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熙宁四年（公元1071年）到元丰二年（公元1079年）长达八年间，苏轼被一贬再贬，不仅从朝廷下放到地方，而且所处环境也愈来愈差，相继出任杭州通判，密州、徐州、湖州等地知州。对此，苏轼心中自然不服，写下多篇诗文，讥讽新法，终于酿成大祸。元丰二年（公元1079年）七月二十八日，苏轼在湖州被捕，罪名是“愚弄朝廷”、“大逆不道”，关押御史台，险遭极刑。后经多方营救，从轻发落，被贬往黄州任校水部员外郎、黄州团练副使，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乌台诗案”。
元丰七年（公元1084年），苏轼刚离开黄州贬所来到江宁府（今江苏南京），会晤了已经退居江宁八年的王安石。早在宋神宗熙宁九年（公元1076年），王安石即归隐江宁，住在钟山附近的半山园，过起一种闲云野鹤、不问世事的隐居生活来。听说苏轼要来看自己，王安石先是一惊，继而马上披蓑衣、戴斗笠、骑瘦驴，风尘仆仆地从近百里外的住地赶到渡口去会见苏轼。“历尽劫难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此时的苏轼与王安石，一个是经历了多年磨难的旧党中坚，另一个是业已退出政坛的新党首领，虽然各自都还坚持着各自的政治立场，但毕竟已远离了政治漩涡，彼此间的敌意已大为减退，剩下的更多的是文人间的惺惺相惜。
见面后，苏轼与王安石这两位北宋最为著名的文人，在江边煮酒和诗、通宵达旦。苏轼说他有话想说。王安石以为苏轼要重提旧怨，脸色顿时变得难看。见状，苏轼哈哈一笑，说他要说的是有关天下的大事，王安石这才定下神来倾听。于是苏轼陈述自己对当前朝廷接连用兵和屡兴大狱等措施表示不满，认为“大兵大狱”是汉、唐灭亡的前兆，并劝王安石出面阻止。王安石说那都是吕惠卿主政的结果，自己已不在位，不便干预。苏轼又说：“‘在朝则言，在外则不言’，这只是事君的常礼，而皇上待你以非常之礼，你岂能以常礼来报答皇上？”王安石顿时激动起来，厉声说：“我一定要说！”但他很快又叮嘱苏轼不可泄漏此话，原来王安石对吕惠卿的倾轧仍心有余悸。
翌日，王安石又特意安排车马，将苏轼一家接到自己家中歇宿。两人同游山水，一连畅谈了好几天。期间，二人多次作诗唱和，苏轼游蒋山的诗中有“峰多巧障日，江远欲浮天”二句，王安石大为赞赏，当即和之，并叹息说：“老夫平生作诗，无此二句！”王安石甚至劝苏轼卜宅钟山，与他结邻而居、安度晚年。
苏轼终于要渡江北上了，王安石亲送他至渡口。于是我们便看到这样感人的一幕：两位须发皆白的老人，“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噎……”王安石送走苏轼后，对人说：“不知更几百年，方有如此人物！”
苏轼与王安石晚年的这次相见蕴含着丰富的人生内涵。置身官场遵循的是权力逻辑，故，人的情感常常被压抑、遮蔽，乃至异化。出于政治的实用需要，人往往变得言不由衷、身不由己，惟有到了“无官一身轻”的时候方能以真面目示人。想想，这是多么悲哀的一件事。
“暮年一晤非容易，应作生离死别看”。两年后，王安石病逝，孤独、愁苦地离开了这个曾让他和苏轼同样留恋且苦闷的婆娑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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