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甲金密碼 尋人類根魂
助民族復興 現華夏文明
文｜张上余
图｜源于网络
引言：本篇虽篇幅较长，但干货满满。欲寻历史真相者敬请详观，定会不虚此行......
“重现华夏文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其含义有二，一是华夏文明在地球曾经出现过，但现在不见；二是华夏民族早前很兴盛，但现在还不算兴盛。华夏民族与中华民族的概念虽有区别，但大同小异。我们完全可将中华民族看做加强版或升级版华夏民族。
如果读者朋友们认为以上论述为真，我们可继续探讨。如果否定了两条含义中任何一点，即是全面否定了以上论述，这就让后续讨论变得困难，要么请回看前文，要么请选择就此离去。
当我们确认现行文化与华夏文明所示文化相差甚远时，即要承认现行文化相比华夏优秀文化所示真知灼见实是谎言遍地、愚钝不堪。然而，国人却是沉浸其中难以自拔。
华夏优秀文化的真知灼见如何见得？从千百年前华夏民族即对基因工程学是了然于胸即可见得。
事实上，人脑如电脑，文化就像其操作系统，欲使用先进系统，就要先卸载老旧系统。卸载的前提则是充分认识老旧系统的不足之处。即便确知不足，仍然有人会以各种借口拒绝接受先进操作系统。比如手机的更新换代和计算机操作系统的更迭，很多人都是在产品遭遇自然淘汰时才被迫进行了更新换代。
文化，涵盖了涉及人类意识的所有事物，从文字是纯粹的人类意识产物属性看，凡与文字相关的事物即是人类文化典范。概括起来就是文学、历史、哲学和科学。
历史，是文化的深层背景，两者之间关联甚密。要对现行文化进行正本清源，就必须先对现行历史进行正本清源。
在谎言满天飞的时代，历史就是谎言养蛊地，造假和以讹传讹成为历史研究工作者必备的技能。因为包括中国历史在内的人类历史尽皆造假，要在当前史学界及考古界混，若无丁点造假和以讹传讹基本功是实难立足。
尴尬之处是每当国人在饱受欺凌而倍感无奈时总会在妄言构建的历史中找寻精神寄托，并以此来提升抗争或妥协的勇气。这就使得批判虚假历史进而示现历史真相的难度大大增加。
但我们务必坚信，真相永远不可能被谎言封杀，因为谎言背后的逻辑是混乱，真相背后则有真理支持。
下面，我们即将在可证史中寻找饱含真相的蛛丝马迹来展现真实历史，相信族人定有明辨是非的智慧。
华夏文明的陨落是真相，但真实的历史却是未知。
当史书所述历史经过清朝文字狱的融解、淬取和重组后，特别是明史，谎言成为其主要内容。明朝之前的历史则更是虚无缥缈，尽皆谎言。因虚无，所以不可证。
谎言是一个庞大系统，有复杂利益链，有成熟产业群。编造谎言的根本目的是麻痹世人身心以服从现实，重现真实历史，就意味着颠覆包括历史在内的现行文化系统。虽然这是一项浩大工程，但千里之行始于足下。
既然史书中没有真相，那么，真实的历史在哪里？在古迹。所谓古迹就是古代遗留下来的痕迹。
华夏大地留存的古迹比比皆是，而明十三陵和万里长城作为可证史中人尽皆知的古迹实是论证历史真相的不二选择。我们先看明十三陵中的定陵。
选择从定陵开始正史的主要原因有以下七点，一是大明帝国的强盛在地球同时期举世无双不可否认；二是明十三陵乃明朝圣王陵墓群确定无疑；三是定陵作为全世界唯一被完整发掘的确知皇帝陵在考古界影响空前；四是墓主万历帝朱翊钧生卒年月，特别是死亡时间为1620年真实有效；五是万历帝从小饱读诗书，执掌大明王朝长达半个世纪勿庸置疑；六是定陵地宫对外开放，其貌随时可见；七是已公开的定陵发掘资料相当丰富，具有极高参考价值。
