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活忘却了的记忆1

激活忘却了的记忆

     我今年已经76岁了。

     大概在五、六年前,我发现自己的记忆力急剧衰退,经常走出家门后,忘了带钥匙,又回到房间里找。有次找了半天钥匙后发现钥匙竟然捏在我自己的手里,真荒唐可笑。所以从此以后我只要出门，就在房门还没有关的时候搜遍全身的口袋,确认钥匙带在身边,才敢关门。

 

    最近读了关于我父亲的【胡大侔生平简介】后,许多儿时的情景忽然历历在目的出现在我脑海中。因此我想趁现在我还能在电脑上打字的时候,尽可能的将那些记忆用文字记录下来。先从这篇简介引起的一些记忆开始，以后再将对故乡的记忆随时写下来。

 

   这篇文章提到我父亲解放后被选为太平县人民代表，我记得当时父亲还是皖南各界人民代表大会的特邀代表。那时皖南皖北还没有合并，是两个行署。

 

   文中说的杜希轼，他是我的表哥，是我古竹桥大姑妈的儿子。

   大姑妈名胡萼梅，姑父名杜典五。表哥希轼他是共产党人，我不知道。他是病逝在我家中的，当时我在老家念小学，年龄还小，但已经懂事了。我父亲很是悲痛，曾经写诗悼念，诗文不记得了，标题是“哭杜甥希轼”，不知能否在其他地方找到这首诗。

   文中提到的焦能良先生，是焦鸣鸾先生的侄子。我们都非常熟悉，但却是称呼能良叔叔，鸣鸾伯伯。但背地里我们家除了我父亲外都戏称他们为草鞋先生和皮鞋先生，盖因能良先生每次来我家时都是穿着草鞋，而鸣鸾伯当时是国大代表，他一直穿双大的不合脚的皮鞋，走起路来踢踏踢踏的响。这种戏称也只能背着我父亲说，当着父亲的面没有一个人敢这样称呼他们。五弟德冲就是因为在背后叫了俞观桥一声俞豁嘴（俞观桥同志患兔唇）就被爸爸打了个大耳光。

   能良叔叔经常到我家主要是为传递情报等事情。解放后他好像是第一任县人民银行行长。听五弟德冲说，刘伯承将军送我父亲的两匹马，其中一匹就让他牵去，到芜湖将第一批人民币驮回太平的。用马运人民币这种事，也只有他能良叔叔干的出来。

   说到马，我记得那年的3月底或4 月初，具体时间我忘记了,我们全家从游击队根据地回甘棠，爸爸拄着拐杖高兴的一面走一面大声说：“走，回去解放太平去！”我清楚的记得回家后，家已经让国民党撤退的大兵搞的一塌糊涂，乱七八糟的不像样了。

   我们家是在解放前一、二十天的时候被接到到游击队根据地的。那里是个什么地名我不知道，只记得去和回来的时候都经过一个叫前村里的村子。我和大人们一样是步行进山的，五弟德冲和小妹秋生是坐在稻箩里被挑进山的。大概在回到家后的第二天或第三天，就是文中说的我父亲将刘伯承接到家中休息的那天。我当时12岁，我记得那天上午我看见我家上堂上坐着一位带眼镜的，穿着黄绿色的上衣，但不是解放军那种军装的人，在和我父亲交谈。后来听我二哥说那是美国的卡其布的大夹克，穿这大夹克的是刘伯承将军。我要补充的是，刘伯承将军当时还送了我父亲两匹马，为这两匹马，我父亲还请了专人照顾，其中有一匹后来患炭疽病死了。二哥德泳经常骑马，曾经骑着马到仙源太平中学送学费给我。53年后我和二哥到上海，后来马的去向如何就不知道了。关于我们见过刘伯承将军的事情，父亲和二哥都不让我们说出去，训斥说“这有什么好夸耀的！”所以后来就不敢在人前说了。

 

   解放前我父亲和地下党的很多干部有接触，除了文中记载的外，我知道的还有杨明（后任安徽省委组织部长）许英汉（后任安徽省政协秘书长）等人。 二哥曾经护送一位女同志进山，听说叫洪奇，据说是胡明的爱人。未能核实，也许是其他一个叫洪什么名字的女同志吧。（胡明是皖南党的领导人之一，解放后任旅大市委书记，文革后任抚顺市委书记和纺织工业部副部长)。

 

   解放前曾经在我家里住过的国民党军官还有滕少石、王克烈，只知道他们都是团长，是什么部队不知道，但都是说四川话的。还有一位姓何的团长，是个老头子，我印象特别深，花白的头发，人很和蔼可亲，很会吃，他吃饭的时候，全屋子都飘香，酒香，腊肉香，辣椒香，特别是那烟熏的腊肉的香气，闻到后不禁会流口水的。我们家后来都爱吃辣椒和川菜，可能就是受这个老头子的影响。交往较深的还有方文仁先生，他是国民党不知哪个部队的被服厂厂长，他的太太是庄里人，文革期间我长住在无锡出差，有次我到浒墅关，顺便打听了一下，就找到了他家，可惜只见到他太太，方伯伯已经去世了。最让大家讨厌的还有一位住在庄里的什么团长，叫赵惠嘉的。兄弟们一直到现在还取笑我小时候为了要穿新军装，哭着在地上打滚的事情，就是那次要到庄里赵惠嘉的家里去吃什么饭的时候。

 

