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庸庵笔记》载：曾国藩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每天早晨一定要召集幕僚一起用餐。李鸿章刚入幕府，对曾国藩的规定还没有完全摸透，有一天，因为疏懒没有去用餐。于是片刻间，便有差弁接二连三地来催促，而且转告说：“一定要等到幕僚到齐之后才能开饭。”李鸿章听罢便慌慌忙忙披衣前往。席间，曾国藩没有说一句话。吃完饭，曾国藩危言正色道：“少荃！既然入我幕府，我有言相告，此处所尚，唯一‘诚’字。”李鸿章为之悚然。对李鸿章的疲塌作风，曾国藩既不指责他不忠，也不说他无礼，更不谈他违反营规，而是以“诚”相告，可见“诚” 在曾国藩心目中占据何等重要的位置。
《中庸》里面说：“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在儒家思想中，天是生命的源头，也是价值的源头，具有至高无上的神圣性。天的性质就是“诚”，实实在在，没有半点虚伪。人应该效法天道，做一个实实在在的人。曾国藩之所以训斥李鸿章，是因为对他期许很高。李鸿章没有准时用早餐，虽然是小事，但明知不对而为之，那就是自欺欺人，就是不诚，这样的人不堪重任。曾国藩不愧为中国封建社会最后一个完人，他批评李鸿章诚的工夫不够，抓住了人的本性、人的德操的大问题，因而使李鸿章心服口服。曾国藩去世后，李鸿章说到此事，非常动情地承认他一辈子的成就与曾国藩的这一次批评有关。
诚信是儒家倡导的道德规范。诚表现为内在的真实的心理状态，《礼记·大学》里说：“所谓诚其意者，毋自欺也。”诚的含义是不自欺欺人，能真心实意地为善去恶，不弄虚作假。信的含义与“诚”、“实”，指在处理人际关系时要言行一致，忠于自己的诺言和义务。我们现在讲“诚信”就是把这两者结合起来，“诚信”的意思就是对内不欺骗自己，忠实于内在良知也就是心中的道德律，从而形成稳定的人格，对外要面向他人，关心自己言行对他人的影响，关心他人因此将对自己所持的态度，从而取信于人。这就是儒家说的“诚于中，形于外”。
诚信之所以重要，因为诚信是人与人交往的基础。诚信守诺是做人立业的根本。古人说，人所以立，信、智、勇也。就是说，人靠信用、智慧、勇敢而立足于社会，其中讲信用是立足于首位的，足见其重要。孔子说：“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笃敬，虽州里行乎哉？”意思是说，一个人说话忠实守信，行为敦厚严肃，就算到了陌生的地方，他的主张也行得通。相反，即使在本乡本土，也行不通。这就是说，为人处世，只要讲求信义，言而有信，自己的道理主张、所作所为才能为他人所接受，才能做好事，才能获得成功。
一个人只有做到内不欺心，外不欺人，才能算是一个君子。一个讲求诚信可以确立自己的道德自信心。
宋儒徐积有一次为母亲做饭，先经过一户卖肉的人家，心里要去买这家的肉，但因为还要去市场买其它东西，就暂时没有买。当他归来时，走了一条较近的便道，也看到一户卖肉的人家，他打算就在这里买，因为这样方便。但这时候他却这样想：“我已经心许了开始那个卖肉的人家，而又突然改变了主意，这不是欺骗我的初心吗？”于是仍然绕道去原来那个卖肉的人家买肉，徐积后来回忆说，吾之行信，自此始也。
这件事在现在看来可能是很可笑的，但我们却不可轻视这件事对一个人自我道德修养工夫的影响，一个人坚持不违初衷，这件事关键不在于对他人有什么影响。但是徐积的所作所为却使他进入了一个新的境界，因为他人不知、对他人也没有影响的心诺尚且不肯欺心，更何况其它？
诚信作为传统美德在现代社会仍然有价值。现代社会政治的平民化和所要求的公开性要求政治家更加守信，而社会各阶层、各集团和各成员之间的基本信任，作为现代政治能够稳定和有效运作的一个基本条件，也要求所有公民把诚实作为自身德性的主干。
市场经济以商品交换为主要特征，而商品交换要依靠契约作保证，契约又必须建立在信用的基础上。诚实守信是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和存在前提。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如果只要挣钱就可以不讲信用，让“坑蒙拐骗”流行，骗人、甚至骗到“杀熟”、“宰亲”的地步，那么，不要说个人和民族无法在道德上自立，甚至我们连一个比较健全而稳定的市场机制也建立不起来，这是我们值得深长思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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