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张艺谋御用文学策划师周晓枫首次发声，推出最新作品《宿命：孤独张艺谋》，力求还原一个真实的张艺谋。
出版社方面表示，《宿命：孤独张艺谋》是直白剖析张艺谋的第一本书。书中收录了周晓枫自2006年任张艺谋文学策划以来，与张艺谋一起亲身经历的真实事件，记录了“二张”从“每周一次家庭会餐”的亲密无间到“号称‘兄弟’的两人割袍断义”乃至“认定幕后黑手就是张伟平”的决裂过程，并揭露张艺谋与巩俐分手始末以及首次回应网络上口诛笔伐的超生风波等等热点事件。而张艺谋本人也表示，读过周晓枫的文章，他觉得“刀刀见肉”“就像照镜子一样”，难得找到如此贴近他本人的描述。个中原委到底孰是孰非，搜狐读书独家披露本书精彩章节，让您先睹为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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忆张艺谋“超生风波”
得知孩子的事情之后，我从未向他人透露。遇到打听张艺谋情感八卦的，我也只字不提。《金陵十三钗》公映之后，二张在宣传和一些我不愿谈及的细节上分歧越来越大，张伟平对张艺谋的去意有所预感，但未从张艺谋的嘴里得到证实。
我的理解上，张艺谋是个很怕当面撕破脸的人——面对张伟平的雄辩，他无以应对，而且深知必会遭到阻挠。张艺谋不愿再妥协，他想选择安全着陆的办法，回避正面交锋。从张伟平角度，认为张艺谋心机叵测且深重，需要给予敲打和警告。
2012年3月中旬，何珺爆料的前夜——印象是在12日晚上，记忆的误差应该不会超过几天，那时我们已事先得知消息，因为媒体找到庞丽薇核实情况。谁有臂力能阻止从山坡滚下的巨石？何况，人家说的是实情，是脓疮早晚有一天会溃破创面。关键是选的时候好，时值张艺谋的政协委员身份三届任满，此时此举，对于揭发这位“老政协委员的嘴脸”，事半功倍。
第二天就要见诸媒体，张艺谋给我打了电话，铃声响起时已近子夜，聊的时间很短，并非表达愤恨，他的语气相对平静：“瞒也瞒不住了，跟你们家人说实话吧；省得新闻都出来了，你还得解释。”在这点上，他的理解让我意外又感动。我的确没有跟朋友和家人提及过他孩子的事情，虽然张艺谋没有提过要求，我也没有向他承诺过保密，所以他能猜到我守口如瓶，算是默契和了解。即使父母偶尔问起，我不愿对二老撒谎，也如实回答：“即使知道什么情况，我也不会告诉你们的。”那天电话响的时候我本来睡着了——听到解禁通知，我立即如释重负，迫不及待地，晃醒睡到半昏迷的先生，给他讲起张艺谋的八卦。
坦率地说，除了风雨欲来的不安，我还掺杂点不安中的兴奋，惺忪睡眼顿时充电量达至百分之九十。一方面说明，我对张艺谋的秘密滴水不漏，看似波澜不惊，可能临近警戒水位；另一方面说明，青春痘长在哪里最不愁人？当然是别人的脸上——就是对方长成了坑坑洼洼的月面，也有天文学家废寝忘食地拿起长距望远镜遥远地观赏。我当然知道，舆论对张艺谋不利，可是听着炸弹倒计时的滴答声，感觉也不好，还不如求个速决。
