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3年上海开埠，上海虽然居留着全国各地方的人物，但有着强大力量的（当然洋大人除外），却只有三种人：宁波人、广东人、江北人。不过，这是从人数的多寡而论。如果要说道能够相当地支配上海，甚至全国的，还要算是前两种人。因为，上海的银行界几乎为宁波人把持着，而广东人则在上海工商界有着雄厚的力量。上海是省外广东人最集中、商业势力最大的城市。宋钻友所著《广东人在上海（1843-1949）》（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一书，系统而又全面地梳理了一百多年间广东人移居上海的历程。
虹口岭南风情
早在19世纪70年代，《申报》上就有粤人集居在虹口的报道。说广东人集居在虹口，只是一个笼统地说法。据历史资料分析，粤人社区有一个大致的范围，南面在天潼路、北面至横浜桥，同乡组织但凡有公告，都张贴在天潼路附近的三元宫和横浜桥。
有没有移民集中的街区，是判断一个城市是否形成了移民社区的标准之一。广东人在虹口却有一些人口非常集中的街区。北四川路、武昌路、崇明路是粤民最集中的马路，居住于两侧的广东人不计其数。
弄堂是一条马路的内里，说一条马路某某地区的人很多，是缘于两侧的弄堂里地缘人口十分集中。据向老人采访和调查，北四川路德广东弄堂有余庆坊、永安坊，武昌路有南北仁智里，海宁路有同昌里、德兴里等。这些里弄大多弄内有弄，四通八达，与其他广东街区连成一片。以武昌路上的仁智里为例，仁智里位于北四川路的东侧，东通乍浦路，南仁智里南通天潼路，东通乍浦路。这仁智里如同广东人的小世界，除普通住家外，内有广肇公所办的义学，有20余家广东妓院，有众多广帮杂粮商号，有三合会的堂口，还曾一度设立过教会的礼拜堂。
粤民的聚集，使武昌路、北四川路一带的市井风情呈现浓郁的岭南味。这一带成为粤菜馆相当集中的街区，北四川路有粤商、群芳居等，武昌路有冠珍酒家、荣心酒家等。还有贩售粤产杂货的商店，如永生清记号等。广东国药号所售药材有独特的制作工艺，很受旅沪广东人的欢迎。设在武昌路一带的广东国药号也生意兴隆。与广东旅居者商业活动、日常生活有关的企事业单位，也大都设在以北四川路、武昌路为中心的街区。
金融业是百业之首，虹口是上海金融机关较为集中的城区。除中国银行、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广东银行、国华银行等大银行的分行外，马路两旁有不少广东人设立的汇兑号。广南安祥汇兑号，1933年10月设于北四川路891号。号主兼经理郑祥，广东中山平岚人。据云：“广东平岚、乌石等乡，郑姓甚多，族中公产收入颇丰，除祭扫费用外，每月有节余，该族主持者，因鉴于乡人在外经商，携带现款返里，甚为危险，乃将余款经营汇兑以作调剂。每月汇兑往来之款七八百元。
为满足精神生活和宗教信仰的需求，粤侨在上海创立了四个基督教团体，辟建了两个黄大仙道观。这些宗教团体和道观大都位于三元宫和横浜桥之间的街区，如中华基督教教堂建在白保罗路（新乡路）。
粤侨对粤剧的痴迷与浙江人对越剧、北京人对京剧的喜爱如出一辙，在旅居他乡的日子，粤剧极大慰籍了粤侨的思乡之情，因此，凡有粤侨的地方，都有粤剧演出场所，演出终年不断。同乡组织以展开公益和慈善救济为主要职责，大都设在会员和同乡最集中的地区。粤侨聚集虹口，使虹口成为广东各类同乡组织及公益设施最多的地方。
最能体现虹口作为粤民社区特色的，是虹口浓郁的岭南风情，其中又以一年一度的春节习俗最有代表性。
每年春节，广东人要给家里供奉的祖先换上新的牌位。家家户户，不管有钱无钱都要想法采办一些年货。天潼路上的裕丰杂货店有几间门面，节前人山人海，店内的八角盆堆满了各色食品，店堂规定，顾客进店可敞开吃，但不能拿。
