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425年，明宣宗朱瞻基继位为帝，改年号为宣德。明宣宗在位期间励精图治，将明帝国治理的井井有条，国力蒸蒸日上，饱受后世赞扬。但可惜天妒英才，明宣宗仅在位十年就匆匆离世，把庞大的帝国留给了自己的长子朱祁镇，即明英宗。因明英宗年少气盛，政治经验薄弱，故而无法在张太后去世后有效压制宦官集团，导致以王振为首的宦官集团快速崛起，最终诱发了土木堡之变的悲剧。
明长城
土木堡之变后，明朝国力大损，朝廷中枢几乎损失殆尽。郕王朱祁钰临危受命登基称帝，改年号为景泰，并立自己的孩子朱见济为太子，废英宗朝太子朱见深为济王。直到夺门之变后，朱见深才恢复了储君之位。朱见深继位后意图效仿仁宣二帝成为一代明君，并扭转明帝国的颓势，事实证明他做到了。但朱见深所推行的部分政策也成为了弊政，对明帝国产生了不小的负面影响。
明宪宗朱见深
公元1457年，明代宗的身体状况突然恶化，以至于几乎无法上朝理政，甚至已经开始筹划后事并托付给石亨。在这种背景下，石亨、曹吉祥、徐有贞三人联合起来，暗中决定前往南宫拥立太上皇明英宗复位。
兵部尚书徐有贞
由于明代宗长子朱见济早已去世，故而景泰一朝并没有新太子。在这种情况下，后宫之主和朝臣通常会在皇族中选拔出一名仁德贤主继承皇位。然而选拔新君与武将和宦官无关，这也意味着新帝登基后，武将集团和宦官集团都将得不到任何拥立之功，受益的反而是文官集团。加上自土木堡之变以来，明朝内部的武将集团势力已经受到了严重打击，如果再让文官集团获得拥立之功，武将集团的前途将十分堪忧。
此时朝中主要存在两种观点，一是拥立襄王朱瞻墡的嫡长子朱祁镛；二是拥立明英宗之子朱见深。可想而知，明代宗宁愿立朱祁镛也不愿立朱见深为太子。明英宗回京后，其本人与朱见深的地位一落千丈，朱见深的太子位也被明代宗废除。但石亨等人认为，此时如果拥立明英宗和朱见深，一定会得到史无前例的重用，故而才决定赌上一把。
左为石亨、右为曹吉祥影视剧照
正月十六夜间，石亨等人率兵来到南宫，护卫太上皇进入奉天殿重新坐上龙椅，并宣布复辟帝位。随即明英宗宣布将年号由景泰改为天顺，重新立朱见深为新朝太子。二十二日，于谦、王文等人被处死，一代名臣就这样含冤死去。
两个月后明代宗驾崩，其谥号被定为"戾"，足见明英宗对他的怨恨，并且不允许明代宗葬入皇陵，牌位也禁止进入宗庙供奉。
公元1464年明英宗驾崩，太子朱见深承继大统。继位后不久，明宪宗就开始为于谦平反。《明史·列传·于谦》中对此有着相关记载：
"成化初，冕赦归，上疏讼冤，得复官赐祭。诰曰：'当国家之多难，保社稷以无虞，惟公道之独恃，为权奸所并嫉。在先帝已知其枉，而朕心实怜其忠。'天下传诵焉。弘治二年，用给事中孙需言，赠特进光禄大夫、柱国、太傅，谥肃愍。赐祠于其墓曰'旌功'，有司岁时致祭。"
北京保卫战的首席功臣：于谦
十一年后，明宪宗也为明代宗"平反昭雪"，恢复了朱祁钰的帝号，并将明英宗时期所定下的谥号"郕戾王"改为"恭仁康定景皇帝"。虽然明朝皇帝的谥号都为十七字，而明代宗只有五个字，但这也已经十分难得了。到了南明时期，明代宗的谥号才增加到十七字，称"符天建道恭仁康定隆文布武显德崇孝景皇帝"。
