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金满楼
#重读甲午#1891年7月，日本法制局长宫尾崎三郎在参观来访的“定远”号后不无苦涩地说，舰上“巨炮4 门，直径1 尺，长25 尺，当时我国所未有”，“同行观舰者数人在回京火车途中谈论，谓中国毕竟已成大国，竟已装备如此优势之舰队，定将雄飞东洋海面。反观我国，仅有三四艘三四千吨级之巡洋舰，无法与彼相比。同行观舰者皆卷舌而惊恐不安。”
近代中日海军的发展，说白了就是一部相互竞争史。客观地说，作为海洋国家的日本，其对海权要敏感一些，最初水平也相对更高一些。如其开国后，胜海舟等人即在美方人员的帮助下，有过驾驶幕府军舰“咸临丸”横渡太平洋的壮举。之后，幕府及萨摩等藩也都纷纷购买西洋军舰并着力培养海军人才。但总的说来，日本有意识、有系统地发展海军还是明治维新后的事。
1870年，日本兵部省提出一个为期20年、建造200艘军舰的海军发展计划。由于目标过于庞大，实非当时日本国力所能承受，最终作罢。3年后，日本海军卿胜海舟再次提出一个为期18年、建造104艘军舰的造舰计划，其中包括26艘铁甲舰、14艘大型舰、32艘中型舰、16艘小型舰、16艘运输船，但同样因财政困难而夭折。
1874年侵台之战中，日本靠着幕藩时代的几艘旧舰船就敢前往台湾冒险，后遭到清廷的大举反击才意识到本国海军严重不足，于是次年向英国订购了3艘军舰，这就是后来的“扶桑”“金刚”“比睿”3舰。值得一提的是“扶桑”号铁甲舰，其排水量3717吨，航速13节，装有240毫米克虏伯炮4门，170毫米克虏伯炮2门，这一铁甲舰在当时东亚仅此一艘，无疑给日本吞并琉球增加了不少的底气。
与此同时，日本横须贺海军造船厂也开始尝试自造军舰，其中包括“清辉”“天城”与“磐城”3舰。但是，这3艘军舰均非铁甲而大体是欧美被淘汰的兵轮，和福建船政局所造军舰倒有些类似，因而没有发挥什么作用。
这时，日本购买铁甲舰并吞并琉球的事件大大刺激了清廷，北洋水师随后也大举向英、德两国订造军舰。1881年后，随着“扬威”“超勇”等军舰的回国，日本在朝鲜“壬午兵变”及之后“甲申政变”中无法与海陆军均处于优势的清军对抗，中日在朝冲突以妥协告终。
事后，继任海军卿的川村纯义对日本海军的状况深感忧虑，他于1881底提出一个5年计划，提议每年新建3艘军舰、20年建造60舰，但这一计划未被采纳。1年后，川村纯义感到“东洋形势已非昔比”，于是又拟定了一个8年计划，将新建军舰数量减为32艘，其中5艘大型舰、15艘中小型舰、12艘鱼雷舰，建造费用2664万日元。经再次上奏后，明治天皇批准了这一计划，并决定从酿酒、烟草等行业中新增的750万日元税收里每年拨出300万专款用于扩张海军，这也是日本首次将军舰建造费单独列编。此外，海军省也每年从定额经费中拨出33万日元，以凑足之前所设定的2664万日元预算之数。
之后，从英国阿姆斯特朗公司订造的“浪速”与“高千穗”两舰相继于1885年回国，这两艘巡洋舰排水量约3700吨，设计上与北洋舰队的“扬威”“超勇”舰有些渊源，可视为后者的放大版。在此期间，正当日本按部就班地实施其计划时，中国从英德两国订造的军舰相继回国，北洋舰队实力大增，特别是“定远”“镇远”两铁甲舰，更是在东亚水域横行一时，无可匹敌，这一现实不免让日本人感到既嫉又恨，不去不快。1886年，北洋舰队访问长崎时发生的水兵斗殴事件更是大大刺激了日本，令其决定加速追赶中国海军。
“长崎事件”结案不到一个月，明治天皇即颁发敕令:“立国之务在海防，一日不可缓”。随后以身作则，拨出内帑30 万日元作为海军补助金。没多久，明治天皇再次发布敕谕，决定在之后6年中每年拨出30万日元，并从文武官员薪金中抽出1/10作为造舰费用。日本首相伊藤博文也屡屡发表演说，呼吁国民节衣缩食，为海军建设踊跃捐钱捐物。之后，在舆论界的不断鼓噪下，在对“定远”“镇远”的愤恨声中，日本的这场“献金”热潮在半年间即筹集了200多万日元，这些钱全部用于订造新军舰。
由于当时日本最大的战舰是1878年建成的“扶桑”号铁甲舰，其排水量仅为“定远”号的一半，老式八角炮房内配备的4门240毫米炮也无法穿透“定远”号厚达250-356毫米的装甲，日本之后决定重金打造3艘专门的海防舰，这就是后来的“三景舰”——“严岛”“松岛”及“桥立”号（取名来自“日本三景”之宫城县松岛、京都府天桥立、广岛县严岛）。此外，根据海军大臣西乡从道提出的海军扩张计划，日本将在10年内建造54艘舰艇，总排水量达到66300吨。
说老实话，各国海军都是靠钱堆出来的，日本也不例外。为实现其海军扩张计划，天皇、官员和老百姓的那点捐献当然远远不够。为此，日本于1886年发行了1700万日元的海军公债，以满足1886-1888年度的造舰预算。这笔费用，也被称为海军“别途费”（即“特别费”）。
经多方物色，日本最终选定法国工程师白劳易来主持设计建造“三景舰”。白劳易于1840年出生在法国南希，1885年后由海军卿川村纯义聘请担任日本海军省顾问、横须贺海军造船厂总监督官、舰政本部特任少将，曾为日本设计“高雄”号与“八重山”号两艘无防护巡洋舰。值得一提的是，这两艘舰都是日本横须贺海军造船厂建造，其中“高雄”号排水量1770吨，是日本第一艘采用钢骨铁皮结构的军舰，代表了日本当时造船工业的最高水平。“八重山”号则马力大、航速高，是日本第一艘通报舰并兼作鱼雷艇母舰，舰上可装载5艘鱼雷艇的补给品。
