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300年——前250年，
阿育王（Ashoka，意译无忧，约前304年－前232年）
庄子（前369年—前286年），名周。
荀子（前313年－前238年），名况，时人尊而号为“卿”。
客观上，当时的世界，是两个战场。
一个是亚历山大遗留的西方战场，一个是中华的东方战场。后来，西方战场越来越大，越来越为各自的“独立、自由、平等”而战，头破血流，乐此不疲；东方战场即将结束，终于从“夏商周的联合国模式”转变成了“以大一统为主线”的中华天下，而且一直延续到今天。
前327年，亚历山大入侵印度西北部。但在印度历史上，没什么痕迹，来得快，去得快，如同旅游，烧杀抢掠一番，然后，什么也没留下。但是，客观上，亚历山大把古印度、古波斯、美索不达米亚、安纳托利亚、古埃及、希腊、马其顿，连在了一起，形成了一个更大的东地中海区战场。
亚历山大走后，古印度处于真空状态。前317年，摩揭陀国一名叫旃陀罗笈多的青年，组织了一支军队，击败了西北印度的马其顿人的部队，掌握了政权，建立了孔雀王朝，这是印度历史上第一个比较统一的王朝。
旃陀罗笈多笃信耆那教，后来抛弃王位出家，绝食而死。他出家后，其子宾头娑罗继位，宾头娑罗死，其子阿育王继位。据佛教传说，阿育王杀了99名兄弟，才坐稳了宝座，他原是一个穷凶极恶的暴君，曾经专门挑选最凶恶的人设立“人间地狱”，去残害人民。在正式即位后8年，阿育王征服了羯陵伽。
据他自己所刻铭文的记载，在这一次战争中，羯陵伽有15万人被掳走，10万人在战争中被杀，还有若干倍于此的人死亡。经过三代人的经营，孔雀帝国至此达到了极盛阶段。
在阿育王统治时期，最鼎盛时，除印度半岛南端以外，北起喜马拉雅山南麓，南至迈索尔，东起阿萨姆西界，西至兴都库什山，都并入了孔雀帝国版图。
鼎盛时期的孔雀王朝
阿育王的前半生被称作“黑阿育王”时代。后来他信奉佛教，停止武力扩张，强调宽容和非暴力主义，开始推行“正法”统治，要求人们节制欲望，清净内心，不杀生，不妄语，多施舍；服从并维护社会等级制度，尊敬父母、尊长、宗教导师，按照公认的社会道德规范对待亲友、婆罗门、奴隶和仆人。所以，他的后半生，被称作“白阿育王”时代。
在阿育王死后不久，孔雀王朝王权衰落，印度重新分裂为许多国家。前187年，孔雀王朝的最后一位国王在阅兵时被大臣所杀。孔雀王朝立国150年后，正式结束，古印度重新进入了六神无主的状态，继续无人值守。
前面我们讲过，印巴核心区有个特殊问题，这块风水宝地，由于气候地理原因，活人容易，但想活舒服了，不容易。所以，即便所罗门、刹帝利，在权力、财富上的野心和动力也不足，因此，这个地方，是个“修炼个体精神境界”的好地方。
《吠陀》、《奥义书》就是印巴区的核心文化，内容，就是讲个体修炼的智慧。耆那教，就是修炼个精神智慧的宗教。但是，个体修炼需要付出极高的思辨智慧，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因此，耆那教只适合少数人。阿育王的爷爷，后来抛弃王位出家，绝食而死，就是因为他笃信耆那教。在古印度，个体精神层次上的追求，比现世的辉煌，比财富的幸福，高尚的多。
《奥义书》后期，释迦摩尼改造了耆那教，不需要大智慧，针对不同慧根的人，讲了不同的修炼方法，所以，佛教得到了普及，尤其是阿育王时期，最为辉煌。
阿育王死后，佛教在印度也就不流行了。以佛教治国，佛教那么好，为什么王朝灭亡？为什么佛教在印度反而不行了呢？
按照天道的理解，其原因是，与“个体的精神追求”匹配的社会制度是“种姓制度和阇提制度”。个体精神追求第一，现实中怎么办呢？这就是“履行各自的天职”，各安天命，这就是种姓制度的起源。种姓制度，对应的是各行各业的阇提制度，相当于各种行业工会组织。所以，古印度没有国家、民族之类的概念，只有行业工会。古印度本来就是非暴力和宽容的，因为，财富上的幸福只是第二等的幸福。
但“普及型的佛教思想”打破了种姓制度，因此，与古印度的核心思想是有区别的，是不匹配的，所以，古印度在佛教基础上，产生了印度教。不仅慧根突出的人能修炼，普通人，各个种姓的人，各个阇提的人，都可以追求精神境界了，这就是印度教的内容。这样，个体精神追求与种姓制度完美结合了，因此产生了“匹配”，所以，佛教在他的发源地反而淡出了，印度教成了主流。
