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浦区滨江地段位于秦皇岛路以东、杨树浦路以南或东南，黎平路以西的范围内，因区域内穿越的杨树浦港而得名。东侧的黄浦江再次呈U形大转弯，形成了杨浦区三面环水的滨江地脉特征，这条东向的江岸线在杨浦区内长达15.5公里，是上海中心城区中最长的江岸线，或可以称为“东外滩”。
2004年，同济的常青教授等人，为东外滩的整体空间做了一个很COOL的设计：“杨浦森林”、“能源科技公园”、“工业历史博物馆”……现在这些设计虽然绝大多数并没有实现，但是杨树浦保留下来的那些工业遗迹，依旧是让人震撼的，等到世博会开张，游客来上海，老外滩、东方明珠，已经不够震撼不够刺激了。人们逛完了平地而起的世博园，再来看看这些蕴含了上海独特工业记忆的遗迹，一定会由衷地感叹这个城市所蕴含的无限可能性。
上海电站辅机厂，台湾著名设计师登琨艳对它的设计改造是让人惊艳的，青砖、灰瓦、钢板……是对历史的尊重与融合。在这里，看到的是历史，品味到的是时尚。“东外滩”，是城市新的起点。
“东外滩”未实现的设想
黄浦江流经“东外滩”北上，直达长江吴淞口，历史上长江航运进出上海首先停靠“东外滩”，因而这里可比作上海的滨水“东大门”。就“长三角”地域未来发展格局而言，“东外滩”的战略位置可谓举足轻重，其发展态势直接影响到上海的滨水城市形象，以及浦西东部的城市改造进程。
百年工业，百年市政，使“东外滩”拥有了众多的中国工业文明之最：中国最早的机器造纸厂、中国最早的自来水厂、最大的火力发电厂、远东最大的肥皂厂……
然而时过境迁，“东外滩”今已风光不再。衰落的产业，凋敝的江岸，凌乱的景观，成为上海水上都市形象的一大缺憾，与外滩、北外滩河小陆家嘴构成的“两岸三角”及世博园址的优美环境形成了巨大反差。
虽然上海也有大大小小的散落状绿地，最大的甚至超过了一个平方公里，可惜上海却没有像温哥华斯坦利森林，为温哥华赢得最适宜人类居住的城市之冠起到了关键作用。在浦江江岸线最长的杨浦滨江地带，创建独具上海特色的生态江岸线（“杨浦森林”），将足以同斯坦利森林相媲美，甚至有超过过前者的可能。
在复兴岛江岸上矗立起和平之神雕像（可考虑易地复原外滩和平女神像），作为进入上海水上门户的标志物，屹立东外滩，守望吴淞口。
在“东外滩”这条世界上独一无二的都市生态江岸线中，以便捷的流线，将沿江新旧景观一一相连，使之高潮迭起，引人入胜。滨江的“杨浦森林”将是杨浦区乃至整个上海市的沿江绿肺。
在东外滩江岸的中西位置，兴建面向浦江的后工业时代的工业博览中心，用于展示中国近代工业化的历程。中心塔柱与圆形主体共同构成了日晷的意向，形成滨江岸线上新的标志性景观。
电站辅机厂整体改造为现代设计博览中心。充分利用原杨树浦煤气厂及煤厂的工业遗存物作为能源科技公园的主题景观，储油罐可作为新的展示、聚会空间；保留的运输带穿行于或疏朗或浓密的森林中，成为新的到达江岸的方式。
煤气储气罐改造设计，使用钢结构将外壁顶升，恢复原有外观及原高度，内部通过新建的玻璃穹隆顶采光。圆形中庭突出了煤气罐这一工业构筑物独特的空间形式，围绕中庭的是一系列展览、娱乐、餐饮空间，这一历史纪念物将再生为青年人喜爱的时尚之地。
三叔呆过的“滨江创意园区”
⊙文/许云倩
