人类为万物中心的观念下，并没有显现出什么问题。因此，汉唐儒家所持的人性论基本上都是从人的角度出发的，如董仲舒的性三品说、扬雄的性善恶混说、李翱的性善情恶说等都是如此。
但随着佛教、道教思想发展的深入，孟子的这种人性论模式逐渐暴露出其不足。佛教自东汉末年传入中国，其一开始宣扬的理论也是就人来讲的。人人皆有佛性，与儒家讲的“人人皆可以为尧舜”在理论上有着相似之处。然随着佛教在中国传播的深入，“自中唐之后，佛性思想就出现一种由众生有性到万物有性方面发展的倾向。”(17)明确提出这种思想的是天台宗的湛然。湛然提出了“无情有性”思想。在他看来，世界万物都是真如的表现，佛性只是真如的另一种称呼，因此，世界上的万事万物皆有佛性。他说：“万法是真如，由不变故。真如是万法，由随缘故。子信无情无佛性者，岂非万法无真如耶?”(《金刚錍》)、“佛性既具空等三义，即三谛，是则一切诸法无非三谛，无非佛性。”(《大涅槃经疏》)这种思想后来为禅宗所继承，禅宗所说的“青青翠竹，尽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都是这个意思。
从中国思想传统来看，除了《中庸》等儒家著作外，道家也有这种人性、物性相通的思想。在道家看来，世界万物皆是“道”的产物，其落实到每个事物之中便成为每个事物的特性，即“德”。《庄子·天地》说：“泰初有无，无有无名，一之所起，有一而未形。物得以生，谓之德；未形者有分，且然无间，谓之命；留动而生物，物成生理，谓之形；形体保神，各有仪则，谓之性。”“无”是世界万物的本源，其落实到万物之中就是“德”。这种“德”又是每个事物存在的法则，即“性”。后来的道教也继承了道家这种思想，到了唐代也提出了“一切万物，皆有道性”的思想，如潘师正说：“一切有形，皆含道性”(《道门经法相承次序》卷上)，孟安排说：“一切含识，乃至畜生、果木、石者，皆有道性也”(《道教义枢》卷八)，等等。
可以看出，到了唐代，佛教、道教都提出了世界万物皆有佛性或道性的理论，他们的内容虽然有所不同，但讲的都是人性、物性的普遍性问题。这种思想对于宋明理学产生了重要影响。
相比佛教、道教的人性、物性普遍性思想，孟子的人性、物性相异的思想在当时就显得不足了。因为仅仅强调人性特殊性的一面，那么如何把人的这种特殊性推广到其他万物中就成问题了。同时，这与儒家所实现的“天下一家，万物一体”的最高理想也是相抵牾的。这也就成了宋明理学家所要解决的问题。因此，《中庸》和《易传》成了宋明理学家建构其人性论思想体系的重要资源。
周敦颐是最先构建人性、物性统一性的理学家。周敦颐认为世界万物皆由“太极”这个本体生成，“太极动而生阳，动极而静，静而生阴。静极复动。一动一静，互为其根；分阴分阳，两仪立焉。……二气交感，化生万物。万物生生，而变化无穷焉。惟人也，得其秀而最灵。”(18)既然人与万物皆由“太极”生成，那么二者在“性”上也应该有其同一性。正如朱熹注曰：“盖人物之生，莫不有太极之道焉。”“太极”又被称作“诚”，“'大哉乾元，万物资始’，诚之源也。'乾道变化，各正性命’，诚斯立也。”(19)可以看出，这是以《中庸》之“诚”来解释《易传》的“性命”思想。
周敦颐对于人性、物性关系的论述并不明显。张载、二程对于此问题则有明确地认识，如张载说：
性者，万物之一源，非有我之得私也。惟大人为能尽其道，是故立必俱立，知必周知，爱必兼爱，成不独成。(20)
张载认为，世界万物皆由“太虚”生成，人性、物性也都源于此。“太虚无形，气之本体，其聚其散，变化之客形尔；至静无感，性之渊源。”(21)正是出自同一本源，因此，张载也讲《中庸》的“尽人物之性”：“尽其性，能尽人物之性。”(22)二程也认为人性、物性有着同一性，如：
告子云“生之谓性”则可。凡天地所生之物，须是谓之性。皆谓之性则可，于中却须分别牛之性、马之性。是他便只道一般，如释氏说蠢动含灵，皆有佛性，如此则不可。“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者，天降于下，万物流形，各正性命者，是所谓性也。循其性而不失，是所谓道也。此亦通人物而言。循性者，马则为马之性，又不做牛底性；牛则为牛之性，又不为马底性。此所谓率性也。人在天地之间，与万物同流，天几时分别出是人是物?(23)
二程并不反对告子“生之谓性”和佛教“蠢动含灵，皆有佛性”的说法。他们认为告子和佛教的错误在于只看到人性、物性同一性的一面，而没有看到人性、物性差异性的一面。用“理一分殊”的说法来讲，就是他们只看到了“理一”，没有看到“分殊”。可以看出，二程在这里也用了《中庸》“天命之谓性”的说法。
张载、二程虽然意识到了人性、物性同一性的问题，但他们并没有意识到此问题的复杂性，也没有涉及《中庸》、孟子两种人性论模式不同的问题。这一问题到了朱熹那里才有了比较深入的讨论。朱熹对于“四书”都作了系统的注解。朱熹注解“四书”并非还原它们的本义，而是要把他的“理”本论思想注入到“四书”中。“四书”本身并非一个完整的整体，在很多思想方面存在着差异。上面所说的《中庸》与孟子对于人性、物性关系看法的不同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这也就成了朱熹在注解《中庸》和《孟子》的时候不得不面对的一个问题。在《四书章句集注》中，《论语集注》、《孟子集注》完成在前，《大学章句》、《中庸章句》完成在后。在《孟子》“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下朱熹注曰：
人物之生，同得天地之理以为性，同得天地之气以为形；其不同者，独人于其闻得形气之正，而能有以全其性，为少异耳。虽曰少异，然人物之所以分，实在于此。(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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