吠陀、耆那教、佛教、印度教的前因后果就是如此。因为中华的天道，匹配思想，是天下一切的总规律，因此，遵循中华的天道，可以把任何问题解释的非常清楚。
其实，在柏拉图的理想国中，他设计的制度，也是这种种姓制度，也要求把人按照“天职”进行分工，只不过，他的意思是，一切从“国家优胜”的需要出发，把每个人当成国家的零部件，当成国家机器的一部分，为“国家优胜”服务。柏拉图的哲学王，借鉴的是琐罗亚斯德教的光明正义神；柏拉图的社会分工，借鉴的是印度的“种姓制度”。
因此，根据天道思想，印度本身，就不适合大一统，孔雀王朝的大一统就是多此一举。其实，印度的历史就是如此，大一统的时期非常短，而且间隔的时间也非常长。但种姓制度却一直存在，从哈拉巴开始，直到今天。因为，“个体的精神追求”和与之匹配的“种姓制度”，才是这块地方的根本文化。
我们再来看庄子。
庄子
他认为，天人之间、物我之间、生死之间以至万物，只存在着无条件的同一，即绝对的“齐”；主张齐物我、齐是非、齐生死、齐贵贱，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安时处顺，逍遥自得，而学“道”的最后归宿，也唯有泯除一切差异，从“有待”进入“无待”。
什么意思呢？
老子的天道，讲“人”应该主动与环境的需求匹配。身处春秋战国的乱世，庄子给出了自己的答案：你们瞎折腾什么，瞎折腾都是勉强，都是“人为”干预，因此，都是违背“天道”的。所以，怎么办呢？顺从天道，摒弃“人为”的干预，不干预，天下反而清净了，反而会自动“齐”，这就是庄子所提倡的“德”。
因此，庄子的“齐”，就是“中华”的“华”，就是普遍幸福。对应当时的乱世，庄子认为，是“人为”干预的恶果，所以，应该“无为”，应该“逍遥”处身事外，要忘掉成心、机心、分别心，要去除宣传、教化、劝导，去掉人性中的“伪”，天下反而能“齐”。
所以，有了著名的《子非鱼》。庄子与惠子游于濠梁之上。
庄子曰：“儵鱼出游从容，是鱼之乐也？”
惠子曰：“子非鱼，安知鱼之乐？”
庄子曰：“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鱼之乐？”
惠子曰：“我非子，固不知子矣；子固非鱼也，子之不知鱼之乐，全矣。”
庄子曰：“请循其本。子曰‘汝安知鱼乐’云者，既已知吾知之而问我。我知之濠上也。”
什么意思呢？本来庄子和鱼都很“乐”，惠子没事找事，“人为”干预自然，“人为”产生分别心，才产生了争论。
再说一个《庄周梦蝶》，其实还是一个意思。
昔者庄周梦为蝴蝶，栩栩然蝴蝶也。自喻适志与！不知周也。俄然觉，则蘧蘧然周也。不知周之梦为蝴蝶与？蝴蝶之梦为周与？周与蝴蝶则必有分矣，此之谓物化。
什么意思呢？在梦中，庄周与蝴蝶，本来都很“乐”，非要分出“谁是谁非”，就是没事找事，就是“找不痛快”，就是“有为”的恶果。因此，“逍遥”反而产生“顺乐”，“分别”反而产生呆滞的“物化”。
这就是庄子的逍遥思想，面对“本来普遍幸福”的局面，非要有为，非要分别，造成了如今的乱世，这就是庄子的看法。客观上也是如此，周天子本来应该顺应环境需求，与发展起来的诸侯合并，但周天子傻，不知变通，死守周公的“礼乐”，结果造成“天下”没有老大，所以引发了春秋战国的动荡。周天子死守“礼乐”，不能产生“齐物”，不能继续产生“普遍幸福”，这就是分别，这就是“有为”的坏处。
所以，对于本来“普遍幸福”的局面，就应该无为，就不能再强加干涉，就要顺其自然，这才是庄子的核心思想。因此，在中华，历朝历代，在“盛世”时期，“无为”思想都是绝对的主流。
但是，面对“普遍不幸”的局面，应该如何呢？按照庄子的思路，天下已经大乱了，你就别添堵了，置身世外，做个逍遥的神仙也不错。如果大家都不给“天下”添堵，“天下”自然就会重新回归清净。
庄子的想法有些天真，自己做神仙没问题，想让天下人都不添堵，谁也做不到。所以，该添堵的继续添堵，该有为的继续有为。但是，像庄子这样看清楚局势的高人，会成为隐士，大隐隐于朝，中隐隐于市，小隐隐于野。庄子的逍遥思想，管不了别人，管别人还是绰绰有余的。
