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故事”(12)一个也不能少

荷静为您朗读：

一个也不能少“中国消灭牛瘟的经历与成就”一书出版后，出版社给了八千多元稿费。父亲把撰稿的每位作者和每个单位都细心统计好。单位有二十多个，个人有三十多个。他按照文章的字数，一个不落地计算好。文章字数多的得到五，六百元，少的得到八，九元。分完稿费后，他把每个人的稿费都通过邮局寄走。

1982年3月，在兰州召开“口蹄疫学术讨论会”并成立“中国畜牧兽医学会口蹄疫分会”。父亲(前排左七)任秘书长，农科院副院长程绍迥(前排左九)任理事长

有一位作者早已退休，寄了两次都被退回来，父亲只好替他保留着，等他到北京开会的时候，亲自交到他的手里。还有几个作者已经去世，父亲千方百计打听到他们的后代，通知他们到我家来取走书和稿费。

由于稿费给得不多，分配时捉襟见肘。本来每位编委可分到300元编委费，父亲主动给自己减了100元。他在分配记录上写道：我是义务劳动。父亲为这本书的出版，花费了很多心血，得到了一千贰佰元的稿费，他买了一辆轮椅，留作纪念。

我在整理父亲的书柜时，看到了稿费分配记录。上面有冯静兰副司长，鲁荣春副主编等人的签字。

边唱边舞父亲很爱唱歌。晚年，他爱回忆往事，想到当年去过的地方，就情不自禁地唱起来。最爱唱的是：“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松花江上”，“二郎山”，“康定情歌”，“在那遥远的地方”等。

这是我留存的父亲的唯一视频资料，是我堂妹的儿子陈刚来京看望我父亲时拍摄的。当时父亲刚吃完饭，坐在桌前，戴着围裙。由于是未打招呼悄悄拍摄的，光线不好。虽有些遗憾，但极其珍贵。

他会用朝鲜语唱“桔梗谣”，“阿里郎”，而且边唱边跳朝鲜舞。他会说蒙族话，也会说一些藏族话，维族话，朝鲜话等。全国各地的方言，他大部分能听懂，也能说一些。

他曾经跟我讲过一件趣事：他参加革命工作后，在干部学习班上，大家举行联欢会。父亲和另一位男同志表演“兄妹开荒”。父亲把花头巾系到头上，穿上一件花褂子，扮演“妹妹”，那个男同志扮演“哥哥”，他们边扭边唱，逗得大家开怀大笑。

锻炼身体前几年，阿姨每天上午用轮椅推他到街心花园去玩。他坐在轮椅上，双脚着地，带动轮椅朝前走。他说，这也是运动！双脚踩脚踏车一样转来转去，惹得周围的老人拍手笑。

那晚的牛排好吃父亲编写“中国消灭牛瘟的经历与成就”一书的时候，他想起当年在内蒙防疫迷路的那天夜里的情景。当时，他们又冷又饿，疲惫不堪。苏侨招待他们吃了牛排，黑列吧，奶茶。多年过去，他还忘不了当年牛排的味道。有一天傍晚，父亲亲自下厨房，把买来的牛肉馅拌好调料，摊在饼铛上，慢慢煎。一会儿功夫，牛排的香味就飘出来了。他尝了一口说：“还是那晚的牛排好吃”！

父亲的尴尬事父亲做工作很细心，但是对口袋里的钱却很大意。文化大革命初期，他去四川出差。在车厢里，几个年青学生紧紧围着他，东拉西扯，聊得很热乎。父亲到站下车时，伸手到裤兜里掏车票，发现差旅费不见了。问那几个学生，谁也不承认。列车长把几个学生送到车站派出所，问了一阵子，也没问出个所以然。父亲只好“步行”到省政府有关部门去借钱。否则没法坐汽车，没法住旅店，连饭也吃不上了。

父亲(后排左一)1984年在广东佛山出席疫苗鉴定会。前排右一是农业部畜牧兽医总局陈凌风局长，前排右二是农科院程绍迥副院长

八十年代末期，一个夏天的早晨。父亲坐公共汽车到国家经委大院“五号病防治指挥部”上班。下车时，发现短袖上衣的“天窗”里，空空荡荡。老花镜，钱包，月票统统不翼而飞。

父亲跟我说过，他的每个口袋里都丢过钱。我想：可能他自己老实，就以为别人也老实，因此没有“防范意识”。

父亲1984年在哈尔滨兽医研究所

父亲还有一件尴尬事。有一次单位领导安排他出差，买的是下午的火车票。他早晨在家整理好行囊，背着包坐车到部里上班。

吃过午饭，他和一位同事认真地交谈着工作，手表的指针毫不留情地旋转，忽然另一位同事大喊起来：“老尹，几点的火车？你还不快走！”父亲看一眼手表：坏了！再有十几分钟，火车就要开了！父亲抄起背包，三步并作两步，急匆匆地往车站跑去。

当时农业部在东单老钱局，离北京站很近。站台口的检票员看到父亲气喘吁吁地跑来，票也顾不上剪了：“快跑！快！快！”父亲的后脚刚迈进车门，火车就开了。父亲出差回来跟我们说起这件事，一脸庆幸的表情：“要是赶不上这班车，开会就要迟到了!”

做饭的临时工父亲在生活上艰苦朴素，勤俭节约。白菜和豆腐是看家菜，每年冬天必须腌两缸酸菜和一大坛子雪里红。每日早餐，必有泡菜。晚年，他新长出来的头发竟然是黑的。阿姨说，那是他常年吃泡菜的结果。

当年做泡菜用的坛子

平日旧衣旧裤，干净整齐就行。我们要给他买新衣服，他就反对。他说：“我箱子里的衣服再穿十年也不会破，买新的没有必要”。五十年代，六十年代的衣服他都保留着，舍不得扔掉。他说，要留着捐给灾区。

父亲(左一)访问美国

1978年，他参加何康部长率领的政府代表团到南斯拉夫签订科学技术合作协议。有关部门给每个人订做了一件呢子大衣和一顶帽子。回国后，如果把大衣留下自己用，就要交200多元钱，不留用，就交回。父亲只把帽子留下作为纪念，大衣交到有关部门。

父亲(左一)访问美国时参观实验室

他的一件旧毛衣拆了又织，破了又补，就是舍不得扔掉。别人帮忙给他织了两件新毛衣，他舍不得穿，一件送给哥哥，一件留给我爱人。家里吃饭的桌子用了几十年，桌面坏了，父亲找保姆的丈夫用一块装修用的下脚料贴了一层继续用。

朋友为父亲织的新毛衣，他一直舍不得穿

他在经委大院“五号病防治指挥部”上班的时候，有一天换了一个警卫。几个人同时进大门，那个警卫就单独让父亲出示“出入证”，其他的人看也不看。父亲拿出“出入证”，那个警卫敬了一个礼，父亲才进去。

晚上回到家，父亲调侃地说：“为什么那个警卫只看我的“出入证”呢？可能他看我穿件旧涤卡棉衣，年龄又大，以为是做饭的临时工吧！”我们听了都哈哈大笑起来。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