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6、子曰：“攻乎异端，斯害也已！”
凿
“攻”字之解致为关键，纷纷之说皆由此起。
[集解]攻，治也。善道有统，故殊途而同归。异端，不同归者也。
邢疏：此章禁人杂学。攻，治也。异端，谓诸子百家之书也。言人若不学正经善道，而治乎异端之书，斯则为害之深也。以其善道有统，故殊涂而同归。异端则不同归也。
云“善道有统，故殊涂而同归”者，正经是善道也，皆以忠孝仁义为本，是有统也。四术为教，是殊涂也，皆以去邪归正，是同归也。异端之书，则或糠尧、舜，戕毁仁义，是不同归也。殊涂同归，是《易·下系辞》文也。
[唐以前古注]皇疏：攻，治也。古人谓学为治，故书史载人专精学问者，皆云治其书、治其经也。异端，谓杂书也。言人若不学六经正典，而杂学于诸子百家，此则为害之深。故云攻乎异端斯害也已矣，斯害也已矣者为害之深也。
云“善道有统故殊途而同归”者，善道即五经正典也；有统，统本也，谓皆以善道为本也；殊途，谓诗书礼乐为教之途不同也；同归，谓虽所明各异而同归于善道也。
诸子百家并是虚妄，其理不善，无益教化，故是不同归也。
[朱子集注]范氏曰：“攻，专治也，故治木石金玉之工曰攻。异端，非圣人之道，而别为一端，如杨墨是也。其率天下至于无父无君，专治而欲精之，为害甚矣！”程子曰“佛氏之言，比之杨墨，尤为近理，所以其害为尤甚。学者当如淫声美色以远之，不尔，则骎骎然入于其中矣。”
除此之外，还有多种解释，程树德《论语集释》即列了四种解释——
1、攻伐异端，异端之害就会自止。宋代孙弈《示儿编》即开始提出异说，云：攻如“攻人之恶”之攻。已如“未之也已”之已。已，止也。谓攻其异端，使吾道明，则异端之害人者自止。（见程树德《论语集释》所引孙弈、赵翼等说。）
2、序异端而不相悖，如此则害止。焦循《论语补疏》：《韩诗外传》云：别殊类使不相害，序异端使不相悖。盖异端者各为一端，彼此互异，惟执持不能通则悖，悖则害矣。有以攻治之，即所谓序异端也。斯害也已，所谓使不相悖也。攻之训治，见《考工记》“攻木之工”注。《小雅》“可以攻玉”，传云：“攻，错也。”《系辞传》：“爱恶相攻”，虞翻云：“攻，摩也。”彼此切磋摩错，使紊乱而害于道者归于义，故为序。《韩诗》序字足以发明攻字之义。已，止也。不相悖，故害止也。
3、释两端而用中，清代宋翔凤《论语发微》主此说。
4、攻伐异端，实为有害。《晋书·索紞（dǎn）传》：“攻乎异端，戒在害己”。
《路史·发挥》：“异端之害道，在所攻矣。圣人且不攻之者，非不攻之也，攻之则害尤甚也。”
蔡节《论语集说》：攻之者，攻击之攻。溺于偏识，暗于正理，皆所谓异端。节（蔡节）谓君子在明吾道而已矣。吾道既明，则异端息熄，不此之务而徒与之角，斯为吾害也已。
王闿运《论语训》：攻，犹伐也。《先进篇》曰：“鸣鼓而攻之。”道不同，不相为谋，若必攻去其异己者，既妨于学，又增敌忌，固有害也。
程树德力主此说。
光辉按：种种辩说，似乎都有认错时代的问题。如汉代所谓“杂书”、“诸子百家之书”恐怕就是认错了时代，实际上孔子恐怕不可能先知先觉，预测到会出现“诸子百家”，而且还会出现私家著述即“诸子百家之书”或者所谓“杂书”，对于孔子来说，书本问题并非是学习的第一材料，这是以后代文献充足而行书本教学推测孔子，不可取。解释说，用功于异端，“异端，非圣人之道，而别为一端，如杨墨是也”，更是时空错位，杨墨者孔子所不及见者也，即欲用功于此，有何从而用功？“攻伐异端”之说，也存在疑问，虽然当时已经有各种取向的人物，比如隐者、学稼穑者、或者就是孔子看不起的当权者等等，但是本质上说孔子才是自觉的独标学说者，很难说能够指实何为异端。
因此，理解这一章的意思，我觉得还是从《论语发微》的“释两端而用中”比较妥帖。孔子反复强调过犹不及，批评偏执，应该就是说的这个意思。这里无非是说，在异端方面着力，就是弃中不用，实在是有害。
不过还有一种理解也比较妥帖。
以《论语》证之，所用“攻”字，均作攻伐解，如“小子鸣鼓而攻之”，“攻其恶，无攻人之恶”，不应此处独训为治。已者，语词。不应训为止。如“未之也已”，“可谓人之方也已”。
例之“学”言，衡之以“党同伐异”之论，则可以明之。前云“君子周而不比”，“和而不同”。反之，则执我为一端，而攻乎异端，实在是党同伐异，“比而不周”，有害无益。
孟子曰“予岂好辨哉，予不得已也。”其斯之谓欤？
以我例人，则我为一端，他者为异端，所以有党同而伐异。攻、伐，与辨可通为解乎。
《国语》“和而不同”之说可证此章。
从《论语》本身看，孔子处处批判的是道德沉沦、礼崩乐坏的卑下现实，深切关注的是对于巧言令色等等政治技巧问题以及在物质世界的沉沦，而不是所谓学说问题。在这个角度理解，“攻乎异端”也就是偏离了“中道”，因而只会有害无益；从正面说，就是只有沿着中道前行，才是躬行、践履、证成的正道。因而可以说，将“攻”解为“攻击”或者“治”，都能够表达这样的意思。解为“治”，则是用功于于中道之外，那是有害无益；而解为“攻击”，则是以我为异端、人为一端，从而偏离中道，也是有害无益。
