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453年，晋国发生了一场重大事变：韩康子、魏桓子和赵襄子三大夫联手，杀灭了势力强大的智伯，并瓜分了他的封地，分别建立了韩、赵、魏三个政权。公元前403年，周威烈王封这三家为诸侯。从此，中国历史进入了七国称雄的战国时代。北宋的政治家、史学家司马光主编的《资治通鉴》把这一事件作为开篇。他在评说智伯恃强败亡的教训时，提出了自己的德才观。文章虽然只有350多字，但议论恢弘，鞭辟入里，对后世包括我党的组织建设，产生了非常重大的影响。
“臣光曰：智伯之亡也，才胜德也。”司马光在文章开头就直接提出了智伯败亡的原因，是因为其才能胜过德行。他议论的这个智伯是晋大夫智宣子的儿子，确实很有才能。他即位后，内政方面，灭范、中行二氏,驱晋出公,立晋哀公,独擅国政；外事方面，一次伐齐，两次讨郑，战功赫赫，威震诸侯。但这个人品德不好，“贪而愎”——贪得无厌，刚愎自用。司马光就此议论说：“夫才与德异，而世俗莫之能辨，通谓之贤，此其所以失人也。”（才与德是不同的，一般人不能分辨这两种人的区别，都认为是贤明的人，这是智宣子选错了接班人的原因所在。）
司马光明确阐述了“才”与“德”的不同特征和属性。“夫聪察强毅之谓才，正直中和之谓德。才者德之资也，德者才之帅也。”（才是指聪明、明察、坚强、果毅；德是指正直、公道、平和。才是德的辅助，而德则是才的统帅。）他比喻说：“云梦之竹，天下之劲也，然而不矫揉，不羽括，则不能以入坚。棠谿之金，天下之利也，然而不熔范，不砥砺，则不能以击强。”（云梦之地的竹子，是天下最刚劲的，但如果不矫正弯曲之处，不配上羽毛，就不能作箭射穿坚物；棠谿地区出产的铜，是天下最锋利的东西，但如果不通过熔铸成形，不锻打出锋，就不能用作兵器打击强敌。）由此，司马光引申为：“是故才德全尽，谓之圣人；才德兼亡，谓之愚人；德胜才，谓之君子；才胜德，谓之小人。”（所以，德才兼备是为圣人，无德无才称为愚人；德胜过才称为君子；德不如才称为小人。）
接着，司马光提出了自己的用人主张：“凡取人之术，苟不得圣人、君子而与之，与其得小人，不若得愚人。”（大凡用人，如果得不到圣人、君子，与其得到小人，倒不如得到愚人。）“何则？”（为什么要这样做？）他认为：“君子挟才以为善，小人挟才以为恶。挟才以为善者，善无不至矣。挟才以为恶者，恶亦无不至矣。”（君子因为有才华和能力，能够更好地行善事；而小人恃有才而作恶，就无恶不作了。）而“愚者虽欲为不善，智不能周，力不胜任，譬如乳狗搏人，人得而制之。小人智足以遂其姦，勇足以决其暴，是虎而翼者也，其为害岂不多哉！”（愚人尽管想作恶，因为智慧不够，力气不足，好比小狗想扑人，人能够抓住并制服它。小人的计谋足以达到他行恶的目的，力量足以行凶施暴，就像恶虎生翅膀，危害难道不大吗！）
司马光又指出：“夫德者人之所严（敬），而才者人之所爱；爱者易亲（亲近），严者易疏（疏远），是以察者多蔽于才而遗于德。”（所以察选人才者经常会被人的才干蒙蔽而忽略了他的道德品行如何。）司马光因此总结历史教训：“自古昔以来，国之乱臣，家之败子，才有余而德不足，以至于颠覆者，多矣，岂特智伯哉！”（自古至今国家乱臣奸佞，家族败家之子，因为才有余而德不足，导致家国覆亡的太多了，哪里仅仅是智伯一个人！）
司马光最后的结论是：“故为国为家者,苟能审于才德之分，而知所先后,又何失人之足患哉! ”（所以，治国治家者如果能够明辨才与德，并且知道如何正确对待才德问题，哪里还怕失去人才呢！）
司马光的德才观，经过近千年的历史检验，已成为我国治国理政的宝贵遗产，其思想精华早已融入我党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的组织建设路线之中了。我们要结合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树立正确的德才观，坚持正确的用人导向，坚决防止“敢于重用有争议的人”及“重才轻德”等怪论沉渣泛起。
（文/韩立坚）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