基于以上事实，再结合下面两部风格迥异、信息互补的定陵发掘纪录片，我们即可身临其境地感受到定陵地宫所带来的巨大冲击，关键是所示现象背后的逻辑链足以证明现行历史是谎言满天飞，尽皆虚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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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信所有参与发掘的人员都希望在圣王陵墓中发现像盗墓小说所描述的惊天秘密。事实上有此期待是完全正确。因为圣王之所以能称圣，就是因其通天彻地，周知万物，每一座真实圣陵都是圣王飞升前特意馈赠后世的文化、思想和精神宝库，类似现代所谓时间胶囊，实是意义非凡。
但事情总有蹊跷，以致往往事与愿违。
考古，讲究眼见为实，但精准的考古结果需要严密的逻辑支撑，当所见现象背后的逻辑呈现混乱时，眼见虽实，但不一定为真。
事实上，谎言始作俑者百密总会一疏，许多细节实难顾及。恰巧是这些细节所示逻辑可让我们窥得真相，所以，考古工作从很大程度上讲是细节决定成败。
虽然以上两部纪录片的解说词加杂了大量臆断，特别是1958年制播的《地下宫殿》，不论是解说内容还是言辞口吻，都是站在当年无产阶级立场对万历帝及所谓封建王朝的极尽贬斥，大有无知者无畏的气魄。但经过去芜存菁，这两部记录片还是为我们示现了诸多珍贵信息，由这些信息即依稀可见真相端倪。
定陵地宫中，除汉白玉石门、石椅和个别瓷器外，最大物件就是棺床上万历帝及两位配偶的棺椁和若干木箱。据导游介绍，如今所见色彩艳丽的棺椁和木箱皆为复制品，原件已是难见。但在纪录片的镜头下，1957年发掘现场的棺椁及木箱原貌是清晰可见，特别是《地下宫殿》所呈现发掘人员进入地宫后的长镜头较多，诸位有兴趣可详观。
画面显示三具棺椁中有一具皇后棺椁已腐烂得无形状可言，万历帝及另一位皇后的棺椁亦有不同程度腐烂，但外形基本完整。然而，摆放在棺椁周边的若干木箱只能说是许多腐朽木渣散落在凌乱器物旁，唯有木箱所用金属锁体和把手可证明此处原有木箱。墓道内所铺木条的腐朽情况在画面中也是一目了然。
当我们看到定陵地宫中棺椁、木箱及木条的腐烂景象时，首先要思考一个问题，即设计者在设计圣王陵墓时会有哪些基本考量？除了我们不明就里的风水学或其他考量外，想必防水、防潮、防盗、防垮塌是第一要；内设物品的材质，特别是棺椁所用材质的防腐拒变性能是第二要；内置物件的意义则为第三要，这关乎整体陵墓存在的意义。
由石条拱顶和墻体坚实程度看，定陵地宫防垮塌能力堪称超强；从地板状态及棺床厚实程度看，地宫防水防潮性能堪称极佳；从宝顶规模看，完全可吓退所有专业或非专业盗墓团伙；至于万历帝和配偶所用棺椁及木箱的具体木质，虽不得而知，但想必绝非普通木料，传言为金丝楠木。若真是如此，其防腐拒变性能即是超群。
但问题是，自万历帝1620年飞升至1957年陵墓被再次发掘，其时差只有337年，如果外加棺椁及木箱制作完成后的闲置时间，地宫内棺椁、木箱及铺地木条存世时间截止1957年绝不超过400年。
想想，那些防腐拒变性能超群的棺木在地宫精心呵护下，历时不足400年即已腐烂不堪，那么，某地搞建设挖出一口棺木，距今约一千八百年，棺中尸体宛如新死、布帛字迹清晰可辨，有精美器物若干；或某地出土一古墓，距今二千多年，棺木完好无损 ，棺中有水清澈见底，随葬竹简所列陪葬物品一应俱全，珍贵无比等考古言论是否可信？全是谎言，尽皆“砖家”的信口雌黄。
难道那些埋在土中或泡在水中的棺木所用木质要比万历帝棺椁所用木质好很多？难道木制品置于水中或土中比放置在精心设计的地宫更有利于长期保存？当然不是。万历帝所用棺木材质和地宫环境与野外出土棺木及其所处环境相比可谓霄壤之别。