何珺说：自己之所以能拿到陈婷的照片，来自证件，容易找到——这的确是一张身份证上的照片，但何珺的话存在破绽。庞丽薇肯定是了解张艺谋事情最多的人，她是在2011年才第一次见到陈婷；我当时只闻其名，没见过陈婷，工作室的人员们连捕风捉影的可能都没有。何珺仅仅作为一个试过镜的普通演员，何来如此准确线索，能言之凿凿，把媒体跟踪都挖不到的资料公之于众？陈婷的身份证经常放在张伟平手里，除此之外，张伟平还有陈婷身份证的扫描件和复印件；而何珺的舅舅王晓华，是张伟平的助手，就是帮助翻译高仓健来信的那位。
何珺爆料时表达过愤怒：曾以为是因为自己微博泄密而被《金陵十三钗》剧组开除，没想到是被人设局，遭到无情算计。她觉得天理不公，所以要来伸张正义。小姑娘还是单纯，因为剧组里换演员是常事，何况还未正式开机——作为导演的张艺谋根本无需为解雇几个临时演员而处心积虑策划阴谋。
张艺谋说，《金陵十三钗》剧组成立之初，就对演员强调过保密纪律，不允许与媒体接触，也不允许在微博上发布消息。结果，何珺等几个演员还是在微博上透露了剧组信息。张伟平勃然大怒，把张艺谋叫过去，是张伟平激烈表态要炒掉这些演员。这样违背约定的群众演员，张艺谋没有“力挽”，只是提醒张伟平——这几个演员，有关系户，一个是张伟平的哥儿们托来的，另外一个就是王晓华的外甥女何珺。张伟平说：“有什么呀！我做主，我去跟王晓华说！”张艺谋后来苦笑，说张伟平描述的，肯定是另外一个版本的故事。
何珺当年报考北京电影学院，张伟平曾让张艺谋找人帮忙。如此说来，何珺这一枪，岂不拿反了方向？我问张艺谋：“你是不是觉得自己重复农夫与蛇的故事，是不是恨透了何珺？”张艺谋不解地反问：“我恨她干吗？不怪她。何珺是被一个策划大师的故事迷惑了，听信了杜撰的情节，然后义愤填膺，要揭开我的层层画皮。何珺就是一个小孩儿，她哪里知道什么内幕，不知者不怪。”
张艺谋父亲临终遗言：张伟平不善 你根本不是他的对手
张艺谋确定无疑，谁是幕后操纵的那只手，信息的来源出自张伟平——以及随后曝光的孩子户口、家庭地址等等，因为除了张伟平，无人知晓得这么详细。过了一段时间，网上又曝出陈婷抱着三个孩子的照片——这是当年陈婷和孩子拍摄一组秋景照片之后，制作成小卡片，送给张伟平做纪念的。
多年前，张艺谋的父亲还在世的时候，只见过张伟平两三面，反对自己的儿子与张伟平合作。1997年张艺谋父亲过世之前，最后一面见张艺谋，老人留下遗言：“与张伟平的合作，让我非常担忧，想起来就闭不上眼睛。从面相上看，张伟平不善，如果合作得不好，你们一旦分手，你肯定遭到报复。你根本不是张伟平的对手，对付不了他。”
张艺谋说自己当年不以为然，父亲胆小怕事，难免有老年人的过虑；后来的桩桩件件，证实父亲所言不虚。张艺谋目睹张伟平对他人的报复，联想起父亲的遗言，他涌起阵阵寒意。跟过客交恶，张艺谋都缺乏勇气，何况这个既掌握自己把柄、又恩威并施的“兄弟”。张艺谋畏惧遭到无休无止的报复，他觉得自己根本没有能力与张伟平较量和抗衡。张艺谋多次想过分手，但一想到此后如影随形的追杀和围剿，就放弃了。电影里插入个广告都会使他分心，何况频繁的暗器？他还是想把精力放在创作上。张艺谋选择逃避，甚至是以更努力地工作来逃避，逃避未来的威胁。