佳节舞狮是岭南的传统，舞狮最能增添节日气氛。虹口一带的广东商家、厂家，大都建立舞狮队。张耀铭先生曾详细描述过舞狮队采青的情景：马路两侧的店家，在舞狮队来前，早就把红包悬挂在店门口的高处，等待舞狮队前来采摘。为了让舞狮队显出真本领，红包大都悬得很高，在锣鼓声中，舞狮队的健儿人上叠人，攀到高处，摘下红包。据长者回忆，每年的舞狮队都沿广东人最集中的马路如塘沽路、海宁路、武昌路，进行舞狮表演。舞狮既是娱乐，也寄托着粤民对来年的祝福。除了祈愿，舞狮还有另一个用意：实际上红包权当舞狮者的酬谢，既酬谢他们的表演，也酬谢这些有洪帮背景的舞狮队一年的保护。
由此可见，粤民在虹口创造了一个与家乡相似的生活环境。在这里，他们有自己的庙宇，有说粤语的妓院，有家乡风味的酒家和宵夜馆，能看到粤剧，甚至能请到说粤语的接生婆。因此，虹口的粤民越聚越多。据统计，全盛时期，虹口的粤民在4-5万人之间。两次淞沪战争，虹口受炮火摧毁，居民大批外逃。战争结束，迁出的粤民很快又选择回归。据统计，1946年，虹口尚有粤人20466人。
呆成一个大实业家
广东人做生意，赤手空拳到南洋，在洋大人重重压迫之下，买卖伤风咳嗽小药品，呆头呆脑，呆成一个“大实业家”。广东人称人寿里寿气者，曰：“蛇仔”，蛇即寿之别音，仔读如斩。其实，广东人做生意，由浙江人看来，倒真有些蛇仔脾气，好就好在此处。你不干？他干！你怕？他不怕。人人以为不可为，而他独以为可为。而竟有以成其为，真可佩服，真要愧死许多长江流域之江南贫嘴薄舌，困在床上想天上掉下银子来者也……粤人自称其与众不同之点，曰“广东精神”。
粤民在上海取得的成就，并非孤例。他们所到之处，几乎都留下了同样的成绩，不管他们初抵时当地是怎样一幅蛮荒景象，他们身后留下的永远是可以高速迅跑火车的铁道，是成熟的种植园和橡胶林。
广东人凭借什么精神创造了一个个商业传奇？不少粤商出身贫寒，没有多少资金，如何赚取第一桶金？粤人的选择是从小的做起。小商品只能挣蝇头小利，但因利薄，愿意做的人也少，竞争也不那么激烈，正好适合本钱不多者。由于没有钱做广告，大多数粤人最初是通过上门来推销他们的小商品的，因此，人们一般认为帮助粤商成功的是他们的“卖门口”的营销方法。“卖门口”意为直接上门推销，如同沿途托钵化缘的僧人。粤人就这样“呆头呆脑，呆成一个大实业家”。
将最好的商品提供给顾客，体现了粤商对商人与顾客关系的一种认识。对顾客的高度重视，还体现在粤商的服务上。
“顾客永远是对的”，这是进入永安公司大门就能看到的箴言。在永安公司，对顾客的懈怠是绝不允许的，违者将受到处罚，甚至除名。永安的服务精神随处可见，以送货上门为例。当时上海的不少商业部门送货上门是收小费的，《上海风土杂记》有一段记载：上海人到商店购物，令商店代送回家，需另给代送人小账，即额外赏赐，大概普通铜板十余枚，粗笨者亦不过一二角。他若茶楼、京剧院、浴室、妓院、剪发馆、旅馆等均须小账，即雇汽车、马车亦须小账，惟粤人所设各大公司商店及一部分大公司对于代送不须小账。
海上广东门槛永安先施百货到粤菜酒楼
粤商开百货业风气
上海商业的繁荣，离不开各地来沪旅居者的共同努力。旅沪粤商对上海的商业做出特殊贡献，是粤商把环球百货业这一起源于西方国家的现代商业业态引入了上海。
近代上海第一家由华商开设的环球百货公司，是由粤商马应彪设于1914年的先施公司。先施公司总部设在香港，初期只有两个门面，但在营业上有不少创新之举，每件商品不论价格多少，必出具发票，提倡女子职业，雇用女子售货员，在沿街门面两旁，嵌以玻璃饰柜，展示商品。公司盈利后，先后在广州、上海设立两个分公司。上海先施公司取得了比香港总行、广州分行更出色的成就。据上海银行的调查资料，在香港、广州、上海三处先施公司，上海分公司的营业最佳。1930年代，上海先施公司全年的营业额约1000万元，香港店次之，年约五六百万，广州又次之，年约200万元。获利情况也以上海为最佳，年能获利，香港总店获利不多，广州店在营业最好时，可获利二三十万元。
