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子兵法》诞生于大约2500年前，是中国现存最早的兵书，也是世界上最早的军事著作，比欧洲克劳塞维茨写的《战争论》早了2300年。
《孙子兵法》只有六千多字，十三篇，却被奉为“兵学圣典”。
而最最令人感到骄傲的是，这本书被译成日、英、法、德、俄等20多种文字，数千种刊印本，流传于世界各地，是迄今为止，拥有研究群最多、衍生作品最丰富、最备受世界各国军事政要以及经济学家重视的世界级宝典。
现在，不少国家、包括美国西点军校在内的军事学校都把《孙子兵法》列为教材。
据报道，1991年海湾战争期间，交战双方都曾研究《孙子兵法》，借鉴其军事思想以指导战争。
美军总指挥弗兰克斯就说：“孙武，这位中国古代军事思想家的幽灵似乎徘徊在伊拉克沙漠上向前推进的每架战争机器的旁边。”
英国空军元帅约翰·斯莱瑟也说：“孙武的思想有惊人之处———把一些词句稍加变换，他的箴言就像是昨天刚写出来的。”
以色列当代战略学者克里费德更直截了当地说：“所有战争研究著作中，《孙子兵法》位列第一，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只能屈居第二。”
被日本人奉为日本战神的武田信玄也是孙武的超级粉丝，其案头时时摆放一本《孙子兵法》，军旗上取《孙子兵法》中“其疾如风，其徐如林，侵掠如火，不动如山”各一字，分绣“风、林、火、山”。
单就日本，《孙子兵法》的注本不下一百六七十种。
然而，就是这样一本代表了中华民族文化瑰宝的殿堂级作品，两千年来，却萦绕着两大疑团，无从破解。
首先，大家都说《孙子兵法》的作者是孙武，但这个说法是存疑的。
按照《史记.孙子吴起列传》记载，春秋、战国时期各有一个“孙子”：其一是春秋后期吴国的将军孙武；另一是战国中期齐国的军师孙膑，两人均有兵书传世。
《汉书.艺文志》“兵权谋家”记载有《吴孙子兵法》和《齐孙子》两种，唐代训诂学家颜师古注前书的作者是“孙武”，后书的作者是“孙膑”。然而后世所见的只有《孙子兵法》一部，于是，自宋代以来，有许多人开始猜测《孙子兵法》其实就是《吴孙子兵法》和《齐孙子》的合编，即《孙子兵法》是源出于孙武而完成于孙膑。
又因为《孙子兵法》阐述的多是战国时代的情况，有人干脆认为《孙子兵法》只是孙膑一人独著，没孙武什么事儿。
甚至，南宋的军事研究者叶适还给出了一个骇人听闻的：孙武并无其人！关于孙武的所有事迹和所有作品都是战国时期的纵横家瞎编出来的。
叶适的根据是：如果孙武真像世人传说的那样“南服越人、西灭强楚、北威齐晋”，为什么没有被升为卿大夫？另外，在举世公认的权威史书《左传》中，为什么没有关于孙武片语只语的记载？
叶适的观点石破天惊，影响巨大。
清朝中期的山东文人牟庭则认为：《孙子兵法》是伍子胥的作品，原书名就叫《武》。
还有人认为孙武和孙膑根本就是同一个人，名字叫“武”，“膑”是绰号，司马迁没能分辨，误当成两个人了。
还有，《史记.孙子吴起列传》两次提到《孙子兵法》为“十三篇”；《吕氏春秋.上德篇》记载说：“孙武，吴王阖闾之将也，兵法五千言是也。”中“五千言”和现存《孙子兵法》“十三篇”的字数大体符合。曹操《孙子略解序》中也称：“孙子者，齐人也，名武，为吴王阖闾作兵法一十三篇。”但《汉书.艺文志》却记《吴孙子兵法》共八十二篇、图九卷。汉成帝时的任宏论次兵书，定著《吴孙子兵法八十二篇》。因此，有人认为，《吴孙子兵法》原为八十二篇，但到了东汉末年，曹操认为世人对《孙子兵法》“失其旨要”，大刀阔斧地删掉了其中69篇，只注“十三篇”，于是成了现今所说“十三篇”的来历。