这里我还是主张用“攻击”来理解，所谓“人能弘道，非道弘人”，现存的道路是没有的，只有沿着崇高的方向性指引，在“天道”律令的引导下，以践行、躬行崇高与文明本身为道路，这道路不在这一端，也不在那一端，而在“中”，“中”既是人我相较的“过犹不及”，也是内求诸“己”之中，是摒除了堕落与蹈虚的坚守，是对于崇高的可能的信念和实现可能的崇高的亲历。只有在探索、践履、躬行、证成本身才是正道，才是“弘道”之路，才能显扬那“道”，这既是时间维度向我们开放的未来（从时间上说，未来不是给定的，而是开放的，需要我们去命名和定义的），也是空间当中世界面向我们的开放（从空间上说，文明与野蛮没有清晰的地理边界，所谓“君子处之何陋之有”，文明是化育的实现而不是种族和地理的必然），人生不是既定的量度，而是开放的命名之路、开放的呈现之路、开放的修正之路，伟大的人生之路取决于我们自己。作为现实的存在，“任何人都不比别人占有更多的神龛。我们全都是‘被[利益]涉的’（involved）.”[1]当然在孔子的语境中有超越了利涉的“天命圣人”，但是对于普通人来说，舍此别无它途。
度
在孔子看来，专注于自我提升，并在应世济民当中尊贤而容众，恐怕是应有的态度。而“攻乎异端”，实在是有害无益。
在孔子的时代，有所谓“礼崩乐坏”之说，“滔滔者天下皆是也”。在这样的时代，孔子试图思考世界是否有至善的秩序、是否有文明的生活秩序，而具体的人生除了物质的表征之外，是否还有别的东西。如果仅仅只有物的表征可以判定人生、文明，那么不惜一切手段追求物质性就是无可非议的，当然孔子却是认为人生、文明是有意义可以探寻的，并且是依靠人自身的践行而得以澄明的，“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在人世的生活中，孔子几乎肯定地明白阐发了这样的信念：在“天”的背景下，人世的历程本身是崇高之旅和意义的澄明之旅，文明的高度、标高已经圣王贤哲不断的证成，但是曾经的高度不是现成的道路，而仅仅是灯塔、是路标、是方向，是已经实现过的高度，而不是现实必然的高度，现实的人生之可能的高度是躬行、践行而后的证成和呈现，是人之“弘道”。因此，对于未被命名的人生来说，最终的成就都是自己的行为之结果，而不是已经被定名的旅行。
这样，孔子必然强调辨识能力和意义构建的重要意义，并且坚认只有践行、躬行本身是道路，除此之外别无他路，甚至于是与不屈卑下的现实之决不妥协，《史记·孔子世家》的一段记载很有点这种意思——
孔子迁于蔡三岁，吴伐陈。楚救陈，军于城父。闻孔子在陈蔡之闲，楚使人聘孔子。孔子将往拜礼，陈蔡大夫谋曰：“孔子贤者，所刺讥皆中诸侯之疾。今者久留陈蔡之间，诸大夫所设行皆非仲尼之意。今楚，大国也，来聘孔子。孔子用于楚，则陈蔡用事大夫危矣。”于是乃相与发徒役围孔子于野。不得行，绝粮。从者病，莫能兴。孔子讲诵弦歌不衰。子路愠见曰：“君子亦有穷乎？”孔子曰：“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
子贡色作。孔子曰：“赐，尔以予为多学而识之者与？”曰：“然。非与？”孔子曰：“非也。予一以贯之。”
孔子知弟子有愠心，乃召子路而问曰：“诗云‘匪兕匪虎，率彼旷野’。吾道非邪？吾何为于此？”子路曰：“意者吾未仁邪？人之不我信也。意者吾未知邪？人之不我行也。”孔子曰：“有是乎！由，譬使仁者而必信，安有伯夷、叔齐？使知者而必行，安有王子比干？”
子路出，子贡入见。孔子曰：“赐，诗云‘匪兕匪虎，率彼旷野’。吾道非邪？
吾何为于此？”子贡曰：“夫子之道至大也，故天下莫能容夫子。夫子盖少贬焉？”孔子曰：“赐，良农能稼而不能为穑，良工能巧而不能为顺。君子能修其道，纲而纪之，统而理之，而不能为容。今尔不修尔道而求为容。赐，而志不远矣！”
子贡出，颜回入见。孔子曰：“回，诗云‘匪兕匪虎，率彼旷野’。吾道非邪？吾何为于此？”颜回曰：“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虽然，夫子推而行之，不容何病，不容然后见君子！夫道之不修也，是吾丑也。夫道既已大修而不用，是有国者之丑也。不容何病，不容然后见君子！”孔子欣然而笑曰：“有是哉颜氏之子！使尔多财，吾为尔宰。”
一次对于孔子来说，最为重要的是认清自己的道路，坚定不移地前行，而清除道路上的芜杂还在其次。
在这一背景下理解这一章的意思，应该说将“攻乎异端”理解为心有他骛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我觉得，从不为外物所动，坚持自己的正道，不将精力浪费在争辩之上而为别端所牵引，偏离正道，否则只会有害无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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