尽管张艺谋心里早有准备，但何郡爆料，启动了预料中的复仇——张艺谋目睹多年隐藏在所谓情谊背后的，是赤裸的利益而非顾念的情谊，还是让他的内心寒意吹彻。
也许何珺曝料仅仅是个警告？也许张伟平无意分道扬镳，他发布一下信息，让张艺谋老实点儿，否则后患无穷？或者以张伟平的性情，难忍张艺谋如此处事，想出一口心里憋闷的恶气？张伟平最初的想法是不是想“给点颜色”？因为何珺曝料之后，听说张伟平放话，要整治一下张艺谋，让张艺谋早晚认识到自己有多厉害，最后，张艺谋还得回过头来求他“复合”；并说在工作室安排了眼线，张艺谋的一举一动都在掌握之中，没有他不知道的。这些威胁，甚至让张艺谋的整个团队都产生了心理压力。可对张艺谋来说，逾越了容忍底线，他的爆发是沉默的，但也是难以修复的。
凡事不能过界太多，否则，物极必反。何珺的爆料，恰恰坚定了张艺谋离开的决心。张艺谋就此事和陈婷商量过：“一旦决定分手，无论以后的报复时间多么漫长，报复手段多么猛烈和阴暗，我们都得认命，没什么可抱怨的。”陈婷支持分手，愿意一起面对叵测的后果。张艺谋对我说：“我一直是退后、退后，可退到最后，我一旦选择面对，什么结果我都能接受，无论是关铁窗还是挨刀子，我认。”是的，人一旦面对自己的软弱，恰恰是不再软弱的开始。
如果是和平分手，以张艺谋的性格，难免藕断丝连，不至决绝；及至图穷匕现，多少年来所谓的同盟，甚至比不上陌路者那么友好。
张艺谋的性格缺陷
合作数年期间，我从没见张艺谋打过一个哈欠，他好像天生就没有那个功能，至多只是几十个小时没有睡眠过后，眼睛里有点小血丝。史泰龙不会笑，张艺谋不会打哈欠，事实上，在工作两年以后我就开始秘密等待那个神奇的瞬间，有一种越来越重的好奇心，甚至带有恶作剧般的期待，但我的希望日渐渺茫，比守株待兔还难，我像等着一只落在极地上的孔雀开屏。只有一次短暂的瞬间，张艺谋困得热泪盈眶，令我一阵窃喜……结果，我依然失望，没有等到那个历史时刻，他像鱼一样不停开合的嘴并没有像被口腔医生检查喉咙一样张大到鳄鱼的程度。
我熬得脱形，白发频生，再看他老人家神采奕奕，不禁半是谄媚半是抱怨地说：“难道您就不需要休息吗？别人可不能像你似的，奔驰只烧奥拓的油量。”他点头：“是啊，他们都说我体能超强。不过最近还是有点疲惫，是不是看着跟野狼似的？”当时我困得眼花，看他凸颧骨、深眼眶、两颊对称下陷，我心里哀叹一声：没人说过你长得像骆驼吗？怪不得，比一般的大牲口能扛多了。
据说，张艺谋打出道就以此著称。拍摄电影《活着》的时候，张艺谋边拍摄边改剧本。每天结束拍摄后，把主创集中到一起，讨论接下去的剧本内容和表演方式。熬到最后，人声渐息，编剧芦苇像木偶一样僵住，全身只有两个手指头活动，用于控制录音机的按键，把张艺谋的想法先录下来，等思维复苏时再领会精神。主演葛优半梦半醒，他的脸上用打开的剧本盖住，从剧本下偶尔发出一两声鼻音儿，剧本封面赫然上书两个斗大的黑体字：活着。张艺谋不挑人，谁睁着眼睛谁倒霉，被张艺谋逮住就往死里谈，直到对方失神、呆滞的眼睛终于闭上。张艺谋就在旁边等着，他的眼睛跟探照灯似的来回扫射，看谁把眼睛重新睁开——谁敢把眼睛睁开，他就接着跟谁练。
