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旭
陶渊明出身于没落的官僚家庭，在他所生活的时代，东晋王朝已面临瓦解，人民的起义、统治阶级内部的勾心斗角，都使社会环境愈加混乱污浊。由于受传统的儒道思想薰陶，又受家族环境的影响，他因而有着“猛志逸四海”和“性本爱丘山”两种截然不同的志趣。当他带着“大济苍生”的愿望踏入仕途，社会的现实却不容他的理想、志向有发展的机会。刚直坦率的性情，使他看不惯官场种种的黑暗现象，于是他只好一次次地辞官而去。但是，他仍然希望寻找到能发挥自己才能的机会，于是又再三地出仕，可惜，在那混乱的时代、黑暗的社会当中，他始终没能找到可供自己安身立命的处所。一次又一次的失望，使他陷入应该选择“仕”还是“隐”的矛盾和痛苦之中。终于，他因为不愿奉承位轻权重、跋扈非常的督邮，不甘“为五斗米而折腰向乡里小儿”，毅然辞去了只做了八十三天的彭泽令，也结束了他的出仕生涯。《归去来兮辞》、《归园田居》就写于他归隐之后。
陶渊明的田园诗(包括《怀古田舍》、《归园田居》、《西田获早稻》、《下潠田舍获》、《怨诗楚调示庞主簿邓治中》、《桃花源诗》等)，表现了他躬耕苦作的各种体验。这里有对劳动的道德和美学意义的体会，在劳动中和农民的亲切关系、对农村田园景色的欣赏，也有饥寒贫困生活的痛苦体验。他对农村的认识，在后半生躬耕过程中愈来愈深入，最后并在这一切体验的基础上写出了桃花源的幻想社会，对封建社会制度提出了抗议。
《归去来兮辞》是陶渊明最后同上层社会分手告别的宣言书，其中描写了脱离官场的喜悦和田园生活的乐趣，表达了他对官场生活的厌倦和对田园劳动生活的热爱。透过《归去来兮辞》，我们完全可以领悟陶渊明的生命大智慧。
“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在黑暗官场里摸爬滚打了多年的诗人，开始将生命的目光投向田园，他认为，只有田园才是灵魂真正的皈依之所。“有四方之事”和“风波未静”的官场对诗人来说，只是“异地”、是“异乡”，是个人精神无法生根的“漂泊地”，而在漂泊中，心灵牵挂的永远是故土田园。
田园，便是人类生命的根，自由生活的象征。田园将芜，意味着根的失落，自由的失落，人性的失落。归去来兮，是田园的召唤，也是诗人本性的召唤。故而诗人才有“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的感叹，才有“实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的自责，才有“悟以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的自悔。这自然也让我们联想到西方贤哲笔下那些渴求回归田园的呼声：
“生命之解脱意味着生命回归于真实，意味着臻于完美之境，无论什么人都应该明白，复归于无感情的尘土是一种快乐。”（尼采）
背负了太多岁月的阴影，真的让他好累。沉溺于过去，也必将让他丧失了现在和未来，于是，他选择了离开。酣眠的午夜，他一个人，随着孤零零的帆影，踏上了回乡的小船。月光还是黯淡的，四周还是静谧的。他的衣袖随风飘摇，但此时，他却拥有几分坦然，几分欢喜。小船在水面轻轻摇荡、漂浮着，微风飘飘柔柔地吹拂我的衣衫，轻轻暧暧地爱抚我的面颊，踏着山雀的歌韵，我醉饮船前船后的山泉。青山回响着船桨的激水，将我所有的乡愁揉碎。眼前是一帧浓浓淡淡的黑白照片，两岸静卧的野草是它的背景。我倾听鸟的对唱，虫的独吟。阳光斜洒，洒满我回家的路。远远的，能看见那个宁静而温馨的茅屋，笼罩在淡烟里，飘渺虚无……那种无忧的恬淡如闲适的中国画，一缕一缕向我们走来，小船、微风、歌韵、阳光组合成了一幅似静又动的画面。陶渊明就生活在那样的环境里，我们才知道，距离我们那么遥远的五柳先生竟是这样的洒脱、无羁。
陶渊明是寂寞的，这寂寞就在一个真字，真性情，真言语，真行为。要做到这一个真字，还真需要一番勇气和智慧。在矢志不移和随波逐流之间，在现实利益和神圣价值发生冲突时，选择的天平最终将偏向哪一端？这是一个随时随地都在发生的问题。“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哪复计东西。”人生是短暂的，人生需要旷达。现代人，守住内心的寂寞，别让心灵蒙尘，因为寂寞是一种美丽，寂寞使人诗意地安居！
