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沟桥事变”后，老舍从济南只身到武汉奔赴国难，1938年3月27日，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简称“文协”)在武汉成立，老舍当选为常务理事兼总务部主任，负责“文协”的日常工作。武汉撤退前夕，老舍率“文协”辗转入川，用他那支睿智的笔和一个作家的人文关怀，开始了一个文人的抗战生涯。
入川
1938年夏，日机频频轰炸武汉三镇，武汉弃守已成定居。7月30日，老舍等人带着“文协”的印鉴与零碎东西，乘船西行入川。
这是一家打着意大利旗号的中国船只，只开到宜昌，老舍一行四处托人，好不容易挤上了一趟去重庆的船。船上人山人海，船舱里、甲板上，甚至连烟囱下面都挤满了难民。老舍与众人站在船上放眼四望，长江滚滚东逝去，蜀道难于上青天，念及山河破碎，多少人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心中忍不住充满了悲怆之感。
8月14日抵达重庆后，老舍等人暂借青年会宿舍落脚。青年会地方清静，房子干净价格便宜，并且还有地下防空洞，所以永远客满。老舍等人先是住在机器房里，后来移到楼下一间光线不很好的屋里去，过些日子又转移到光线较好的一间屋中，最后升到楼上去，屋子宽光线好，开窗便看见大江与南山。
入川之初，老舍最受不了的上重庆的热。重庆是全国有名的火炉之一，热的令人惊讶，睡在凉席上照旧挥汗如雨，到处都是滚烫炙人，真是名不虚传。好在这里的东西还算便宜，一角钱能买十个很大的烧饼，一个铜板买一束鲜桂圆，在青年会的小食堂里，老舍他们花一二十个铜板就可以美美地饱餐一顿，这倒给了身在异乡的老舍不少慰籍。这时，“文协”的会友也都陆续赶到，他们便在临江门租了会所开始办公，老舍也重新拿起了笔，开始了在大后方的创作。
劳军
1939年初夏，“文协”派出以王礼锡先生为团长、宋之的先生为副团长的战地访问团，到华北前线去访问抗战将士。与此同时，慰劳总会组织的南北两慰劳团也函请“文协”派员参加，“文协”理事会决定推举姚蓬子、陆晶清二人参加南团，老舍参加北团。
老舍将手头的工作作了简单交代后，便带着两身灰布的中山装和一个小铺盖卷，北去远征劳军慰民，察访战时国情。老舍参加的北路慰劳团于1939年7月28日从重庆出发，途经成都、绵阳、剑阁、广元、汉中、宝鸡、西安、潼关、洛阳、南阳、榆林、延安、平凉、兰州等地，一共走了五个多月，行程两万多里，12月8日返渝，后来老舍将这次远征的所见所闻都记在长诗《剑北篇》里。
除此之外，老舍还热心参加其他抗日劳军活动。有一次国立编译馆发起组织募款劳军晚会，他自告奋勇登台表演相声，老舍自幼在北平长大，对相声特有研究，他嘱咐搭档梁实秋说：“说相声第一要沉得住气，放出一副冷面孔，永远不许笑，而且要控制住观众的注意力，用干净利落的口齿，在说到紧要处，使出全副气力，斩钉截铁一般迸出一句俏皮话，则全场必定爆出一片彩声，哄堂大笑，用句术语来说，这叫做‘皮儿薄’，言其一戳即破。”随后，老舍凭记忆记下了《新洪羊洞》和《六口之家》两段老相声，然后便与梁实秋认真地排练了多次。他们的那次演出相当成功，引起了轰动，据梁实秋先生回忆：“到了上演的那一天，我们走到台的前边，泥雕木塑一般，绷著脸肃立片刻，观众已经笑不可仰，以后几乎只能在阵阵笑声之间的空隙，进行对话。该用折扇敲头的时候，老舍不知是一时激动忘形，还是有意违反诺言，抡起大折扇狠狠的向我打来，我看来势不善，向后一闪，折扇正好打落了我的眼镜，说时迟，那时快，我手掌向上两手平伸，正好托住那落下来的眼镜，我保持那个姿势不动，彩声历久不绝，有人以为这是一手绝活儿，还高呼：“再来一回!”