作家毕飞宇曾跟我说，当年给《摇啊摇，摇到外婆桥》当编剧，张艺谋这个可怕的习惯，令人丧胆。剧组人员远远见到张艺谋，望风而逃。有时，毕飞宇实在困得不行，只好逃回宾馆自己的床上，张艺谋追杀而来。尽管毕飞宇半躺半坐、半死不活地赖在自己的床上，张艺谋依旧不肯放过，围着毕飞宇的床打转，跟他商量这样那样的情节，活像牧师围绕弥留者的床。终于，把毕飞宇熬得活活昏死过去，张艺谋才怅然若失地离开他的房间。
电影拍摄期间，张艺谋的小宇宙爆发起来更为可怕。他白天拍摄镜头，晚上完成剪辑，每天只睡两三个小时，数月如此。所以，他的电影关机不久就能完成粗剪。
对于张艺谋来说，工作不是惩罚，是他持续的沉迷。我怀疑，张艺谋若是被俘，严刑拷打不管用，铁嘴钢牙，不招！只要把张艺谋捆到椅子上什么都不让他做，熬不了多久，他就屈服了。著名影人史航感慨过张艺谋这种人，说他：“唯有在工作中如鱼得水，让张艺谋休假？唉，那就相当于把鱼捆到沙滩椅上，让它晒晒太阳、休息休息一样。”
张艺谋自述：“我们这一代人受的教育，不会善待自己。回想我的经历，一步一步碰上好机会，可比我有才的多得是！假如我还在浪费时间、虚度光阴，说不过去。”
他不浪费时间的手段，太逗了。很多人把手表调快几分钟，免于误事；张艺谋也习惯如此，他很少迟到，即使遇到特殊情况被迫晚到，他也会打电话通知。有一次，我们几个人在一起吃饭，陈婷突然问张艺谋：“你的表怎么了，现在到底几点？”不是手表的毛病，张艺谋这个乐于给自己上弦的人，越上越紧，他竟然把表调快了将近半个小时。我不禁讽刺地想：真够国际范儿的，分分秒秒，生活在时差里。在我们的批评里，张艺谋恋恋不舍地把指针调回去，还是比标准时间快了10分钟。说起来，陈婷是整个工作室的大恩人，她有时会拉张艺谋去度假——对我们来说，无异于解放的通知。张艺谋的家庭对外公开以后，他们的日子明亮了，我们的节日也比原来多了。
张艺谋对“机会”也有着自己的理解：“你没有办法辨别什么是机会，没有人能长一双慧眼，看到机会的来临。你只能做各种各样的准备，往往是准备之后你做了临时性的选择、不知深浅的决定，正是这些准备，让你的各种选择和决定改变了命运。等你若干年回过头看，你才恍然大悟，原来那次抓住的就是机会。”
张艺谋的出身——不是农民是大户
关于张艺谋的“吝啬”，著名例证是拍《英雄》那场张曼玉和章子怡的打戏，需要大量树叶。张艺谋嘱咐制片主任，必须细化树叶的品质，吹到脸上和身上的树叶是不同的——吹到脸上的含沙要少，以免对演员造成干扰和伤害；吹到身上的含沙可以多些，因等级相对低下，价格应该便宜。
之所以如此，因为张艺谋对投资人负责任。他不是那种强调个人艺术风格而枉顾他人利益的创作者，不想让自己的艺术探索给投资方带来经济上的困扰，那样他会心有不安。他觉得让那些信任自己的投资商有所回报，天经地义，至少别让人家赔钱。所以，他会仔细，尽量不造成浪费，他不喜欢随意挥霍。张艺谋会要求制片主任不乱花、不胡花，不当冤大头。
不过，张艺谋不是会计型人才，他对于财富数字的运算能力并不出色，甚至谈不上敏感，有时它们只是一些混沌的阿拉伯符号而已。我戏言，有种人是“硬币型吝啬鬼”，他可能心疼几百块钱，但对几百万无动于衷——因为前者和他曾经体验的困窘有关，后者因纸上谈兵而形同虚设。