在竞争日益激烈的今天，我们会想到陶渊明是很寂寞的，把他引为知己者应该已经很少。人们要关心收入、职称、住房，关心孩子的学习、就业、婚姻，关心上司的意图甚至神情，关心自己的仕途升迁……心被各种现实问题塞满的现代人，哪里有闲工夫如陶老夫子一样去观松赏菊，引酒赋诗呢？特别是在某些以所谓弘道济世、气干青云自诩的人的心中，这“中国第一大隐”官场失意便避世无为的态度更让他们不屑，比起杜甫的“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忧国忧民来，那不啻有霄壤之别。
我们怎样在喧嚣的尘世让心中积郁的块垒消散，怎样在繁杂的市声中让浮躁的心灵宁静，穿越时间隧道，在陶渊明的南野田园中飘荡，与寂寞的诗魂倾心交谈，或许能让甘泉涌过荒漠，在胸中流出一片绿洲。且让我们想像一下陶夫子归家时的情景。宽袍大袖，迎着轻爽的河风，立于船头的陶公，在这样的晨光熹微中，奔向温馨的家居。他的神态是那样的幸福、轻松、安详、超脱，这时的他实实在在像一只“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的小鸟呢！全新的生活随着初升的太阳，就要开始了，他与朋友、家人一同早出晚归享受着田园之乐，他与他们一起品尝着粗茶淡饭，享受着那一分简单无忧的友情以及难得的亲情。
“心为形役”，这里的“心为形役”中的“心”和“役”，显然不能单纯理解为“心意”和“形体”，应该深入理解为“心”是“志趣人格”，“形”是作者“出仕为官”的这种行为。为衣食所迫而出来做官,既如此，那就没有什么惆怅悲伤的了。表明其心情很轻松。过去的事情无法追悔，未来的日子是可以自我掌握的。违心的官场日子即将结束，未来的顺心的生活即将开始，那就按照自我的意志遂心遂意地生活下去。过去是“迷途”，昨日是“非”，那么今天的抉择就是“是”，是正确的。迷途未远，悔悟与庆幸之情溢于言表！所以从陶潜辞官归田的原因中可看出他当时的心境是自责（“田园将芜”），自悔（“已往不谏，来者可追”），自觉、自醒（“迷途未远，今是昨非”）。
羁鸟—— 陶渊明的《归园田居》借安祥静谧的田园村居生活，烘托有翅不能伸的“羁鸟”，借“困守笼中”的“羁鸟”隐喻“误落尘网”的作者的心绪。“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 对于鸟儿来说，蓝天是它的向往，山林是它的家园，飞翔是它的生命，可是《归园田居》中的这只毫不经意地出现的“鸟”，早已远离了家园，失去了自由。它久在樊笼，有翅难飞，行为人役，心为俗累，寄人篱下，仰人鼻息，每天只能靠自己的强欢颜笑、摇尾乞怜来讨得主人的欢心。失去了山林，失去了蓝天，失去了朋友，失去了自由，只能哀哀无告地生活在主人为它量身定做的美丽而牢实的金丝笼里。可以想见，一旦它能冲破牢笼，回归自然，那该是何等撼人心魄的兴奋和喜悦啊！其实，这只求飞不得的“羁鸟”就是“误入官场”的陶渊明难堪处境的写照。可怜的诗人不也正像那只哀哀无告、苦苦挣扎的“羁鸟”吗？正如山林是羁鸟的渴盼一样，田园也是诗人的归宿，那里有鸡鸣狗吠的祥和幽静，有桃李榆柳的花果飘香，有村落炊烟的温馨可人，有躬耕自食的坦然踏实，更有纤尘不染的心性高洁，拥有自然和自然的美好，拥有自由和自由的生活。
归鸟 —— 《饮酒》（其五）是陶渊明众多“归鸟”诗篇中最能体现诗人回归自然，回归性情，保持真我思想的诗篇。“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作者游目骋怀，参透自然，却故意把自然“真意”说得如此飘缈朦胧，其实稍加玩味，便不难发现真意是什么。秋菊自开自谢，保持一份洁白淡泊；南山自古及今，保持一份肃穆庄严；太阳朝升暮落，保持一份秩序宁静。自然万物，各随其分，各安其道，消长生息，穷通演化，莫不自自然然，实实在在。飞鸟投林的描写更是充分强化了这一天地观念。