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前两篇文章解读《道德经》的第一章，引来许多读者，本着长期共阅《道德经》的主旨，思索之余，觉得应该补充老子思想的传承作为背景。如下：
《道德经》自古以难读为称，而且老子本身看来是个隐士，不像孔子那般广收弟子。所以，在《道德经》传世的早期，线索也是很隐晦的。
传说中的早期《道德经》思想继承者，有以下几个人值得重视：
一个是关尹喜。《史记》关于老子的记载如果是真的，则关令尹喜应该算是老子的第一个传人。但此人后来也是隐居了，其言行一概无传。
另一个是列御寇，即列子。从先秦西汉的一些片言只语的记载来看，列子尊奉老子，也是个隐者，西汉的书只是记载列子“贵虚”。并且也影响到了庄子。后世流传的《列子》被认为是魏晋时代的伪书。但这种说法待考。
还有一个是杨朱。这个人，几乎没有什么记载，但是，根据孟子的说法，杨朱在孟子当时的战国时代，社会影响一度非常大，孟子说：天下的士人，不是跑到墨子门下，就是跑到杨朱门下。其所主张的基本观点，就知道一个“贵己”，孟子说他“拔一毛以利天下，而不为也。”
另外还有一个文子。根据西汉人的记载，认定此人是老子的早期弟子，有《文子》传世。但是到了唐代，又认定后世流传的《文子》是大半抄袭《淮南子》和《吕氏春秋》的伪书，所以《文子》不再受到重视。直到1973年，河北西汉墓考古发现有《文子》一书，与西汉记载的《文子》目录内容一致。那就是说，它不是伪书，至少是战国时代人写的，其中对老子思想做了大量的阐释和发挥。如果《文子》确实是战国时期著作，则此书很值得重视。
《道德经》在稷下学派的辉煌：
如果说《道德经》在早期的流传如此之暗淡，那么到了战国中期，《道德经》忽然大行于天下，这就要说说稷下学派这个媒介。
稷下学派，是稷下学宫学者的总称。从战国齐威王开始，在首都大量延揽四方饱学之士，给以优厚待遇，让他们著书立说，互相辩难，给政府提各种意见或者建议。这些学者被安排住在齐国首都的稷下学宫，这里实际上成了战国时期的学术中心。
稷下学派兴盛了大约有70年左右，到齐宣王达到鼎盛，直到齐缗王时期，齐国被燕国打败，才忽然衰落。
【按：如果从前356年齐宣王即位，到前284年乐毅攻破齐国首都，稷下学宫兴盛期当有70年左右。】
在稷下学宫汇聚的大量各流派人士中，被认为是老子的门人弟子或者秉承老子思想的，司马迁的列举计有：慎到、田骈（pian）、接子、环渊等人；另外，据钱穆《先秦诸子系年》考证，还有17名稷下学士受老子影响，最著名的是宋钘（xing）、尹文。
当然，所有这些人，都杂合了别的学问，又有所发挥，并且直接衍生出了一个叫做黄老之术的东西。
黄老之术中的“黄”，就是指黄帝，战国人假托黄帝创作了大量作品，其中很多都失传了。从1973年长沙马王堆发掘出来的《黄帝四经》来看，大致上与《道德经》思想类似，但比《道德经》杂驳不纯。因此可以判定，黄老之术，就是以老子的思想极其衍生物。这个黄老之术，到了西汉就成了显学，这是后话。
老子思想，还通过稷下学宫的媒介，深刻地影响到了《管子》的创作。由于稷下学宫在齐国首都，当地尊奉齐国贤人管仲，逐渐形成了《管子》一书，《管子》内容非常杂，涵盖了儒家、法家、阴阳家、农家、墨家，等很多东西，但里面有一些篇章，据考证与道家关系很大。
庄子：
庄子显然对稷下学宫里的著名人物和观点很熟悉，因此，很有可能庄子通过稷下学宫的学者思想流传，熟悉老子，并受其影响，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东西。
据考证，《庄子》一书中有19次提到老子，其中又有很多次用寓言的形式，安排老子教诲孔子。在《庄子·天下篇》中，则直接引用老子的话语，称颂他是最伟大的智者。
司马迁在《老子韩非列传》中，则认为庄子的思想，来源于老子。所以，后世总是把老庄并称为道家的鼻祖。
但是，老子与庄子的思想渊源关系，则似乎并不很清晰。我个人的看法：两个人著述的取向很不一样，《道德经》显然是讨论政治问题的，而《庄子》则更关心个人灵魂的安顿。
韩非子：
另一个受到《道德经》影响的著名思想家是韩非子，《韩非子》专门有两章涉及到《道德经》的读书札记————《解老篇》和《喻老篇》。这大概是现存对《道德经》最早的解读。
韩非子大概传承申不害一路，从《道德经》中发挥了权术的内涵，最终导向法家。所以，司马迁把老子、申不害、韩非子，给分为一类了。
以上是老子对先秦诸子百家思想的影响情况。对先秦各国的实际政治的影响，则不明显，或者至少是无从考证。我曾经考证《道德经》可能影响了齐国的政治经济方略，但这也只是个推测，证据不是很典型。
在整个先秦时代，影响社会政治最大的还是法家。实际上，从后来来看，《道德经》反而成了法家治世主张的对立面。
这个要放到秦汉再说，我们后续道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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