作为上海第一家环球百货公司，先施公司的不少经营理念和规章制度，为永安、新新、大新等所承袭，其首创之功不容抹煞。例如，先施公司虽以经销环球百货标榜，但并不古板，而是视经营情况作适当调整。四大公司中，先施销售的国货商品比例高于永安，低于新新、大新，适当的定位使先施公司错开了与永安的正面交锋，经营一直相对稳定。
先施公司的附属事业分为店内和店外两部分。店外有先施化妆品有限公司、先施保险置业有限公司，另外，还有设在南京路上的东亚旅馆，是当时上海著名的游乐场，与永安的天韵楼齐名。
建于1918年的永安公司，就设在先施公司对面。他的主要创办人是从澳洲创业有成，归国发展的粤商郭氏家族及其好友。1920至1930年代的上海被公认是中国的时尚之都，上海的服饰、发饰以及其他世贸的玩意对全国各大城市有着强大的辐射力。上海的四大公司，尤其是永安公司可以说是上海的时尚之源。在四大公司中，惟有永安公司是以销售高档外国商品为主的环球百货公司。永安是二三十年代国外新潮生活用品在中国的销售窗口。在这里，顾客可以购买到世界各国有吸引力的商品。由于公司在经营上取得了巨大成功，欧美各国的各大生产厂商都乐意将产品首先供永安试售，以打开中国市场。这使永安的商品总是比其他商场更丰富，也更时髦。
而四大公司之一的新新公司则建于1926年。公司的董事中，不少人与先施公司颇有渊源。发起人刘锡基原为香港先施公司的重要干部。新新是一家向中国政府注册登记的华商企业，而先施、永安则分别向英、美政府注册。新新公司没有连锁分店，与先施、永安在香港、广州都设有分公司不同。这一点造成新新公司的资金调拨和周转相当困难。
由于流动资金不足，新新虽然以环球百货标榜，但不得不更多推销国货，新新的舶来品比例是不高的。
1936年，新新董事会推举粤商李泽担任总经理。李泽在经营上主要采取薄利多销的方法，还盘活了公司的附属事业，上海的四大百货公司在附属事业的类型上高度同质化，各大公司大都设立储蓄部、旅社、游乐场、餐饮部，如何推陈出新，颇费思量。李泽将原新新的餐饮部改名为新都饭店，餐厅可同时摆放近百桌宴席，能满足上海豪门举办大型宴席的要求。杜月笙公子结婚，便选新都为杜公子婚宴举办地，新都名声由此大振。
粤式茶楼率先聘用女服务生
广东酒楼茶居最吸引人的是口味，在这一点上，粤人充分显示了善于琢磨、精益求精、勇于创新的品性。一名食客曾对虹口10余家酒楼宵夜馆的菜肴点心做出过点评，如会元楼4元的“陶碗菜”，虽只六味，“却是非常可口，尤以一碗炖鲍鱼为最佳，食后颊间尤留香美。”宵夜馆红以“味雅”的食品属首屈一指，“而炒牛肉一味，更属脍炙人口。同时一样牛肉，乃有十数种烹制，如蚝油、奶油、虾酱、茄汁等等，且莫不鲜嫩味美。细细咀嚼，香生舌本。决非他家所能望其项背。”
粤菜在上海广受欢迎，和广东师傅善于入乡随俗，不断改革有关。坊间一直有一种说法：上海的粤菜有正宗粤菜和海派粤菜之分。一些粤菜馆的师傅直接从广东、香港聘来，烹制的通常是地道的粤菜，但也有酒家的师傅按上海的口味，作了改良。此外，一个客观原因是沪粤相距太远，只能就地取材，以他物代替。例如，上海没有山瑞，从广东运来又不现实，便用水鱼代替，如信丰鸡用浦东鸡代替等等。当然，粤菜改良不无文化上的考虑，粤菜厨师向来有博采众长，不断进取的特点，如粤菜中的烟鲳鱼，即原自西菜，广帮的西菜馆，更是融会中西，具有两种不同饮食文化的特点。
粤式酒楼的另一长处是在酒楼的环境布置和服务上，做了精心改进。空间湫隘、布置简单、环境嘈杂，使上海不少餐馆备受訾议之处。与此相比，粤商舍得在店堂的装潢上大笔斥资，故能吸引顾客。在服务上，粤商善于动脑。例如，粤式茶居大都采用火车厢座，把店堂隔成一个个小空间，避免了邻座之间的互相干扰。粤式茶楼率先聘用女性服务员，在沪上开风气之先。
上佳口味、舒适环境、温馨服务，使粤菜具备了称雄上海的实力。据统计，1937年上海共有粤式酒楼18家，其中13家设在虹口。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