后来许多团体邀请他们去演出，但老舍和梁实秋约定不再露演，除非是抗战胜利再度劳军的时候。
滇行
1941年6月，老舍的同窗好友、西南联大教授罗常培来重庆探望病中的老舍，并带来了西南联大邀请他赴联大演讲的邀请函。1941年8月26日，老舍在罗常培的陪同下搭机赴昆明讲学和养病。
老舍一到昆明，就与云南文化界人士作了广泛的接触和思想交流，深刻细致地了解了云南文艺界的发展情况，代表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对“文协”云南分会的活动进行了考察和指导，并在西南联大进行了总题为《抗战以来文艺发展的情形》的4次讲演。当时日机频繁空袭昆明，在联大演讲时，老舍和台下的听众都不得不屡次离开会场去躲警报，待警报解除再回到会场继续演讲。老舍以其特有的幽默和满腔的热情征服了联大的师生，当时西南联大师范学院主办的《国文月刊》曾将其讲稿全文刊载。
老舍非常喜欢昆明，昆明的建筑最似北平，虽然楼房比北平多，可是墙壁的坚厚、椽柱的雕饰，都似“京派”。他喜欢昆明的天气、山水和那些别具风韵的老房子，喜欢那比什刹海更美丽的翠湖，更喜欢昆明湖，因为那是真的湖，不像北平万寿山下人造的那小小一汪水。平常闲暇无事，老舍便与罗常培下乡小居，两人顺着河堤慢慢的走，土是红的，松是绿的，天是蓝的，远处山坡下的村子蒙着一层薄薄的轻雾，驮脚的驴马带着铜铃，顺着幽幽的古道远去。昆明的风景既像江南又非江南，有点像北方又不完全像北方，使人仿佛置身于一种江南与北方兼而有之的，只有在梦中才会偶尔看到的境界。在老舍眼里，春城就像画家笔下一幅晴朗的油画。
更令老舍高兴的是在昆明遇见那么多的老朋友，风流儒雅的杨今甫、多才多艺的罗膺中，还有闻一多、沈从文、卞之琳、陈梦家、朱自清、陈雪屏、冯友兰、冯至、萧涤非等诸多文坛老友。虽然这些教授当时都极清寒，但他乡遇故知之喜非比寻常，他们都轮流把老舍请到家中，或包饺子，或炒几样菜，或烤几罐土茶，或煮俄国菜汤，围炉小聚，谈天说地，一谈就是几个钟头。后来老舍忆及此事由衷地说：“这真是快乐的日子。”
在朋友们的陪伴下，老舍两月余的云南之旅过得充实而愉快，后来他将这段美好的记忆写成系列散文《滇行短记》，真实地记录了他在云南的行踪。
北碚
北碚是嘉陵江边的一个小镇，离重庆五十多公里，市容整齐美丽，有水路、旱路可直通山城，其安静与清洁又远非雾都可比，是一处理想的居家的地方。
作家林语堂先生在北碚购置了一所古雅的小洋房，后来林先生应邀到美国讲学，便把房子交给“文协”看管。有了这个安静的去处，老舍便常常来北碚玩耍，因为一则这里有许多朋友可就近谈心，二则小镇山清水秀便于写作。1943年11月，老舍夫人胡絜青携子女从北平辗转来北碚与老舍团聚，老舍一家便正式在此小楼定居。小楼共有房屋五间，一间客厅，四间卧室，既是老舍先生办公和写作的地方，也是他的居家之所，因这儿鼠患严重，被他戏称为“多鼠斋”。
老舍在北碚安家后，许多朋友前去看望，向胡絜青询问北平沦陷后的情景及家人的情况。胡絜青不厌其烦地向一拨一拨到访的朋友介绍北平老百姓的苦难，这些真实的细节被细心的老舍仔细记录下来，成为他酝酿新作鲜活的背景材料。1944年元旦，老舍开始创作以沦陷北平为背景的长篇小说《四世同堂》，他对朋友说：“必须把它写成，成为从事抗战文艺的一个较大的纪念品。”
北碚虽然比重庆清静，可夏天也是一样的热。老舍的卧室既兼客厅又兼书房，三面受阳光的照射，到夜半热气还不肯散，墙上简直可以烤面包。老舍在屋里坐不住，只好到室外去，而院子里的蚊子又大又多，让人苦不堪言。这时战局又恰逢最严峻的时刻，我军在中原、广西一带屡战屡败，日军直驱贵州直逼重庆。所有这一切都严重影响了老舍写作的进度，后来他在《八方风雨》中写道：“三十四年，我的身体特别坏。年初，因为生了个小女娃娃，我睡得不甚好，又患头晕。春初，又打摆子。以前，头晕总在冬天。今年，夏天也犯了这病。秋间，患痔，拉痢。这些病痛时常使我放下笔。本想用两年的工夫把《四世同堂》写完，可是到三十四年年底，只写了三分之二。这简直不是写东西，而是玩命!”
就是在这样的环境里，老舍还是完成了他的不朽名著《四世同堂》的前二部，并创作了一百余万字的小说、话剧、散文和杂文，北碚时期堪称是老舍一生创作的巅峰期。1946年初，老舍应邀赴美讲学，从此离开了这个美丽的蜀中小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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