有些人据此称之为“农民作风”。说张艺谋是“农民”，其实是以讹传讹。作为中国第一位A级国际电影节的影帝，他在《老井》中饰演的孙旺泉实在精湛，令人信服，觉得这就是一个“农民”的本色表演。加之张艺谋早期电影中，许多都是镜头对准乡村，人物造型也土，许多人便深化了对他的农民印象。张艺谋只在1968年到1971年间，在离家不远的北倪村插队三年。短暂的下乡经历，被当作他一生的形象标签。若论真正的出身，张艺谋可离“农民”太远了。
张艺谋的爷爷当年是临潼大户，家宅比乔家院子还大。爷爷毕业于老燕京大学，后来到陕西柞水县当县长。当地匪患严重，政府缺乏财力对抗，爷爷从自家拿出大洋买枪，组织县里的剿匪队。结果出师不利，还没行动，武器倒先让土匪没收，理想以彻底失败告终。张艺谋概括：“这正是：秀才造反，三年不成。”假私济公的慷慨，带来的悲剧不仅如此。竟有能力以自家财力购买枪械——张艺谋的爷爷由此暴露了殷实家底，由此被土匪追杀。逃回临潼的爷爷，被土匪围困，又没有及时交上赎金，以至被土匪火烧了院子。家境从此败落，树倒猢狲散。捡回条命的爷爷带着家眷，隐姓埋名到西安开药铺为生。
这位失意的“秀才”，认识到乱世中，家里必须有拿枪的人才能自我捍卫，于是把三个儿子都送到了黄埔军校。
大伯是黄埔九期，1948年全家去了台湾，直到1981年才和家里重新取得联系。取得联系的方式，是一张从台湾托人带到美国、然后辗转带回内陆的一张六寸全家福照片，背后在每个人的位置，标注着“长子某某、长媳某某”。张艺谋91岁高龄的奶奶，在灯下抚摸着照片上这些陌生的亲人，一遍又一遍，边看边落泪。等到1987年大伯回到西安，亲人之间已是界隔阴阳，奶奶已带着沉淀40年的思念走了。他们母子自1948年一别后，此生再也没有见过面。
张艺谋的二伯是黄埔15期，当年属胡宗南部下，曾接受策反，准备和几个要好的朋友一起投奔延安。没想到遭到出卖，最后在1949年国民党军队大乱之际，被处以枪决。这是同为黄埔军校学员的张艺谋的父亲，经过调查，综合一系列线索得出来的结论。有太多的历史细节，就是陪葬于时间的深处，永无昭日的一天。张艺谋本人很遗憾，在父亲生前的时间里，自己忙于工作，忽略与本不擅言谈的父亲之间的交流，家族里的许多往事，到如今都已成无法考据的尘封往事。
言归正传，父亲那辈的哥儿仨，都是黄埔军校的国民党军官；张艺谋的母亲是皮肤科大夫，所以怎么溯源，张艺谋也实在不能说是“农民出身”。张艺谋有着老式手艺人那种本分，加重大众和媒体对他“农民身份”的误读。
张艺谋自述：二张相遇就是奇葩遇上奇葩
按照以怨报德的说法，张伟平所作所为似乎也难以解释。毕竟，他因为张艺谋挣了大钱，出了名，耍了威风，给妻儿办好了澳洲身份，而且白拿一套房子、一辆车，张伟平为什么觉得委屈？为什么还要不依不饶？难道，真是“升米养恩人，斗米养仇人”？张太太当初是巩俐影迷，那么喜欢巩俐，后来却编造种种目击者的证词，伤害于她；张伟平始终说，自己对张艺谋最是善待，手足之情也好，肝胆相照也好，都敢拿血肉之躯打比方，结果是背后乱箭齐发……难道，“不是一家人，不进一个门”？
