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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上方绿标收听主播 沐方婷 为您朗读(第140期)
金色的琉璃瓦，红白相间群墙，这是湘雅医院标志性的红楼。在20世纪前期，长沙城北没有更高的建筑，绵绵湘水绕长沙城而过，船家由北沿江而上，一看到湘雅医院的红楼，便知道是到了长沙。
而我的记忆，也正是从湘雅医院的红楼开始。
我出生于长沙，我的母亲是湘雅医院的医务工作者，我和妹妹从小在湘雅医院的院子里长大。红砖清水墙的湘雅南院3栋，是我们成长的起点。
在湘雅南院的岁月十分快乐。我们住的是长条的筒子楼，邻里街坊就像组成了一个大家庭，共用厨房，也经常在一起吃饭——谁家里做了一些辣椒，谁家又做了一些萝卜——哪家里有好吃的，都会拿出来分享。
记得小时候母亲给我们订牛奶喝，但如果别家的小孩缺牛奶，母亲就把我们家的牛奶分给他们喝。我家隔壁邻居是男孩子，我母亲特别喜欢他，有什么好吃的都会给他尝尝，就当自己的儿子一样。
这里是“大家庭”，也是小伙伴们的乐园。那时的父母对我们的教育都是“放养式”，我们每天有大把的时间和大自然、社会亲密接触。那时候湘雅南院后面有片很大的空地，有很多樟树，小伙伴们最喜欢在那嬉戏玩耍。让我记忆深刻的是，曾在那里捡柴火，当时家家户户都是烧蜂窝煤炉。
每到夏天的晚上，大家都会到外面纳凉。有些大孩子调皮，喜欢讲鬼故事，常常会把我们吓得根本不敢单独在家，但大家还是乐此不疲。看露天电影是小伙伴们最高兴的事情，大家会早早搬来凳子，电影的剧情会给小伙伴们带来无限想象。
由于母亲经常要在医院上晚班，有时不放心我和妹妹在家，就会把我们带到医院“跟班”。还记得晚上，我有时要带着妹妹穿过医院回家，经过黑咕隆咚的地方，一旦想起院子里小伙伴讲的鬼故事——有时候不禁汗毛都竖起来，脚步会不由自主加快。
那时我们组织的文艺宣传队，经常去病房慰问病人，也会在湘雅医院的舞台上表演。记得有一回，我和小伙伴手持“红宝书”跳样板戏，标准动作是将“红宝书”从口袋里拿出来，做几个动作后再插回口袋。可是当时在舞台上，我们的“红宝书”怎么也插不回口袋，小伙伴们互相帮忙把书插回口袋——现在一回想，这真是舞台上稚嫩又好笑的一幕。
我在读初二时，从湘雅子弟学校转学到了长沙一中。离家远了，每天来回四趟，走一趟要20多分钟，心里还想着学习和家务事——自然而然，这让我养成走路很快，做事风风火火的习惯。
在那个“阶级斗争”的年代，在湘雅南院的二十年岁月是“世外桃源”。在互帮互助的集体主义氛围中，大家乐观积极，从不觉得什么是苦。前不久，分别三十年的我们湘雅南院3栋“大家庭”重新聚会，大家围坐成一排，就像当年在邻居阿姨家看电视一样，那个年代电视机是稀罕物，看电视时小伙伴们都很兴奋。大家也有说不完的话，在岁月沉淀里，也许改变的只是容颜，而彼此的情谊越来越浓烈。
我小时候有一个外号，身边的叔叔阿姨们都叫我“红管家”。
这是因为母亲在湘雅医院的工作十分繁重，常要上晚班，我的父亲在河西的中南矿冶学院（现中南大学）教书，每个礼拜回来一次。我带着小1岁多的妹妹，小小年纪就开始了“当家”。
“红管家”是名副其实的。母亲经常说我是“打破砂锅问到底，还问砂锅有几个底”，可能真是出于我强烈的好奇心。五六岁时我就会煮饭，七岁时已经会炒菜，母亲上班繁忙且身体不太好，我则要承担家里的家务，同时还要照顾妹妹——当她在外面受了“小欺负”，我得去帮她“出头”。
我经常开玩笑，我是被学术研究耽误了的“家务能手”。那时家里被我整理得井井有条，每天母亲下班回来，我也做好了一桌子饭菜。因为我做的饭菜好吃，就是父亲在家，也会等我回家“掌勺”。做家务是要“解决实际问题”，我想这是后来“经世致用、天道酬勤”治学理念的源头之一。
可以说，我和妹妹很早就锻炼了独立生活的本领。现在我都会经常回想起，在厨房过道里看书的情景——喜欢放点音乐，外界再怎么闹也不影响我。我也常常在厨房里一边洗碗时，一边唱着样板戏《智取威虎山》里小常宝的那些戏段。我们一家都喜欢唱歌，如果父亲在家，他会拉京胡，家里这时会特别热闹。
父母教育我们要保持勤劳节俭的作风。那时候，我的节约是“很有名”的。记得有段时间我带妹妹去湘雅医院的食堂吃饭，每次带她都打“酸菜汤”——便宜又下饭。久了，妹妹不同意，抱怨说“老是吃这个，我不干！”有一次被邻居看到后，她就向我母亲“告状”：你们家晓红太“抠门”啦！
于是我每次打饭时给妹妹多加了一根香肠，但我自己还是只打一份酸菜汤。邻居家杨阿姨看到问：“晓红，你为什么这么省？”我告诉她说：“要节约。”现在，这个片段依旧还成为妹妹当作笑料“吐槽”。