像天地万物一样，飞鸟早出晚归，远近觅食，有困顿劳碌的疲惫和紧张，也有安顿休息的轻松和愉悦，有呼朋引伴的热闹，也有失群掉队的孤单，该去则去，该回则回，一切随顺自然，和山林、夕阳、南山、秋菊、东篱构成了一幅天然纯美、自然静谧的图画。在这幅图画中，在投林归鸟身上，我们看到了作者的影子。作者游历南山，参阅天地，猛然间，豁然开朗：自己不也正如一只疲倦归飞的鸟儿吗？山气弥漫，日落西山，该回家了，家在哪儿呢？不在宦海官场，不在利达富贵，不在荣辱沉浮，家在山水田园，家在南山秋菊，家在山林夕阳，那份出于自然、回归自然、纤尘不染的至真性情才是诗人真正的精神家园啊！抱朴返真，回归自然，这才是诗歌“归鸟”意象真正要暗示我们的内涵。可以说，这只小小的归鸟，这只与同伴同飞、与山林同眠、与夕阳同行、与自然同道的小鸟，还与诗人同心，正是这种天人合一、人鸟同道赋予了陶诗以深刻的哲学内涵。
“酒能祛百虑，菊为制颓龄。”文人士大夫的爱菊，远祖是屈原，有诗为证，“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离骚》）但真正的始祖却要论有菊癖的隐士陶渊明，他不但种菊，以菊下酒，还写下不少咏菊诗。“秋菊有佳色，挹露掇其英。”“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菊花凌寒而开，幽香灿烂，“宁可枝头抱香死，何曾吹落北风中。”（宋遗民郑思肖）正是这样一种孤芳自赏的高傲品质吸引了诗人、造就了诗人。在咏菊诗中，我们容易感受“战地黄花分外香”、“满城尽带黄金甲”的战斗与辉煌，可曾体察到陶渊明笔下的“佳色”之秋菊、采菊之“悠然”的质朴与平淡？“菊，花之隐逸者也。”菊花是陶渊明委顺自然大化生命观的寄托，也是陶渊明傲然脱俗的人格象征。
诗人爱菊，更爱松。在中国文化中，松树的地位极其崇高，当得百木之长的荣誉。孔子对松的赞语是：“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这话同他的思想一同进入了中国文化的核心。岁寒三友松、竹、梅，松居首位。！“三径就荒”何足惜，有“松菊犹存”悦其心、“抚孤松”快其意足矣。青松是孤独的，亦如寂寞的陶渊明；青松是挺拔的，亦如傲岸的隐逸者。人生最可贵的是固守，而固守的是松的贫瘠、菊的凄美，如果没有“我欲仁，斯仁至矣”（《论语·述而》）挺立一生的主体人格，又如何能“卓然见高枝”呢？
今天，当我们重新解读陶渊明时，并不是说叫人一遇到人生的挫折与磨难，便放逐自我，退隐山林，与狼共舞（这无疑是对陶渊明精神最大的误解与亵渎），而是要超越流俗，树立高标人格，从而让自身散发着人性的光辉。弃其形，而取其神，才是对陶渊明精神乃至中国传统隐士文化上佳的解读与继承。
今天的我们应该换个角度去品读陶潜，即从人性的角度来考虑其价值和意义。因为陶潜的选择恰好代表了人们对精神自由的终极追求：个性的张扬和人性的解放。自然的人在社会中常常扮演着不同角色，但不是每一个角色都让人称心如意。由于时代的要求，社会的责任，家庭的义务，个人的名利等等的约束，人们无法摆脱，无法超越，而不得不从事一些本来不愿意从事的职业（包括官职），说一些不想说的话（包括应酬），于是如陶潜所说的“心为形役”，成了自己、他人和外物的奴隶，不再是自己了。但是，人们的内心又时时刻刻渴望着能摆脱俗世的烦恼，能自由轻松地生活。所以，敢于放弃社会责任（不止是官职），做回他自己（不止是“归园田”），按照自己内心真实想法去生活的陶潜，才成为了许多人推崇的偶像。
所以陶潜放弃的不是某个官职，而是一种让他不自由的“社会角色”，他要做回了一个自然的、完整的自己，让自己旷达的天性得以保全。在《归去来兮辞》结尾一段中，他更是直接表达了这个观点。他说：因为“吾生之行休”，加之“富贵非吾愿，帝乡不可期”，他决定和以前的那个影响他限制他的“社会角色”决裂，“委心任去留”，“乐夫天命”。不要忘了他“性本爱丘山”。
文/肖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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