即使不算张艺谋给的演员经纪那笔钱，仅就他给张伟平那套二环与三环之间低密度的北京房产，加上那辆吉普车，按时价来算，已经冲抵张伟平支付的片酬——换句话说，打《英雄》开始，跟张伟平合作这十几年来，张艺谋算是白干了。赔本你倒是赚吆喝呀？可惜张艺谋不仅在经济上颗粒无收，这个阶段他的声誉也下滑严重。张艺谋啊，这是何苦，为了一个概念中的“兄弟情深”？
张艺谋自述和张伟平，就是“两个奇葩的相遇”。张艺谋说：“人在异化的过程中，是难以自察的。每当电影上映，张伟平就引导媒体文章归兄弟情深的方向走。他冒充投资人的时间长了，造型摆习惯了，他真感觉自己就是投资人；文章里描述他如何出手救我于水火，他自己都信以为真，信得热泪盈眶的。因为张伟平越说越多、越说越信，我从不反驳，十几年来重复这个神话，他把自己都骗了。张伟平坚定地认为，对我恩重如山，我不辞而别，才是大逆不道。张伟平自认对我所有的追剿，都出于正义。”
关于近十年来孤家寡人的处境，张艺谋回溯了历史。他还记得，为《幸福时光》投资的杨老板善待自己，酒桌上的张伟平因此被激怒，骂骂咧咧，脸上不好看，嘴里不好听。张艺谋诧异：“杨老板是为咱们投资的啊，怎么又冲突起来了，你这不是把人家打跑了吗？”张伟平的理由是：“我就不能看到有人对你好，不能看到你对别人超过我，我的感情是排外的。”
这样的戏码一再上演，其实出自同一套策略。张伟平编造，说圈外的影视大鳄集体状告张艺谋，甚至让张艺谋看伪造的告状材料，然后，张伟平警告张艺谋江湖险恶，强调：“他们多坏呀，你不要跟这些人来往，只要有我就行啦！”张伟平对靠近张艺谋的人保持高度警惕，尤其向张艺谋表示好感的朋友，他甚至会防着张艺谋工作室的成员——往往挑拨，然后离间。巩俐只是整个布局中第一个被拆除的棋子，随后到来的关系密切者，“格杀勿论”。只有清场，张艺谋才无所依傍……然后，才便于控制他。张艺谋拒绝合影者都有点困难，这种人，怎能拒绝他们未来的种种要求呢？即使是不合理的要求，只要态度上软硬兼软，最终都会达到目的。精神软禁，目的，是为了物质盘剥。
张艺谋的悲剧在于，他可以解决更具难度的智力问题，但无法对付这么低端的世俗手段。越说实话的人，越容易上当，因为他们无法想象有人撒谎时如此磊落，这根本是在他们的习惯、常识与经验之外。张伟平不是靠着多么高明的策划征服了张艺谋，恰恰相反，他用的都是低与暗的操作——就像人类的听域有限，超出的高频听不见，低频，也是听不见的。所以，张艺谋再有艺术智商，也难防被没有文化的头脑蒙骗。
张伟平对张艺谋的概括是非常准确的，他一再强调：“艺谋啊，你这人最大的缺点就是不会防坏人，最大的弱点就是拿坏人没办法。”张艺谋说如今自己深深体会到，张伟平是如何将此付诸实践。
没有谁自认是坏人，每个人都认为自己无辜且正义。明辨善恶尚且如此之难，何况践行？
菩萨慈悲心肠，金刚霹雳手段。没有原则、立场和底线的退让，只能导致姑息养奸。我发现，善良并非绝对的美德。除了自身的懦弱，善里面，还隐藏着看不见的恶。恶，有时只停留于微小的邪念，只有仰赖善的滋养，才能具有罪行那强大而非凡的活力。善作为恶最有效的肥力，直接参与对恶的培养，并且成为恶的催化酶。流血的伤口，才会吸引和召唤鲨鱼；缺陷的人格，就会对丑恶，发出盛情的邀请。