至于考古专家们为何时常莫名其妙地宣称某古墓距今数千年且完好无损，原因只是想让出土物件价值连城，以尽可能让即得利益者赚得盆满钵满，这应是考古界专用套路。
既然万历帝棺椁不足400年即已腐朽，那么，野外出土完好棺木距发掘时间必是不足二百年。事实上万物存世时间皆有上限，人骨兽架亦不例外。
从定陵地宫所示实况与考古常识存在的矛盾可知考古界言论相当荒诞，到处可谓乌烟瘴气。也由此可见笼罩在世人周边的谎言网是多么庞大、复杂和无所不用其极。
请读者朋友们注意，我们讨论所涉及有关定陵的真凭实据均来自大众可见公开影像，不存在涉密或小道消息。比如说发掘出的丝织品以肉眼可见速度灰化的传言即不在我们讨论范围内，因传言现象我们不可见。
记录片指出，地宫所现陪葬品多达3000余件，部分物品是金丝银镂，镶珠带宝，也算极尽奢华，但我们所见万历帝陪葬物品除穿戴物件外，大多是吃喝用具及把玩物品，其中部分物件确实莫名其妙。
比如神道两旁大型石雕个个栩栩如生，但《地下宫殿》纪录片所示陪葬物品中竟有数件小孩所玩木人和木马，其做工低劣到难以置信，顶多只能算中学生课外作品，如何能出现在定陵地宫？
关键问题是，数千件陪葬物品中能见文字只有寥寥数十字，其中与万历帝有关文字仅印章所示二十三字。
更蹊跷的是，万历帝陪葬用印章竟然是木质印章，而且从印章上四五条裂纹可以确定是劣质木印章。
那些汉白玉石椅、青花瓷器、香炉等物件的摆设也是空洞乏味，不知所云。更奇怪是诺大配殿棺床上空空如也，似乎万历帝没什么东西可以存放，那么，修它何用？
作为圣王陵墓，且不说应存放大量饱含真理的文化和思想产品，就连镌刻万历帝及两位夫人简历及个人特征的铭牌或书籍也是全然不见。貌似万历帝及两位夫人无文字可用或皆是文盲。
更让人匪夷所思的是定陵地宫之所以能成功发掘，主要是宝顶外墙有裂缝，其下有“隧道门”三字指引，后来更有“指路石”明示。这些准确标记难道是埋葬万历帝的工作人员悄然留刻，要行盗墓之实？
事实上明十三陵之所以安在，是因为设计者通过巨大体量实现的防盗功能可将盗墓贼完全无视。
据记录片所述，上世纪50年代国家组织发掘的首选目标是长陵，但在专家勘探数周后依然无处下手，才转向勘探定陵。决定发掘定陵也是因为发现了明显印痕和标记，进而在专家研究和机械支持下光明正大地挖了近一年才找到金刚墙，那么，盗墓贼若偷偷摸摸地挖，要多少年才能挖到地宫？如此大规模的挖掘又如何做到不被外人发现？
以上所有疑惑皆是逻辑推导的结果，因为疑惑重重，所以眼见不一定为真，又因真相有悖教科书内容，所以或让部分读者略感惊悚和不适。
其实，大脑中逻辑链的整合和延伸需要时间，不可能一蹴而就，只要诸位持续思考，相信在真理加持下，理解只是时间问题。
在新版纪录片镜头中，发掘人员初见金钢墻时，墙体上即有三角状门形裂缝，且不偏不倚地正对地宫大门。关于缝隙由来，有人说是下葬完毕后填充预留门洞所留收缩缝，然而，规模庞大且如此厚实的金刚墙若采用预留门洞再回填方式建造，其难度着实不小。如果选择下葬完毕后先紧闭墓门，然后再由下而上地堆砌金刚墙想必会更加美观又更具保护功效。
另外就是汉白玉所制厚重墓门在初次发现时竟然半掩，门缝很大，顶门用自来石清晰可见，但几乎没有顶门作用，只二三人即可把门轻易推开。
墓门未能紧闭相当于形同虚设，这就完全违背了建造者和使用者的意愿，而顶门石没有顶门作用是无论如何也说不过去，完全不符合逻辑。
老版记录片中有一特写镜头显示顶门用自来石上竟也是刻画着和指路石及隧道门同样的繁体字，从笔迹看极像同一人刻画。说明刻画这些文字在当时是正大光明的行为，且有专人负责，不存在偷偷摸摸。
因此，定陵地宫承载的历史真相实不简单，请诸位再往下看。