因此，庄子非常伟大，但他的思想还有局限性。已经普遍幸福的环境，他适合；已经普遍不幸，自己怎么办，他也适合；但其他环境下，他的思想就不适合。“什么环境干什么事”，这才是“中华真正的天道”。所以，中华的天道，不是庄子的逍遥道；由此发展出来的道教，也不是真正中华的天道。
当时的环境，什么才是最符合大环境需要的“天道”呢？既不是伟大的孟子，也不是伟大的庄子，而是在历史上并不十分突出的荀子。荀子，才是当世的高人，因为他的思想最符合当时的环境需求。
荀子
何以见得呢？荀子有三个著名的学生，韩非子、李斯还有张仓。韩非子和李斯，帮助秦始皇靠斗争、靠法治完成中华大一统；张仓是萧何的副手，对刘邦的影响很大，活到90岁，而且，他还有一个天才学生，贾谊，贾谊之后是董仲舒。可以说，荀子一脉，一直是中华的当权派，而孟子、庄子一脉，仅仅做为宣传的榜样，为什么？
荀子说：“尧舜之与桀跖，其性一也，君子之与小人，其性一也。”他认为，性本恶，人的天然禀赋是恶的，如果顺应他的发展，必将引起人与人的争夺，贼杀，导致社会的混乱，这就是性恶论。西方的“独立、自由、平等”，出发点就是个体，从个体出发，就是性恶论，结果必然是竞争优胜，你死我活，前面讲的西方历史就是证明。其实，今天的环境也是一样，让人性无拘无束的释放，追求物质利益，必然是贪婪自私、道德无底线。
所以，荀子说，天生性恶，后天的贤愚不肖的差别是由于“注错习俗之所积耳”。所以，后天的改造是最关键的，只能通过人的主观努力，“其礼义，制法度”，转化人的“恶”性，则“涂之人可以为禹”，所以，荀子做《劝学》。
在荀子看来，人的天然本性是追求利欲的，而礼的作用，则在对人的利欲作出限制，二者之间不免有冲突。为了确保公共秩序的正常运转，礼的遵循不免要诉诸于一种强制性。由此，礼转为法。所以，荀子常有“礼法之大分”的提法，礼法并称。在荀子那里，义礼并称时，礼多是指道德；礼和法并称时，礼多指制度。
荀子说：礼为立法的原则，是道德立场；法是强制执行的必须秩序。礼高于法，礼为法之大本。只讲法治，不讲礼治，百姓只是畏惧刑罚，一有机会仍会作乱。他把“法治”称为“暴察之威”，“礼治”称作“道德之威”。法治至其极，也不过为“霸”，而不能成“王”。所以，只能以礼义为本：“故礼及身而行修，义及国而政明，能以礼挟而贵名白，天下愿，会行禁止，王者之事毕矣”。
这就是荀子的“帝王”之道，秦始皇用之，成为王者，刘邦用之，成为帝王。孔子的中心思想为“仁”，孟子的中心思想为“义”，荀子继二人后提出“礼”、“法”，在乱世，更具实用性。
荀子时代，大环境需要从“天下大乱”到“天下大治”，怎么办？荀子的意思是，道德礼乐都很好，但当务之急是“法治”，只有“法治”，才能让天下从大乱到大治，然后，再以“礼治”统领“法治”，再然后，才会以“德治”统领“礼治”，这就是荀子的逻辑。
荀子的思想，恰恰符合中华的“天道”。中华的天道，核心不是“研究什么最好、最对、最真理、最永恒不变”，而是“研究什么最符合当前大环境的需求”。以“匹配”的“中”，带来“天下普遍幸福”的“华”，这才是最正宗的中华思想。所以，当时的大环境是“天下大乱”，最需要的就是“天下大治”，怎么办？当然“法治”。
但是“法治”，必须是“礼治”下的“法治”。实现了“天下大治”，才能实现“礼治天下”，这才是“德治天下”，这就是天道。所以说，秦始皇实现的“法治”，大汉朝实现了“礼治”，中华实现了真正的融合和统一，荀子功不可没，他才是当世的高人。因为，他的思路，最符合当时大环境的需求，最符合中华的天道。关于老慢的“天道”思想，请参阅老慢的新书《老子的天道》和《天道易经》。
其实古今一理，今天的大环境是道德没底线，贪婪无底线，那么，今天的法治就要从严，而不是西方的对等，今天的德治就要从宽，降低发展速度，福利惠民。因此，今天的大环境，需要的是：一手从严法治，一手福利惠民，这才是符合大环境需求的的中华天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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