明宪宗此举极大缓和了当时朝野上下的矛盾。在此之前，朝中多数大臣认为明英宗对待明代宗太过不公。毕竟如果没有明代宗，北京保卫战或许就不会胜利，明英宗也就无法回京。此后，朝野上下的怨气得以平息，君臣之间的关系也更加团结了。
明代宗朱祁钰
自公元1466年开始，建州女真部不断发兵袭扰帝国北部边关。事实上，早在宣德年间，爱新觉罗·孟特穆就已经开始逐步统一建州女真各部，但这一时期的建州女真仍为明帝国的忠臣，并无反叛之心。每当明廷发兵漠北时，建州女真通常都会一同出兵协同作战，这样的情况一直持续到宣德八年。
建州女真分布图
公元1433年，爱新觉罗·孟特穆离世，其子爱新觉罗·董山成为建州女真的领导者。也正是从这一时期起，建州女真开始脱离明帝国的控制，不断发兵袭扰帝国边关，十余万帝国军人和边关百姓死在建州女真的刀下。《建夷考》中曾经记载：
"正统时，建州卫指挥董山，煽诱北虏入寇，杀掠不绝。景泰中，巡抚王，遣使招谕。稍归所掠。复款关。"
在此之前，明廷对建州女真一直施以仁政。为了缓解建州女真内部的矛盾，还特地将其扩充为建州卫、建州左卫和建州右卫三卫。但爱新觉罗·董山却得寸进尺，继续劫掠明帝国边境。此后明廷以德报怨，但没有取得任何效果。明宪宗忍无可忍，终于决定向建州女真宣战。
建州女真的领导者爱新觉罗·孟特穆
与此同时，明帝国北部的蒙古之患也一直未能解决。为了避免蒙古与女真联手对抗明帝国，明宪宗决意发兵北伐。即便不能根除女真和蒙古之患，但只要对二者造成严重打击，仍然可以使明帝国的边境获得至少二十年的和平。
公元1467年九月，明宪宗命赵辅为总兵，李秉为副总兵，率五万明军主力进击关外。这次北伐被称为"成化犁庭"，以明军大获全胜而告终。在这场战役中，一千七百余名女真人或被斩首、或被生擒。此前建州女真就曾因杨木答兀的叛变导致整个部族几乎毁灭殆尽。在建州女真逐渐恢复元气时又遭遇了这样的一场战役，几乎使整个建州女真遭到毁灭性的打击。
吏部尚书李秉
在平定建州女真之患后，明宪宗又将目标放在了鞑靼的身上。自公元1471年开始，加思兰、孛罗忽、满都鲁三部鞑靼人逐渐渗透至河套地区。河套地区水草丰美，有着诸多纵横交错的河流，十分适合畜牧业的发展。如此优越的自然环境自然吸引了鞑靼人的关注。土木堡之变后，明帝国的元气一直未曾恢复，鞑靼人正是借助这样的机会才将河套地区纳入了自己的势力范围。同时该地区紧邻山西，并与内蒙古高原接壤，属于明帝国与草原诸部的一片缓冲区域。如果此地被鞑靼人所夺，就好似在明帝国的内部锲上了一枚钉子，这是统治者所无法忍受的。
河套地区地理位置图
在此之前，明廷曾经多次想要将鞑靼人驱逐出河套地区，并连续发动了三场大规模战役。但都因主将不敢冒进，最终无功而返。此后，河套地区的明军转向消极防御，直到建州女真部遭到毁灭性打击后，明廷这才得以增兵河套，再次对鞑靼人发起进攻。
公元1470年，明军在河套地区大破鞑靼，次年又在怀远堡之战中痛击鞑靼诸部，使鞑靼人被迫后撤。公元1473年，明军绕开鞑靼主力，直击中军大帐。此战明军俘获无数物资，又将鞑靼人的帐篷等尽数焚毁。鞑靼经此一役遭受重创，不得不全部撤出河套地区。
公元1477年，明宪宗为强化皇权，在北京城西组建了西缉事厂，与东厂、锦衣卫合称为厂卫，成为明朝第三大特务机构。