通常情况下，稍有理智的人都不应该否认华夏文明的不可思议和大明王朝昔日的繁荣盛景，也应该理解人类文明的惊世骇俗不在物质层的魔幻，而在文化和思想层的高深。文化和思想才是人类文明的核心内容，精神则是人类文明的实质内容。
遗憾的是，从定陵地宫所现陪葬物品看一代圣王万历帝的形象居然极像暴发户。哪里能见圣王高深的文化和思想？哪里可感圣王具备的通天彻地、周知万物之能？
从地宫中有且仅有的三十五个汉字看，除劣质木印章所携刻二十三个篆体字外，另有十二字即繁体“大明嘉靖年制”和“大明万历年制”，分别出现在两个瓷器颈部。问题是这些无关紧要的标注性字样一般只会出现在瓷器底部，但它们竟然出现在尊贵圣王陪葬所用瓷器最显眼的颈部，好像生怕世人看不见。
论其字体和书法水平，实无可圈点之处，重点看下方装饰性条纹，画线歪歪扭扭，条状分割大小不一，其上所绘龙图腾也是不忍直视。这完全是瓷器厂学徒级的作品，怎么能出现在圣王陵寝？
我们已知繁体字可证字源是《康熙字典》，《说文解字》则是以篆体字为主体且字意模糊，这是迄今为止世人可见仅有的两部古代汉语字典。而瓷器、“隧道门”、指路石及顶门用自来石上所现繁体字如何与明朝有关？诸位又是否奇怪盛极一时的大明王朝为何没有汉字字典？
如此坚实地宫作为圣王陵墓，堪称华夏文明的“时间胶囊”却无文化可显，无思想可表，无精神可现。这就是严重的逻辑混乱。所以，真相绝非常识。
600年前历史虽不可证，但600年内历史却是可证。当我们用清朝乾隆先入为主的思路解释以上现象时，所有疑惑和矛盾都会迎刃而解。
据史料记载，在清朝二百多年统治期内，只有乾隆五十年至五十二年，亦即1785年至1787年，历时三年，消耗巨量财力人力对明十三陵进行了大规模修缮。
然而，当时文字狱极盛，世人如若谈论有关前朝只言片语也可能引来灭门大祸，但统治者却要劳师动众地对前朝帝陵进行修缮，所为何事？
事实上定陵现存所有地表建筑确是因乾隆而有，但修缮只是表面现象，真相是乾隆借修缮之名行盗墓之实。
从定陵地宫所现细节可以看出，盗墓者在打开定陵地宫后对内置物品进行了彻底清理，特别是文化产品，可谓只字不留。随后又按清庭意愿全新设计并制造了相关物件重置地宫。也就是说当前定陵地宫所见一切物品皆是乾隆偷桃换李的结果，用现代话讲即是“摆拍”，其用意则是蛊惑后人。
当我们将清庭掘墓动机对应前文诸多疑惑和逻辑混乱时，真相背后的逻辑竟是如此清晰，可以说毋庸置疑。
“隧道门”及指路石之所以标向准确，是因地宫体量实在庞大，清庭怀疑后人会因发掘困难而让用心良苦的“摆拍”不能发挥应有作用，所以要做明确标记以方便后代发掘。
金刚墙上门形裂缝则是盗洞回填后不可避免地产生的收缩缝；之所以在顶门用自来石上刻写说明文字，是要防止在繁杂扫尾工程中将石条遗失。
墓门没能闭合，是因为施工人员无能为力，也就是说清庭掘墓者根本不知原本地宫大门如何能做到完全封闭且难以打开。用自来石顶门仅是清庭设计者的假想，实效甚微。又因新造厚重石门少了拉环，所以连紧闭也难做到。
由新制顶门石和汉白玉石门的成套性看，清庭所派掘墓人根本无法打开地宫原本严实的墓门，只有彻底破坏后才得以进入。所以，汉白玉石门及顶门用自来石是清庭在掘墓后的量身订制。包括汉白玉座椅、瓷器等，皆是按清庭做局者要求全新订制。
关于万历帝陪葬用的劣质木印章，想必是相关责任人贪婪无度，用巨额费用制作了一枚廉价木质印章草草了事；摆放拙劣木马、木人同样是为了滥竽充数以骗取巨额经费；包括瓷器在内的很多粗制滥造都可视为偷工减料，这完全符合乾隆时期朝纲腐败事实。也正因此才给我们留下了诸多饱含真相的蛛丝马迹。