接到新任务后，白劳易与日本助手们开始设计专门克制“定、镇”两舰的海防舰。最初，白劳易打算设计为6000吨级的一等海防舰，但由于受建造经费的制约，最后改为吨位稍小而费用较廉的二等海防舰。由于在防护上无法与“定、镇”两舰抗衡，白劳易决定装备更大威力的火炮来加以对抗，这就是所谓“320毫米巨炮”，即通过更长的身管以达到足以穿透“定、镇”两舰装甲的炮弹速度。“三景舰”中，“严岛”“松岛”均在法国制造，后于1892年返回日本；“桥立”号则由日本横须贺海军造船厂建造，这不仅代表了日本近代海军造船工业的一大突破，同时也证明日本军舰的制造水平远远超过了中国。
“三景舰”竣工后，立刻作为主力舰编入日本海军现役，“松岛”号还充当了舰队旗舰。不过，尽管当时日本国民对“三景舰”的建成感到欢欣鼓舞并充满了种种希望，但三舰缺陷也很明显，因为其排水量只有4200吨左右，比较起来还是炮大舰小，开炮后舰体明显晃动，导致瞄准、转动十分困难；加上其装甲薄弱，也有人将之讥为“手持利刃的赤身裸体兵”。之后的甲午海战也证明，“三景舰”并未发挥大的作用。
1890年，继西乡从道担任海军大臣的桦山资纪提出新的海军计划，即在此后7年间建造12万吨舰艇。内阁会议经讨论后压缩了上述造舰议案，决定在1891年后的5年中建造包括2艘巡洋舰在内的5艘军舰。在“三景舰”建造的同时，日本从英国订造的“千代田”号巡洋舰（排水量2439吨）也于1891年回到日本。1893年，由英国工程师设计、日本横须贺海军造船厂建造的“秋津洲”号竣工，排水量3150吨。
在后来的甲午海战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吉野”号（见附图）系英国设计师威廉·怀特爵士设计，阿姆斯特朗埃尓斯维克工厂建造。该舰于1893年建成，据说本为中国海军订造，后因经费问题而转售日本（似不确）。“吉野”舰是当时最先进的防护巡洋舰，其航速高达23节，号称当时“世界第一快舰”，并装备了阿姆斯特朗兵工厂最新设计的速射炮。“吉野”号回国后，立即成为日本舰队的中坚主力。
在长达二十余年的海军军备竞赛中，北洋舰队曾长期占据优势，但就在甲午战前的五六年中，由于清廷停止购舰而日本海军加速购舰、造舰，这一进一退之间，双方的差距被迅速拉平。据《德意志海军年鉴》统计，1887年中国海军总吨位69000吨，日本海军为39000吨，差距明显。但在1888 年后的6年间，日本添置了大小军舰12 艘，新增海军吨位近18000吨，而北洋舰队未添一舰一炮。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甲午战争前夕，日本海军一线主力舰13艘，总吨位37000吨，大大超过了北洋舰队主力舰的总吨位（不到30000吨）。更要命的是，日本一线主力舰都是新购、新造军舰，舰龄短，航速快，性能先进，其火炮数量、火炮口径、射击速度和弹药威力等方面均超越了北洋舰队舰艇。
在指挥机构上，日本海军军令部于1893年制定作战条例，之后又建立“战时大本营”体制，以便战时统一指挥（后来的日本联合舰队即其产物），而反观清廷这边，海军衙门、北洋大臣、南洋大臣等互不统属，相互牵制，完全没有形成合力。甲午前，中国四支舰队的排水量约8万吨，但除了北洋舰队拥有铁甲舰和大型巡洋舰能够出海作战外，其他三支舰队虽说舰艇数量不少，但多为陈旧小舰，不堪出战。如福建水师不过4艘小炮舰、6艘辅助舰和1艘鱼雷艇，南洋水师虽说有6艘巡洋舰，但舰体老化严重，航速迟缓，而广东水师虽然号称有30艘舰艇，但除了广甲、广乙、广丙三舰排水量约千余吨外，其他都是数百吨的小炮舰或辅助舰，而且很多是木壳船，根本不可能用于作战。
至于其他方面，如军队的士气与精神面貌、水兵的训练水平与将领指挥能力等诸多方面，甲午前的中日海军远不是什么旗鼓相当，而是差距很大。此外，从“桥立”号和“秋津洲”号的例子也可以看出，日本的造船（包括修船）水平及船坞水准都远远超过了中国。至此，北洋舰队成军时“世界排名前八”的辉煌，已是昨日黄花。
回想1885年清廷创立海军衙门时，日方深为恐惧，而原外务卿副岛种臣却力排众议，他表示：“谓中国海军之可虑，则实不足以知中国也。盖中国之积习，往往有可行之法，而绝无行法之人；往往有绝妙之言，而绝无践言之事。先是以法人之变，水军一旦灰烬，故自视怀惭，以为中国特海战未如人耳。……于是张皇其词，奏设海军衙门，脱胎西法，订立海军官名及一切章程，条分缕析，无微不至，无善不备。如是，而中国海军之事亦即毕矣。彼止贪虚有其名，岂必实证其效哉？又何曾有欲与我日本争衡东海之志哉？”不幸而言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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