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屠杀已经过去84年，可悲的是，由于历史虚无主义的泛滥以及日本对历史的恶意篡改，导致对这一铁证如山的基本史实、至今依然有很多跳梁小丑出来质疑。
日本在侵华期间制造的惨案数不胜数，选择“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同胞”作为纪念对象，本身就已经考虑了中日两国热爱和平人民的友谊。
南京是当时中国的首都，证据留存相对较多，从纯粹历史研究的角度，也是一种严谨负责的表现。
然而可惜的是，我们的好意，显然被辜负了。
早在1997年，台湾省爱国学者陈在俊在“南京大屠杀六十周年”学术研讨会上就曾提出：日军的暴行范围远超南京一隅，应该称为“长江三角洲大屠杀”。
他在《岂止南京大屠杀——日军在长江三角洲的暴行》一文中指出，“南京大屠杀”只是一个象征日军暴行的代名词，真正的屠杀范围涉及长三角五六十个县，至少有三四百万人惨遭杀戮。
历史学者王炳毅撰写的《侵华日军在苏南城乡的疯狂屠杀暴行》一文指出，日军从上海杀向南京的途中，所犯下的暴行远比南京严重。1937年11月至1939年底，仅仅苏南至浙北这一段，日军就造成了200万中国平民的死亡。
这两个结论是相当靠谱的，在长三角长大的人们心里都有数。
我本人在合肥周边一个农村长大，其实已经离屠杀重灾区比较远了，但小时候也经常能听到老人们说起村里的日军碉堡、被杀害的村民的悲惨往事。
甚至还和小伙伴们在村头的断壁残垣里挖出来过一把日本军刀，村里老人说这把刀杀了很多人，吓得我们不敢去碰。
无数的史料证明，日军大屠杀从上海就开始了。
我所看到的最早的大屠杀记录见于1937年8月15日的《申报》，记载日军在祥生出租汽车门口架设机枪屠杀平民，造成“场地上的尸体堆的像小山一样高”。
8月26日，日军在百老汇一带纵火焚屋，把平民赶到路口，每聚集两三百人就用机枪扫射。
由于日军疯狂纵火，在同胞遭受危难之时，中国救火员依然奋战在前线。他们的遭遇更加悲惨，仅举一例：10月27日三名救火员在闸北落入日军手中，被日军活活钉在了门板上，痛苦地失血而死……
这些淞沪初期的史料非常有价值，它证明了日军的屠杀行为并非日本人说的“军队失控”、“报复国军的抵抗”，而是一开始就有意而为。
淞沪会战初期，由于市民对停战抱有幻想、对日军遵守国际法心存侥幸，认为日军屠杀只是针对青年壮丁，目的是清除国军逃兵。
后来的事态发展，让上海人彻底绝望。
8月23日，中国红十字会第一救护队43人在宝山罗店遭到屠杀；
8月25日230多位难民从杨树浦逃往租界区，在半路被拦截屠杀；
10月27日，闸北一两万难民在逃往租界的路上，遭到日军机枪扫射……
上海市民终于明白，日军的屠杀既不是单兵失控、也没有明确对象，完全是有组织地无差别屠杀，就连红十字会也不能幸免。
日军到底在上海屠杀了多少人？由于上海也沦陷了很多年，准确数据比南京更难统计，我找到了一份材料，1990年的《罗泾乡志》，上面记载了一份落实到姓名的遇难者统计表——
当时的罗泾，只是上海外围一个小乡镇，几乎村村被屠，能统计到的遇难者人数就达到1495人。
上海的屠杀规模有多大？我想大家心中已经有了一个大概的数字了。
今天上海和日本的经济交往也非常密切，希望大家不要因此忘记这段历史。
上海与南京之间，罗泾这样的小乡镇数不胜数，遭到日军屠杀的大中城镇也有不少，受难最严重的，主要是这些地方：
嘉定、苏州、常熟、昆山、无锡、太仓、宜兴、常州、江阴、镇江、句容、丹阳……
基本上，日军行军路线上的重要节点，都发生了大规模屠杀。
在各地史料的记载中，我们已经可以看到日后在南京大屠杀中出现的种种无底线行为的证据线索。
第一个线索，是杀人游戏。
日本在南京周边的“百人斩”杀人游戏，遭到全世界的不耻，这也是日本历史专家极力想要歪曲抹掉的一段历史。
然而“杀人游戏”在常州就已经出现了。
11月18日上午，日军途径练塘镇查村，杀害了18名群众，其中10人被枪杀，5人被装进麻袋抛入水中，剩下3人被挂在树上供刺杀“游乐”。
当然，这只是有确信证据被记载下来的案例，有理由相信，这种行为在当时的日军部队中，已经是常规的娱乐项目。
第二个线索，是虐杀战俘。
苏州守军2000多人投降，日本上海派遣军司令下达命令“杀掉全部俘虏”，这已经是公然挑衅国际法。
可惜日军行进速度太快，不然南京守军一旦接收到这样的讯息，是绝对不会投降的。
第三个线索，是无差别屠杀。