1843年，上海开埠，建立租界。1895年马关条约允许外国在上海开办工厂。杨浦地区的黄浦江边有大批地价低廉的滩地，又有黄浦江航运之利，于是，成为中外客商竞相投资办厂的热土。
沿着杨树浦路由西往东走，就像是走进了近代工业革命的一个博物馆。至上世纪30年代，这里已是水（自来水厂）、电（发电厂）、煤（煤气厂）齐全。英商怡和纱厂、裕丰纱厂、天章纸厂、三友实业社毛巾厂、英商中国肥皂有限公司等等。随便走进哪个大门，都如同走进了历史。这里既有殖民统治的痕迹，又有中国民族资本家的实业救国的梦想，还有“芦柴棒”们的血泪史……
这条路曾经是我回家的必经之路，一掠而过的厂房总让我陷入沉思：
秋日的午后，随意地闯入了这个宁静得只剩鸟鸣的空间——上海滨江创意产业区。一直都想来。一是因为作为一个上海土著，感念登琨艳先生重新赋予上海老旧建筑新的生命；二是因为这里曾是三叔的工作单位，小时候，每次坐车路过杨树浦路都会叫道：“叔叔厂里厢”。
在三叔去世将近20年时，我走进了他的厂。我们小时候，这里叫上海锅炉厂，不知什么时候改成电站辅机厂的。但看资料，这家1923年美国GE电子在亚洲投资最大的电子工厂当时就叫上海电站辅机厂。这里的历史变迁大概只有厂里的老工人才知道。厂区的布局并不规律，但每一处的整修都看得出登先生对原建筑的一种尊重。红柱琉璃顶的亭子上，一只饱经沧桑的仙鹤独立寒秋。一些竹竿横七竖八地搭在树上。吊在竹竿上的是一只只竹篮，一蓬蓬的文竹从上面横曳下来。斑驳的招牌上“锻热分厂”几个字提醒我们这里曾是喧闹滚烫的车间。在空荡荡的车间里又闻到了我熟悉的铁锈味。从梁架，到屋顶，到门窗，都是钢铁材质的。夕阳斜照进钢窗，把人的影子拖得很长很长。这边厢是白色铁皮上红色的宋体“确保安全生产，制止违章操作”，那边却是几只玻璃展柜，好像刚举办过什么时尚展览。犹如一块没有擦干净的黑板，物理教师的“布朗运动”还没擦掉，历史教师的“春秋五霸”又写了上去。两堂课，两种笔迹，两个时代，在这里重叠着。另一幢爬满青藤的两层小楼里也残存着时尚人士的展览痕迹。我喜欢这种历史的重叠感，喜欢这种比较，喜欢这种反差。
坐在咖啡工厂的二楼玻璃棚里，又不由心生感动。其中的几块玻璃不知为何并不一般齐，是往里倾斜的。细察之下，原来是为了避让窗外的几棵树。在意大利咖啡的浓香中，我追忆推测着三叔短暂的一生，又感觉自己对他太不了解了。他学历并不高，那应当是从学徒工开始做起的。从他忠厚本分的性格看，“文革”时他不会是什么造反派。但不知怎么后来他又作为工宣队被派去科研所领导上层建筑。他去世前是厂劳动工资科的一名职员。我无法了解三叔在工厂的生活轨迹，我所知道的三叔，是个弹得一手夏威夷吉他、爱听唱片、操持家务的上海男人。在上个世纪，这一类型的先生在上海的各个角落都找得到——上班回家两点一线，有家庭责任感而又保留着自己年轻时的一点小情趣。而我们的社会，我们的工厂，不就是由大多数这样勤勉安分的劳动者支撑着吗？
出来走到门口时看见工人正在那里铺砖。一问之下，那些砖是从苏州运来的旧砖，又想起登先生的那句话：“把别人拆掉的拿来用是出于文化保护”。再一次在心里向他致敬。
这既是对登先生的致敬，又是对老厂房的致敬，也是向曾在这里奉献了他们一生的男工和女工们的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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