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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说夏不存在?这两件青铜器就是夏朝的证据!真知堂上古史研究

西周晚期青铜簋

真知堂上古史研究:

最近一直在研究中国的上古史,特别是夏朝。夏商与西周,东周分两段,春秋和战国,一统秦两汉。这是读中学历史时早就背得滚瓜烂熟的口诀。本来中国文明史从夏朝开始是无疑的,后来却被各种怀疑夏不存在的言论搞迷糊了。

笔者开始以为是西方人不承认夏的存在,国内附和者都是崇洋。后来深入研究才发现,始作俑者,还是胡适的学生,著名历史学家顾颉刚。这就怪不到洋人头上去了。

春秋早期秦公簋

真知堂上古史研究:

于是有志于收罗证据证明有夏,乃至有黄帝,炎帝。所以穷经皓首,批文找字,习此屠龙之术。功夫不负有心人,最近方能一点点的揭开上古历史的那段真相。夏朝确实是存在的!不能因目前没找到确信无疑的夏代都城就否定它。笔者全段时间给大家讲了《尚书 》之中,商汤伐桀灭亡有夏的誓言,如果说这个商汤自己的话还不可全信的话,今天再给大家带来两件春秋时期秦国的青铜器,上面的铭文就证明了夏的存在。

秦公簋铭文红线为夏字

真知堂上古史研究:

这两件青铜器都是先秦时期的,一件叫做秦公簋,一件叫做秦公鎛bo。秦公鎛又称铭勋钟,又称秦昭和钟。据考证都是秦景公时期的器物。 秦景公(?―公元前537年),嬴姓,秦氏,名石,秦桓公之子,春秋时期秦国 国君,公元前576年-公元前537年在位。

也就是说这两件青铜器距今最少2550年以上。这就厉害了。它如果没问题,就能证明无论《尚书》《诗经》还是《竹书纪年》《史记》记载的夏朝确实不是后人虚构的。

真知堂上古史研究:

簋,懂点历史的人应该知道,属于青铜礼器中的重器。天子九鼎八簋,诸侯七鼎六簋,大夫五鼎四簋。这个簋不但是吃饭时盛放稻黍的器物,也是贵族等级的象征。国之大象,在于鼎,周德虽衰,鼎之轻重,未可问也。夏禹铸造的九鼎乃是天子王权的象征,那么簋这种器物和鼎匹配使用,则等级仅次于鼎,成为青铜器里排名第二的重器。所以,秦公簋,看似不起眼,却是秦景公日常使用的代表其身份的器物,极为珍贵。

春秋早期秦公鎛

真知堂上古史研究:

秦公簋,器高19.8厘米,口径18.5厘米,足径19.5厘米,腹径23厘米。盖54字,器身51字,器、盖联铭,合而成一篇完整的祭祀文章,共计105字。1923年出土,1959年由故宫博物院拨交中国历史博物馆收藏。

盖铸铭:□秦公曰:不(丕)显(朕)皇且(祖),受天命,鼏(幂)宅责(迹),十又而功,才(在)帝之坏(坯),□□(严恭)夤天命,保□氒□(业厥秦),虩(赫)事□(蛮)夏。。。

铭文记载的是秦国十二代祖先,从大禹时开始就有天命,小心翼翼的伺奉蛮夏(夏朝),始有秦国的历史。

真知堂上古史研究:

这和《史记》记载的秦国先祖,“秦之先,帝颛顼之苗裔,。。女华生大费,与禹平水土。。。帝舜曰:“咨尔费,赞禹功,是为柏翳。舜赐姓嬴氏。。。玄孙曰费昌。。。费昌当夏桀之时,去夏归商,为汤御,以败桀於鸣条。”完全吻合。

这段话是意思是:‘秦国的先人是黄帝之孙帝颛顼的儿子(非嫡子),后来帝舜时秦先公大费辅佐大禹治水,帝舜赐姓嬴,又叫柏翳。整个夏朝都有封国,到了费昌时背叛夏投奔了商汤,做了商汤的御马者,在鸣条打败了夏桀。’

真知堂上古史研究:

与秦公簋铭文类似的还有秦公鎛。又称铭勋钟,又称秦昭和钟,鐘銘为'秦公曰,不顯朕皇祖,受天命,奄有下國,十有二公。不㒸在上嚴,恭寅天命,保業乃秦,虩事蠻夏。。。'这件器物宋朝就出土了,但一直没有得到学者的重视。这个意思和秦公簋是一样的。也说了秦人先祖侍奉夏王的故事。

由此可见这两件青铜器的重要性了。我们知道著名的国宝何尊,是因为铭文有“宅兹中国”四个字,可以证明最早在西周早年就有了中国的称呼。著名的国宝利簋,是因为铭文有:“武王征商,唯甲子朝,岁鼎克昏庶有商”这几个字,所以才地位堪比司母戊鼎,大盂鼎,大克鼎。而这两件秦公青铜器,只论造型和年代以及大小纹饰均算不上顶尖文物,但其铭文中提到的大禹和蛮夏,却能让这两件宝贝的价值甚至胜过利簋和何尊!

西周早期利簋

真知堂上古史研究:

利簋证明了周武王伐商在甲子日这一天早上的事实,何尊记载了西周成王营造洛邑,中国首现的历史,而秦公簋则可证明秦人先祖从大禹治水,后来从夏的历史。秦公治器时,殷商已亡数百年,东周周王的王权旁落,秦没有必要造假说自己先祖侍奉夏的历史。这个证据,对于证明夏朝存在,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那么,这件秦公簋是不是伪造的呢?它的来历如何?让我们看看吧:

民国八年(公元1919年),甘肃天水一个放羊娃在一个叫做庙山的地方挖出此物,当地认为“死铁烂铜,拿回家死人”,所以当做废铜卖给了横河(今红河)“聚源当”当铺。

因为没人要,后来辗转流落到兰州南关的饭铺里,放在厨房当潲水碗用。被吃饭的客人认出属于商周古物青铜重金收买。后献给甘肃督军安徽人张广建。张氏离开时带到了天津。

1923年国学大师王国维在北京见到此物,进行研究撰写了《秦公敦跋》(当时称簋为“敦”)。引起学术界的注意。

秦公簋民国拓本

1931年、1933年,著名学者尚承祚见到此物,研究并撰写了《秦公簋跋》;随后郭沫若撰写了《秦公簋韵读》;马叙伦著文《石鼓为秦文公时物考》;刘文炳著文《秦公簋及秦和钟两铭为韵文说》。

1935年,张广建的后人将此簋卖给大兴冯恕,冯又将簋捐献给北京故宫博物院。

1942年天水人冯国瑞去重庆,在当时的中央图书馆借得张氏墨拓本,勾摹簋器图形及铭文款式,注明大小尺寸。

1943年冯国瑞又将在天水西南收集到的周秦青铜器绘图著文,和秦公簋一起整理成《天水出土秦器汇考》一书。

1959年秦公簋被故宫博物院移交到新建成的中国历史博物馆,也就是今天的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保存至今。

西周早期何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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