以上意见相左的纷争千年以来沸腾未息，一直到公元1972年才得以彻底破解。
话说，1972年4月10日上午，临沂市博物馆馆长杨殿旭正在上班，馆里突然闯进了一个不速之客，自称是临沂县城关建筑管理站职工孟季华，报告说在地区卫生局基建工地上发现了一座古墓，要馆长马上过去看看有没有考古价值。
老实说，卫生局基建工地所在位于汉墓群内，墓葬很多，以前也挖掘过不少，但都是些普通古墓，价值不大。
但杨殿旭还是招呼上临沂地区文管会专职考古工作者刘心健一同跟随着孟季华前去察看。
到了现场，杨、刘二人发现古墓埋藏距地表约两米左右，周围乱石很多，无法开展工作，就和工地负责人商定，由他们帮忙先清理现场，三天后再来。
4月14日一上班，刘心健、杨殿旭带上了县文物组四个工作人员再次来到发掘现场，做了简单分工，由刘心健和杨殿旭负责下坑挖掘，其余人员负责传递、看管工具和出土上来的文物。
刘心健、杨殿旭两人在工地工人（他们负责抽排清理墓内泥水）的协助下，自上而下，由南向北，一层层取出随葬品。出土的文物中有鼎、盒、壶、盆、罐等陶器和杯、盘、耳杯等漆木器。
忙碌到下午4点半左右，杨殿旭在边厢北端发现了一个倾斜的椭圆型木几，木几上是一个彩绘筒形漆耳杯，但这杯却与一堆烂在一起的竹片条儿粘在一起，没法单独取出。
杨殿旭认为这些已经腐朽得不成样的竹片儿就是和边厢南端盛栗子、桃核的篓片是一样的东西，在搬弄它们时折断了好些，随手堆在棺木上。
杨殿旭还在泥水里踩到几片硬物，用手从泥里抠出，是几枚铜钱，就递给刘心健看。
刘心健接过铜钱一看，是西汉文、景帝时期的小“半两”钱。
摸完了铜钱，杨殿旭发现水面还漂着一块七八公分长的薄片，就顺手捞了起来，要扔，突然看到黑乎乎的竹片上似乎有字，便改变了主意，做出了一个动作——这个动作，对考古学的重大发现做出了重大贡献——轻轻地用手浇水洗薄片边上的污泥，果然出现出几个黑字！
杨殿旭又将竹片递给刘心健，说，你看，这上边还有字，清楚着呢。
刘心健仔细辨认了一下，上面写的是：“齐桓公问管子曰”。
刘心健惊呆了！
这、这是不是古人写书用的竹简呢？
他扭头看着堆在棺木上沾满水锈和污泥的竹片，小心地取出了一根较长的，用毛笔蘸着清水谨慎地一滴一滴地冲洗上面的淤泥和水锈，字迹出现了：“秦缪公问百里奚。”
刘心健是专职的考古人员，太知道发现竹简的重大意义了，不再犹豫，扭头对杨殿旭等人说：咱们有了重大发现，这些竹片是记载春秋时期的历史书，马上停工，向上级报告。
山东省革委文化组得到汇报，指示省、地、县考古工作者实地勘察并制定了详细地继续发掘计划，对已发掘出的竹简采取了稳妥的保护措施。
4月20日，汉墓竹简和随葬品全部出土。
出土竹简及残片共4942枚，内容有《孙子兵法》、《孙膑兵法》、《六韬》、《尉缭子》等兵书，《管子》、《晏子》、《墨子》等先秦文献及《曹氏阴阳》、《相狗经》、《杂占》、《风角占》、《灾异占》等十三种。
失传了1700多年的兵书《孙膑兵法》竹简与传世兵书《孙子兵法》竹简同见天日，一下子就明确了历史上孙武、孙膑各有其人、各有其书的历史事实，解决了困扰史学界上千年的历史悬案。鉴于《孙子兵法》记载有战国事，估计是孙武兵法传人在后世的增补所为。而出土的《孙子兵法》竹简也证明了《孙子兵法》是十三篇而不是八十二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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