往残酷里说，是张伟平显现出如此的张艺谋，是张艺谋造就如此的张伟平。我不相信，张伟平对待所有人均是如此。张伟平一定有他的慷慨和仗义，一定有他的通达和妥协，否则张伟平就不会结交到任何朋友，甚至不会结交到当初的张艺谋。张伟平与张艺谋合作的第一部电影《有话好好说》，张伟平给钱的时候，痛快且大方，这也算是张伟平仅有的一次慷慨了——为什么，后来却对张艺谋如此苛刻……黑豆皮上刮漆，古佛脸上剥金，蚊子腹中抽油，鹭鸶腿上劈精肉？张艺谋也令人不解，当第一次发现，人家在鱼钩上都不舍得放饵料的时候，假设你立即一哭二闹三上吊，哪有后面的苦情戏？
简单的一句“交友不慎、遇人不淑”难以解释。从二张身上，人们可以说看到传统社会的温良恭俭让，与商业社会血淋淋的丛林法则，存在巨大的冲突；也可以说是狼与羊的斗争……但从他们的个案上分析，两人之间，甚至不是善恶相遇——而是人性中两种弱点的相遇，是贪婪和懦弱的相遇。互为催生的化学酶，效力倍增；这是极致的相遇，导致极致的效果。
周晓枫前言《有所知》回应出书原委
终于违背誓言，还是写了这本书。
遥想2006年底，刚刚上任张艺谋的文学策划，我怕未来受到影视的名利诱惑渐离写作，立下个人的戒律：我要作为自己存在，保持独立性和个人判断，不做张艺谋的附庸；兴趣、能力和志向都在散文，我将尽量保持对文学的忠诚，我所写下的字，应该始终与内心有关，不看谁的眼锋和脸色行事。不想靠张艺谋的名字狐假虎威、招摇撞骗，我拒绝采访。因为我曾中过大连一家报纸的圈套，在明知我不同意采访的情况下，在聚会晚餐上，我毫无戒备，记者以“朋友”的身份潜伏下来聊天，然后他们用获取的情报伪装成报纸专访。这摧毁了我对媒体本来就存在的信任危机。我的一本笔记小说再版时，出版商准备在腰封位置标注我的电影策划身份，我激烈抗拒，强调必须摘除这条可恨的腰封。出版商屈服了，但耿耿于怀，不理解我几近矫情的不配合。
我愿做幕后始终的隐形者，既非高尚也非傲慢，是因为骨子里的害羞。我缺乏麦克风和聚光灯前的自信，也不具备静气和定力。就像免疫能力低下的人最好不要在传染病区转悠，我怕在奢华的娱乐圈沾染久了，不能再回到干净的从前。这种心态无关境界，只是虚弱。
多年来，张艺谋在风波里大起大落，忽而成为镀金的英雄，忽而成为灵魂堕落的代言人。当他被最隆重的赞美和最恶毒的诅咒围绕，成为传奇，成为笑柄或丑闻，成为众说纷纭的乱相……我没有发声。一方面，我自私地想维护生活的宁静，远离喧嚣，明哲保身；另一方面，是因为张艺谋作为电影导演，能够自证和自救的唯有作品，其他旁敲侧击的褒贬无济于事。
张艺谋本人，也不相信口舌之争、文字之辩能够带来所谓“公正”。他说，不要幻想依靠嘴皮子和笔杆子，就能澄清事实、明辨黑白——唯法律能代表象征性的对错，而舆论，永远是公说公的理，婆说婆的理，微弱的个体混响在一起，最后成为一团什么也听不清楚的喧嚣噪声。他认定自己没有盖棺论定的那天，非议将伴随他的死后。
马丁·路德·金说过：“我最大的痛苦，不在于敌人造谣，而在于我的朋友知道真相而保持沉默。”这并非张艺谋的心结，在某种程度上，他宿命，不是那种分庭抗礼的斗士，也不期待谁为他仗义执言。他将默默隐忍后果，长久以来，他一直委曲求全——结果呢？委屈，求不来那个全。我之所以想起马丁·路德·金的这句话，是因为偶尔，我对自己的沉默心生疑窦。也许，那沉默里面，冷漠和畏惧的成分大于清高，只是，清高位于表层——因为不愿看见下面遮盖的淤泥，我甚至让这清高像睡莲开花，以证自己出世般的洒脱。
