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2月，北京召开了城市规划会议。
会议上，苏联专家巴兰尼克夫建议拆除北京古城墙，将北京修成一个工业化中心、带动全国工业化发展。
以郭沫若为代表的规划局成员，欣然赞同了苏联专家的拆墙意见，却没想到此举遭到了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夫妇的强烈反对。
梁思成多番奔走无果，最终气到落泪，而林徽因更是被气得一病不起，撂下狠话：现在拆墙，你们以后是会后悔的。
当时郭沫若等人不以为意，却没想到林徽因的话一语成谶，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1930~1945年15年间，林徽因与梁思成四处奔走，累计走过了2700多处古建筑，搜集到了大量的珍贵一手资料，为建筑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根基。
1948年平津战役前夕，梁思成更是将他与林徽因亲手绘制的《全国文物古建筑目录》交到了解放军手里。
不仅在上面重点圈出了当时北平的珍贵古建筑，而且还再三强调道，
“这是全世界目前现存最完整、最伟大的中国都市，请一定将它保留下来！”
事实也是如此，拥有3000多年建城史、900多年建都史的北平，几乎完整记录下来了古中国的城市变迁。
具有极高的研究和观赏价值，无愧于最美古都一称，这样的城市倘若因为战争而损毁，实在是太可惜了。
好在后来北平得以和平解放，解放军又军纪严明，北平城的美丽才保存了下来。
可就在林徽因与梁思成等建筑学家为之欣喜的时候，1949年末的北京城市规划会议，却彻底打乱了他们的思绪。
会议上，苏联专家巴兰尼科夫明确表示，北京这个政治文化中心，一直是靠汲取周边城市的血液，才勉强维持下来的，那些古建筑对于中国来说有害无益。
他认为新中国应当以天安门广场为中轴，将原本的古建筑、古城墙给拆除，将北京城翻新，从而拉动整个中国迅速完成工业化。
这个时候，梁思成以及陈占祥等建筑学家坐不住了，他们立即站出来明确表示，
“任何一个学过专业城市规划的人，都提不出这样的规划方案！”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当时天安门广场周围旧城区域非常狭窄，容纳行政人员都非常困难，更别说容纳行政人员家属了。
再者说了，苏联专家所提到的行政中心，恐怕起步就要容纳60万人，北京城中央哪里装得了这么多人？
实际上，这也是我国规划局当时绝大多数成员的想法。
在大家看来，将北京城古建筑拆掉去建一个新的工业代表城市，完全没有必要。
因为当时我国在东北已经有一大片具有工业基础的城市了，开展工业化绰绰有余。
可是苏联专家的话，却给郭沫若等规划局成员提了个醒。
在凡事都讲新的当时，古建筑、古城墙真的还有存在的必要吗？
拆除北京古城墙、古建筑，并不是哪个人的想法，而是当时很多人的共同意见。
在郭沫若等规划局成员看来，城墙这种封建时代的产物，早就已经跟不上时代的步伐了。
冷兵器时代，城墙固然可以抵御敌人，可是在当时的环境下，城墙根本挡不住敌人的坚船利炮，还不如拆了盖新建筑、带动经济发展。
而在北京普通民众看来，绵延数公里的城墙简直是个累赘。
不仅碍事，动辄就要人们绕行，而且对人们的实际生活也没有什么作用，要是能拆了盖成新建筑，也算是物尽其用。
在解放军们看来，古城墙代表的是封建老旧的东西，是需要破除的对象。
当时阅兵游行的时候军旗在经过三座城门的过程中还得低头，这属实令人不快。
再加上三座门的阻碍，让很多人没能见到主席的真容，这就更加让人们对那三座门和古城墙不满了。
在相关会议上，甚至还有一些人找来了三轮车夫，车夫们在会议上也控诉那三座门对交通造成了怎样的阻碍。
不仅严重影响了他们的工作效率，而且每年都会出一些交通事故，如果不将这些东西拆掉，对人民来说没有丝毫好处。
除此之外，当时的北京市副市长吴晗也对旧城改造是大力支持态度，苏联专家就是他请来的。
目的就是在改造旧城墙的过程中，能够获得绝大多数人的支持，而事情的发展也跟他想得差不多，提案最终在会议上得以通过。
当梁思成在会议上据理力争的时候，吴晗是这么回复的，
“试想一下，将来北京城到处建的都是高楼大厦，就剩下一些牌坊和宫门突兀地放在里面，到时候看着跟鸡笼、鸟舍似的，能有什么文物鉴赏价值呢？”
除此之外，一部分建筑学家还当场指出，北京城皇宫建筑实际上是与中国古建筑存在“割裂感”，根本不具备代表性，即使保留下来也没有什么研究意义。
在会议上，梁思成就被气得面色发白。
不过由于绝大多数人都支持拆除古城墙，而他无力改变大家的意见，最终也只能闷声坐下。
当时会议上如他一般想法的还有一些人，不过他们毕竟占了少数，无力改变集体的意见，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提案通过。
话虽如此，梁思成等人却并没有因此而选择放弃，反而是继续为挽救古建筑古城墙四处奔走。
梁思成等人知道光凭言语是不足以让郭沫若等人改变想法的。
为了让他们也意识到古城墙和古建筑的重要性，梁思成、林徽因以及陈占祥等人四处奔走，用将近一年时间来收集资料。
最终给出了2.5万字的《关于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区位置的建议》。