   与我父亲交往很深的还有刘敬之先生，也曾经在我家住过一段时间，那是解放后，他从北京见周总理回来时。对他老人家的印象，如果用现在流行的话来形容就是很搞笑的样子。他有一个大木盒子，老是不离手。那个大木盒子是有专门名称的，我忘记了叫什么盒子了，是一个不太大的，打开盖后里面有好几层，最上面那一层放着毛笔、砚台和墨等书写用具。将这层拿开，下面是纸张和信，其中有许多周总理写给他的信，但他不说是周总理的信，而是拿着那些信对我们晃一晃说：这是周总经理的信。他称呼周总理为周总经理。我父亲曾戏说：“也对，这么大国家的管理人，叫总经理也不算错！”我们兄弟每当谈及刘敬之老先生时，总是会说到这很滑稽的一幕。其次印象最深的就是老先生的字了，他的字很有特色，一个个的都是扁扁的。

 

 60年代和我父亲交往较深的还有赖少其先生（当时是安徽省委宣传部长)我89年在深圳工作期间还曾到广州的市荫路赖伯伯住处去看望过他和曾菲女士（赖佰母）。我记得72年我父亲去世后，赖伯伯好像在庄墓公社还是什么地方劳动吧，他托人买花圈送到追悼会去，听说那位受托人一时买不到（当时花圈，卖完了）就到我父亲的治丧委员会去找人想办法，不意治丧委员会的一个工作人员说；“你随便到那里租一个花圈就是了”。为这句话还吵了一架。（此事我记的不是很清楚，我想请我妹妹和五弟，看见我的博客后，直接纠正。我所有的回忆都要请他们直接补充或纠正）

 

 我父亲是解放后加入民革的，是朱蕴山（后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和朱子帆（后任安徽省交通厅长）介绍加入的。1964年我父亲到北京社会主义学院学习，回来后就被交叉到安徽省农工民主党任副主委。

 

   关于和许起雄伯伯合办大企医院的事，有一点要纠正的是解放后我父亲到上海动员许伯伯到太平合作办医院，而不是在上海办医院。许起雄又名许企云，大企医院的名字就是父亲和许伯伯的名字中的两个字合起来的。我小姑父杜缉之对这个名字很欣赏，对我们说：“你大叔真会起名字！”然后就说了一大通这个名字有什么什么涵义之类的话。我们家兄妹对父母的称呼都不一样，有的叫大叔，有的叫大伯，就是没有叫爸爸的。我至今也不知道为什么是这样。而所有的邻居对此也没有一个感到奇怪的。有些和我们年纪差不多的邻居，也是跟着我们称呼父亲为大叔大伯的。

 

   我是49年小学毕业上初中，上了半年就去芜湖萃文中学念书了，我去芜湖是就是由原来游击队的干部送我去的，其中一位的名字叫程和珍，另外一位名字忘记了。那时去芜湖要走3天，第一天到青阳县，晚上住在县教导大队，第二天乘小帆船过通浦湖到大通，第三天从大通坐小火轮到芜湖。到芜湖后先住在太平会馆（二街上，对面是个药店）后来就住校了。星期天到柳春园崔会先伯伯家或崔鹤侪叔叔那里吃饭，有时到大砻坊姨夫那里玩。那时也经常去芜湖统战部，好像是在一条巷子里的楼房里，巷子名字忘记了（好像是叫小营巷），在那里除了鸣鸾伯以外还有郑汉伯比较熟悉，也是在那里第一次见到后来在合肥经常见面的许英汉伯伯。萃文中学是教会学校，刚解放时学校还是要做礼拜的，唱诗，念灵修日志。那时美国人还没有回国，我记得有两位，一位叫华尔登，学校里有座楼就叫尔登堂，另外一位叫任乐德，他教英文，我和他的孩子经常在一起玩橄榄球，可惜他们的英文名字我不记得了。我上课的那座楼楼名是竟成堂。

 

   我和二哥53年到上海，到后不久，太平的苏绍章伯伯就找到我们住的地方看我们，主要是打听太平土改、肃反等情况。要我们和我爸爸说他在上海还好，不要担心等。我当时只知道他叫苏仲文，是父亲的好朋友。也是苏梅（即台湾成功大学的苏雪林教授）的二哥。我小学的国语课文中有一篇“秃的梧桐”就是苏梅的作品。父亲告诉我苏仲文伯伯就是苏梅的哥哥。仲文伯伯是太平中学的创始人。直到如今我还是搞不懂当时我问我二哥的一个问题，仲文伯伯是怎样知道我们住的地方的？为什么他不对我们说他住在什么地方，也不知道当时他在上海做什么工作。

 

 为尽可能回忆家父的一些情况，我想到哪里就随手记下来，以后有机会再整理了。在合肥期间和爸爸常来往的人我能记得起的还有：戴戟（副省长）、王贯之（民革主委）、谢汝昌（民革）、鲁彦周（作家）、陈雪尘（农大教授）、方向明(安大党委书记)、严凤英(演员)、刘夜峰（高教处）、徐味（高教处长）、陈粹吾（中医学院院长）、周明元（牙科专家）、王修凯（卫生厅副厅长）、余云（省文化局局长）、冒孝鲁（安大教授）、玛金（诗人）、严阵（诗人）、洪沛（省统战部部长）等...、有时候也有原来在皖南游击队的人到合肥来的时候到我家来看望的，如项笑三（望江县县委书记）、胡益均（祁门县后来是黄山区政协主席）、陈宝莲，还有些我不知道叫什么名字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