11月下旬，日军从宜兴向西沿国道推进，开启了惨无人道的无差别屠杀模式，在公路沿线见人就用机枪扫射，自徐舍至溧阳短短15公里就造成1600多人被害。
按理说日本文化对佛教颇有好感，应该会放过和尚，但在常州天宁寺内，他们将文锦、云悟、广度等10多名和尚屠杀殆尽。
由此可见，日军的屠杀标准只有一个，那就是见人就杀。
在那场惨绝人寰的长三角大屠杀中，到底有多少同胞遇害？
这个数字可能永远不会有准确答案了。以下数据绝大多数来自于汪伪政府在沦陷时期所做的统计：
嘉定4330人、常熟1.5万人、苏州7296人、昆山3762人、无锡14150人、江阴10212人、宜兴7521人、常州万人以上……
汪伪政府的统计数据，经过了精心粉饰美化，严重偏小。
台湾省爱国学者陈在俊给出的结果可供参考：范围涉及五六十个县市，遇难者人数至少三四百万。（载于他的论文《岂止南京大屠杀——日军在长江三角洲的暴行》）
由于汪伪政府时期对材料的歪曲，以及日本投降前对史料的大规模破坏，记录日军暴行的权威资料绝大多数都没能保存下来。
然而，仅仅从保留下来的这些“美化”后的材料来看，日军侵华期间在全国各地制造的死伤800人以上的重大惨案，就多达173个。
我们有足够的理由相信，这只是冰山一角而已。
就这冰山一角，已经非常触目惊心。随便拿出一个，都是十恶不赦的反人类罪行。
一个不容辩驳的事实是，那一年日本人在中国犯下的罪行，南京既不是起点，也不是终点。
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
日本人莫名其妙的优越感，是第一个原因——
日本学者森山康平在《南京大屠杀与三光作战》一书中，记录了一个名叫大前嘉的普通日本士兵的回答：“那时，他们是蝼蚁之辈。我们接受的教育就是这样。杀戮蝼蚁之辈，还会受到什么良心责备吗？”
以战养战的策略，是第二个原因——
从上海到南京，日军兵站只提供武器，不提供粮食，日军指挥官根本不关心吃饭问题，甚至在战史中提都不提一下。
因为日军从一开始就没考虑过粮食问题，他们觉得抢是应该的。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区区二三十万日军，能在短时间内入侵这么多的村庄，造成如此大面积的伤害。
对中国实行歼灭战，是第三个原因——
很多人误以为日本没有战俘规则，这是一个巨大的误会。
早在1904年日俄战争期间，日本陆军与海军省就通过了《战俘管理规则》，后来经过不断修改完善，在全面侵华之前，日军的俘虏政策已经非常完备、与国际接轨。
日俄战争期间，日军俘获俄军79367人，被关押在26个俘虏收容所。
一战期间，日本在山东俘虏4628名德国战俘，被关押进12个战俘收容所。
俄国与德国战俘，基本都按照国际标准，给予了相应的保障。
然而1937年12月13日，南京大屠杀罪魁、日军16师团师团长中岛今朝吾却指示部队：原则上实行不留俘虏的政策。（见于中岛今朝吾亲笔日记）
在东京审判上，面对为何将中国战俘全部屠杀的指责时，日本人狡辩说：因为中国没有和日本宣战，所以那些人不能算战俘。
今天，我们想追问一句：你们的优越感从何而来？
从甲午战争开始，日本人靠抢和骗从中国得到了多少利益、这个国家到底是如何崛起的，心里没点数吗？
中日之间渴望和平的人民群众之间的友谊，我们自然要珍视。但这些历史遗留问题必须得到妥善处理，因为和平是需要双方共同努力的，中国人虽然善良，但只靠我们自己一厢情愿，似乎也解决不了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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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尹长珠，日军入侵我沪宁等地情况纪略，载于《抗日风云录—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四十周年》（南京文史资料专辑）1985 年；
2、陈在俊，南京大屠杀史实之探究——日本军人何以那样残暴，载于《日本侵华研究》1988年4月；
3、陈在俊，岂止在南京大屠杀，载于台湾《中外杂志》第45卷第1期；
4、陈斌，抗战初期侵华日军江南五城大屠杀研究，载于上海师范大学论文集，201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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