在这份报告中，梁思成等人明确指出想要利用改造北京老城区来，将北京发展为一个行政中心，是得不偿失的。
然而，郭沫若等人很快就否定了梁思成的意见。
他们认为既然要破旧迎新，就应该破个干净，北京古城墙已经成为了这个城市发展的阻碍。
与其另建中心不如原地改造，也好表明与旧时代彻底决裂的决心。
眼见自己竭尽全力也无法保护北京城古建筑，梁思成不禁失声痛哭。
就连素来有才女之称的大家闺秀林徽因，都因为这件事情失了气度，直接破口大骂，
“你们把真古董给拆了，将来是要后悔的！到时候就算恢复起来，也只能算是假古董！”
当时已经49岁的林徽因，本来就患有严重的肺病，被气得更是直接就卧床不起。
可即便是病重之时，林徽因依旧在惋惜那些宝贵的古建筑，
“在博物馆的橱窗里，我们精心地保存着几块残砖碎瓦，那为什么面对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古建筑时，我们下手却毫不留情呢？”
然而这个问题注定没有答案，古城墙的拆除在当时已经有了定论。
1954年定安门被拆除，1956年，永定门以及周围的城墙也被拆。
直到1959年，位于北京城中轴线上的中华门也彻底消失了踪影。
截止至1969年，北京城的内城墙基本上拆除完毕。
如今北京内城墙还留下的仅仅只有两小段，一段是崇文门至东南角箭楼之间，至于另一段，则是西便门城墙。
无论是从规模还是从气度上来看，这两小段城墙早已不见昔日的辉煌，不过一期间我们还能从中看出一些岁月的厚重感。
不得不说，北京城古城墙以及古建筑的消失是我国的一大损失。
如果当时人们能够听从梁思成的建议，将新的行政中心修建在北京旧城之外。
那么北京完全可以成为一个集文化政治与经济一体的历史文化之都，将会有比今天更加浓厚的底蕴。
然而历史没有假设，那些经历上千年风吹雨打的城墙，最终还是在一片片挖掘声中，消失了踪迹。
后来建筑学家把梁思成当年提出的方案又拿了出来研究了一番，最终确定那个方案，即使放到今天来看，也是非常先进的。
由此可见，人们心中有多么遗憾。
事实证明，林徽因和梁思成等人的眼光的确是非常超前的。
他们曾说过要不了100年，昔日那些叫嚷着要拆除北京古城墙的人就会后悔。
而事实上永远不需要这么久。
2004年的时候，北京市政府就花高价重建了永定门，距离昔日拆墙仅仅过了47年而已。
虽然在1996年的时候，我国文物局就已经呼吁过市民捐砖，以此来修复明朝时期的城墙。
也在2002年正式启动2期修复计划，累计筹集了上百万块旧砖，预定重修廊桥，将一二期工程给贯通起来。
可即使人们用旧城砖块垒出昔日古城墙的模样，也早就没有当初那个味道了，就像林徽因所说的那样，如今重建出来的不过是赝品罢了。
古建筑的美与意义究竟在哪儿？是人们在建造它时所耗费的巨大的人力物力吗？
当然不是，凭借如今先进的建造技术，我们只需一天时间就能建出过去一年也建不出来的房子。
甚至可以说，凭借如今的技术，我们可以轻易地再修一道长城、再建几座金字塔，但是没有人尝试去这么做。
因为这些东西即使建筑起来了，也只是个空壳子，没有浓厚历史带来的沉淀，也没有丰盈文化填入的底蕴，根本吸引不了任何人。
只可惜，当初的吴晗、郭沫若等人似乎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他们认为只要抛弃过去的旧物，就能打造出全新的北京城，认为革旧鼎新是时代的潮流。
实际上，吴晗不仅仅想要拆除北京古城墙的古建筑，还想要对故宫进行修整和重建。
为了让自己的计划得以实施，他又写了一篇文章，专门论述北京故宫的前朝的各种建筑。
文章中表明，北京故宫根本就不具备被完全保护的价值，更谈不上什么珍贵。
他之所以写这篇文章，一是为了让更多的群众站在他这一边，以便于他更快速地完成故宫改造。
二则是为了证明他才是正确的，像梁思成和林徽因等人只是老顽固而已。
由于梁思成以及林徽因等人的努力劝阻，吴晗的意见最终没有得到全盘实施。
当时他的心中还是有所不满的，但是等到后来他的这份不满就化为了庆幸。
因为随着时代发展，人们很快就意识到我们对待旧的事物不能一味选择摒弃，要学会从老祖宗留下的东西中取其精华、弃其糟粕，一味的革故鼎新是行不通的。
当然，作为后人，我们虽然为北京古城墙古建筑被拆除感到惋惜，但是也无法指责吴晗等人当初的做法。
毕竟当初大家之所以急于拆除古城墙，其实是为了尽快地建设出国家的新面貌，为了尽快将人民的生活水平提上来，归根到底还是出于为人民考虑的理念的。
再者说了，当时人民最迫切的需求是吃饱饭、把经济搞起来，而不是搞旅游建设，四处看风景，人们的物质需求远远大于文化需求，这才会最终造成那样的局面。
至于如今，则是大不相同了，随着时代的发展与我国国力的进步，我们走上了繁荣富强的道路。
这时候再为了大力发展经济而破坏国家文化底蕴就不可取了，毕竟我们既要经济的高速发展，也要文化传承不断。
想要提高经济发展的速度，我们国家有各种各样的办法，但是像古建筑古城墙这类带有浓厚历史色彩的珍贵文物，一旦被破坏就永远也回不来了。
昔日北京古城墙与古建筑被拆除，就是最惨痛的例子，今天的我们一定要铭记教训，保留好先人留下来的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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