母亲要求我和妹妹生活要节俭，但她十分懂生活，她性格开朗、热情，能唱会跳。记得医院里有护士阿姨每次回家乡上海探亲，她总是托她们从上海给我们捎带上几件时髦的丝巾、裙子。但母亲对我们的要求是第一要务把学业搞好，而不要在打扮穿着上攀比。我们家的衣服，时常是我穿了后再给我妹妹穿。我直到大学时才穿上曾经流行的“的确良”。
无一例外，每周回来一次的父亲，“固定动作”就是检查我们的作业。一旦发现作业做得不好，他就会很严厉地批评。他对我们的要求十分严格：每天六点钟要起床，每天要跑步、坚持锻炼身体，必须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
对我和妹妹，从读大学起，父亲会定期给我们写家书，信中是涵盖工作、学习、事业、家庭，甚至是出行安全等各方面的叮咛、嘱咐。父亲在河西的中南矿冶学院教书，当时的长沙河西可以说就相当于远离市区的郊区。
从河西到河东很远，还没有通桥，只能靠坐轮渡。直到1971年，长沙市修建湘江一桥，记得当时要求每个单位派人参加义务劳动，我母亲身体不好，十岁的我就代替母亲去修桥现场做义务劳动——挑石头。
我16岁参加高考，高考成绩还比较高，考上当时全国重点大学中南矿冶学院。我的录取通知书是邻居阿姨给我从医院传达室领回来的，她一边走一边喊“晓红考上大学啦，晓红考上大学啦！”结果整个医院都知道我考起大学了。
从此我也是每周从中南矿冶学院回家一次。每次从“偏僻”的学校回到河东的家，我的鞋子总是踏着一脚的泥巴，邻居时常打趣地说：哟，从菜地里回来了！
现在，长沙的河西与河东早就没差别。我工作也在河西——无论是在中南大学任教，还是湖南商学院担任校长，河西早已成为长沙时代飞跃发展的见证。交通方便了，美丽的景观道、新建的高楼大厦，还有集中了全省科技和大学城等科技教育优势——河西早已不再是郊区。
这期间，我发挥了学者“经世致用”的作用，担任中南大学商学院院长时，我和团队率先提出了“大河西先导区（现湘江新区）”概念，助推湘江新区成为中部地区首个国家级新区。担任省“两型办”副主任时，我牵头组织制定出台了106项原创性改革，完成了生态文明体制机制创新等多项国家重大项目，被国家相关部委高度评价为两型社会建设的“长株潭模式”。现在的湘江新区也是“两型”建设的标杆区，这里的梅溪湖、洋湖等也成为长沙的新地标。长沙的发展之快，变化之大，可以说天翻地覆。
我一直追求做顶天立地的学者，更致力于当好一名教育工作者，培养胸怀天下、德才兼备的人才。对于教育事业，我有一种发自内心的热爱，这种热爱源自于我的父母。
父母是有着厚重家国情怀的知识分子，他们对我和妹妹的希冀从小到大没变过——希望我们好好读书，将来在高校好好做学问。他们希望我们学有所成，并将所学为国效力。
上世纪90年代初，我在日本东京工业大学做高级访问学者，当时国外待遇很优厚，父亲担心我“不回来了”，经常写信给我。事实上我也没什么留恋，只想把最先进的管理理念带回国家。后来我妹妹和妹夫到日本留学，父亲也担心他们选择留在国外，曾专门写了一封20多页的家书，觉得寄信太慢，且守着我一页一页给妹妹发去传真。后来我妹妹、妹夫也回到祖国，在自己的学术领域攻坚克难、兢兢业业。
父母从小教导我“低调做人、高调做事，清清白白做人，认认真真做事”，他们对待学生像对待子女一样，还十分关心家乡教育事业的发展，生前一直资助家乡小学，建造新教学楼，设立奖学金。我接过接力棒后，除了继续支持家乡学校发展，还曾参与“春蕾计划”，资助贫困大学生和对口扶贫村学生。
在父母的影响下，我心无旁骛地朝着自己的人生目标走，将所学应用到实际，为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从最初的关注信息决策、中小企业融资，到后来的“两型”社会建设，再到今天的数字经济和5G时代，大数据、区块链、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应用，我始终瞄准国家需求的痛点难点问题，研究成果获得了广泛关注，先后获得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全国优秀教师、光召科技奖、复旦管理学杰出贡献奖，入选全球高被引科学家，也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
我们开朗乐观、吃苦耐劳的性格，快乐的成长，以及之后所获得的一点成就，在我看来，都与我的父母、我们的湘雅“大家庭”岁月密不可分，那是滋养我们心灵和精神的源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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