无锡滨江区计生局向张艺谋夫妇寄发社会抚养费征收书：被罚7487854元，限30日内一次性缴纳。消息一出，自然又成巷议。翻看网上种种跟帖，我五味杂陈。感谢那些温暖的安慰，也感谢那些凶猛的谩骂——因为它们最终击穿我的自保防线，也给了我启动的勇气，我知道自己有一天或许会打破沉默。没有申请行政复议的张艺谋，在30天期限到来之前的最后一天，缴纳了巨额罚金。就是在这天，我动心写作这本书，写出我目睹却令他人难以置信的真相。
张艺谋，他身上融合如此剧烈的矛盾，对我来说，可以说他的形象既是最可敬，有时又是最可恨的。这个逆来顺受的人，有出色的才能优势，也有显著的性格缺陷；赢得过无比幸运的机遇，也坠入难以脱身的陷阱。他的沉浮，他的明亮与黑暗，他的得意与辛酸……在张艺谋身上所发生的悲剧、喜剧和闹剧，一切，不仅属于他的个案，也是我们生存这个时代的某种侧证。
苏珊·桑塔格在演讲中说：“作家的首要任务不是发表意见，而是揭示真相……以及拒绝成为谎言与讹传的帮凶。文学是微妙与矛盾之所，而不是简单化的声音。作家的工作就是让人更不轻易相信那些精神掠夺者。作家的工作就是让我们看清世界的本相，充满着不同的诉求、不同的组成部分以及不同的经验。”
我没有理想作家那种客观又传神的本事，没有公共知识分子高瞻远瞩的眼界和指点迷津的能量。我只写自己所了解的情况，无法不夹杂看法，做不到零度叙事的冷静。也许所知情节有限，也许我的判断浅薄，没关系，谁能模仿全知的神明呢？我唯有尽量诚实，不回避，不夸张，不编造。我也欢迎由此产生的质疑和监督，告诉我彼岸的盲区，告诉我忽略了什么、误会了什么、夸饰了什么。这是因为，一旦写起来，我发现这本书不是为了张艺谋，而是我从业八年以来对自己的交代。谎言像模糊的路标，易于让人为其所误，但愿回忆，能使我找到一条认出自己往昔的道路而不迷失，回到出发时的信赖与真诚。
写作过程中，我有过犹豫和顾虑，以至中途放弃。仅仅动笔数日，我对这个选题失去了信心和冲动，认为是自己失策。直到2014年6月，长江文艺出版社的金丽红老师和黎波先生，就约稿一事对我进行了劝导、开导和倡导。这次会面对我来说，具有转折作用。据说，大约在1997年左右，金丽红和黎波两位曾经对张艺谋做过长达一周的详细采访，意欲出版一本传记类的作品。那时的采访地点是在育民中学的一间教室里，所谓的办公桌是一张乒乓球案子；其时张艺谋的肖姓助理住在厕所里，是用隔板划分出一块私人空间。金丽红和黎波在积累了十余盘录音资料后，功亏一篑。张艺谋变卦了，认为此举有树碑立传之嫌，他不想做这样一本澄清或标榜自己的书。半途而废，这也成了金老师和黎先生的一个遗憾。此后，两位老师的数次约谈，尤其金丽红老师令人崩溃的连续而有力的督促方式，怠惰如我，也遭到摧毁和重塑。我无以推脱，只好重拾旧题。
那么，开始吧。我手写我心。
周晓枫
2014年7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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