西厂的人员主要从锦衣卫中选拔，并非清一色全部都是宦官。西厂由明宪宗的心腹汪直担任厂公，监督朝廷内外，包括文武百官及民间百姓。在此之前，锦衣卫仅有监察百官之权。而东厂不仅能够监察百官，还能够监察民间百姓和锦衣卫。所以东厂与西厂的职能实际上是基本重叠的。如果非要找出不同，那么东厂与西厂的区别便在于侦查的范围不同。东厂通常负责侦查京师及周边地区，而西厂则可以侦查帝国境内的任何一地。
《出警入跸图》中的锦衣卫
之所以创立西厂，想必是明宪宗想要提拔汪直的一种手段而已。《明史·列传·宦官》中曾有记载：
"成化十二年，黑眚见宫中，妖人李子龙以符术结太监韦舍私入大内，事发，伏诛。帝心恶之，锐欲知外事。直为人便黠，帝因令易服，将校尉一二人密出伺察，人莫知也，独都御史王越与结欢。明年设西厂，以直领之，列官校刺事。"
虽然如今普遍认为西厂的设立源自于李子龙案，但明宪宗完全可以命东厂负责此事，完全没有必要新设西厂。在此之前，东厂已经凌驾于锦衣卫之上许久，东厂厂公的地位也基本无法动摇。而且东厂办差通常都能够贴合皇帝心意，故而无法将汪直直接安插进东厂之中。再者，如果贸然任命汪直为东厂厂公，很有可能造成东厂上下离心的局面出现，这样反而会削弱东厂的实力。所以索性直接建立新的特务机构，不但能够妥善安置汪直，还能够间接削弱东厂的势力，以达到与锦衣卫势均力敌的目的。这一点从明宪宗批准西厂额定人数超过东厂一倍就能看得出来。
东厂腰牌
明宪宗本想通过提拔汪直，培养一股可以完全信任的势力。但汪直却在担任西厂厂公期间横征暴敛、草菅人命，为了搜刮钱财和引起皇帝重视，不断制造冤假错案，使朝堂上下笼罩在恐怖的氛围之中。
西厂仅成立五个月，就成为人们闻之色变的恐怖机构。在这种背景下，商辂、刘珝、刘吉等人冒死谏言，要求明宪宗终止西厂的活动。并将这五个月以来汪直所制造的冤假错案尽数报与明宪宗知晓。明宪宗得知此事后大为震惊，立刻下诏免除汪直西厂厂公之职，并将西厂党羽就地解散。
从明宪宗的反映可以看出，他对汪直的所作所为一概不知情。但他在一个月后重建西厂，便再也无法洗白宠信宦官、祸乱朝纲的骂名。直到五年后西厂的势力已经使明宪宗感觉到了威胁，这才出手加以制止，在将汪直驱逐出京师后便将西厂解散。成化年间的西厂之乱也就此结束。
吏部尚书商辂
在明宪宗执政的二十三年里，明朝逐渐从土木堡之变后的颓势中走了出来。从北伐女真蒙古获得大胜就足以看出明军的战斗力已经在逐步恢复。同时明宪宗的胸怀气度也非一般皇帝所能比。在其父明英宗受难的时日里，朱见深不但被明代宗废除了太子位，还整日担心有朝一日会被自己的叔父所铲除。而在他继位后，甚至还恢复了明代宗的尊号，实属难得。
明宪宗继位后不久就对朝堂风气进行了整顿，使政治逐渐清明。并且能够虚心听闻贤臣之言，使明帝国的发展重回正轨。明宪宗与万贵妃的恩爱感情也成为一段佳话。但在其执政后期，因过度宠信宦官汪直，导致朝政风气再次崩坏，国家再次出现了倒退的趋势。总的来说，明宪宗的文治武功是值得肯定的，但所实行的弊政也成为他永远无法洗去的污点。
参考文献：
1.《明史·列传·于谦》
2.《建夷考》
3.《明史·列传·宦官》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