另一奇特现象是当棺椁和木箱已腐朽得面目全非时，木马、木人及木印章却没有明显腐朽迹象。可以确定这些木偶所用木质必是劣于棺椁所用木质。这就再次证明棺椁和木箱也许未曾更换，而木马、木人、木印章则是乾隆年间的新物。也就是说木马、木人和木印章制作时间是1787年左右，距1957年仅170年，而棺椁和木箱制作时间距1957年或接近400年。
所以，木马、木人及木印章与棺椁和木箱的腐朽程度存在巨大差异是有据可依，有理可寻。
从清庭重置地宫物品时放置诸多金银珠宝看，爱新觉罗·弘历盗墓绝非图财。又从修缮事实看，其行为完全不像当年闯军，实无泄愤可言。
其实，从爱新觉罗·弘历生平看，其上位初期即经历了若干场叛乱，耗时数十年，直到执政后期才趋于稳定。相信在对过往叛乱事件的回溯中，弘历必会痛定思痛，深思叛乱根源。
而且相信弘历最终会认识到文化及思想的差异才是民众叛乱的根本原因，所以，统治者深知唯有实现文化和思想的全面统一及整合才能使江山永固。因此，乾隆时期文字狱盛极一时，也正因此，统治层要不惜一切代价，举全国之力盗掘万历帝帝陵并由此做局以蛊惑后人来达成共识。
即便清庭不惜血本地要重置地宫物品，但在清空后的偏殿实是想不出有什么物件可以填充，无奈下他们选择放弃，导致闲置。
1785年，发掘定陵时间恰好是弘历执政刚满五十年，其大权在握，又要行将就木，想必找寻真知的兴趣或是浓于享乐欲望。
盗取明朝影响力最强的万历帝帝陵实是一举多得，一是在有生之年可一睹华夏文明真容；二是将那些无价之宝为己所用可提升生命质量；三是通过修缮之名不但可掩盗墓之实，更是可以有效抚慰饱受文字狱折磨的华夏族人，进而息事宁人；四是通过偷梁换柱，不但可以不留死角地清除明朝文化、思想和精神痕迹以斩草除根，还可为将来指鹿为马创造明证。
因此，爱新觉罗·弘历举全国之力圆了盗墓梦，也由此自取其辱而选择主动退位。至于从地宫所盗瑰宝的去向，或已流落海外，使得国内难见。
付出巨大代价盗掘定陵神异瑰宝是情有可原，但处心积虑地对地宫所有物品进行重置实是可恶至极。
从当前地宫所见陪葬物品不难看出，清庭对万历帝的诬蔑是不择手段，为表明清庭正统也是费尽心机。他们想预埋文化毒果以实现对华夏民族的文化输入和意识荼毒，实为诛心之举。
所以，定陵地宫陪葬物品中没一件器物可代表一代圣王的文化、思想和精神。尽是抛弃文字主体，用图腾暗示实施旁推侧引的满清文化。也就是说，定陵地宫所现物品从衣帽到被褥；从金银器具到瓷玉制品；从器物布局到功能展示，完全是满清文化陈列馆。其中所有刻、画、编、织于器物上的图文尽是意识植入，俗称洗脑。
当我们仔细观察时不难发现地宫内所有器物上龙图腾应用最为广泛，随处可见。只是那些绘制在瓷器上的龙形图案实不敢恭维。
想必有人疑惑，自古以来不是中国人都是自称龙的传人，历代帝王也都以真龙天子自居吗？事实上大错特错。使用龙图腾是清朝特有，是满清文化标志，与大明王朝实无半点关系。
满族首领“怒而哈吃”在满语中意为“野猪皮”；其弟“舒尔哈齐”意为“小野猪”；另一小弟“牙尔哈齐”意为“豹子皮”。也就是说满族崇拜禽兽的理念由来已久，原因是他们生活得像禽兽，却少了猛禽的高飞和野兽的威猛。所以，从骨子里他们对禽鸟的飞翔能力神往不已，对野兽的灵敏和力量是崇拜有加。野猪，即是勇猛的象征。
然而，当满族捡漏般地将整个华夏大地装入囊中时，其兽性崇拜心理亦有了微妙变化，对早前所崇拜猛禽和野兽也不经意地有了蔑视感。为延续兽性崇拜情结，他们需要一种威猛到无以复加的动物以满足自身虚荣。但豺狼虎豹、鹰雀燕雕已明显太弱。于是他们想象出了集禽类飞翔和野兽威猛于一身的神奇动物，“龙”。
龙这种动物在世人理念中上可直达天庭，下可直抵海宫，清朝的皇族则是人中之龙，负责掌管陆地。自称真龙在世，也只有皇族才有权调用龙图腾，所以他们要执龙旗，穿龙袍、坐龙椅、睡龙榻.......其实质是想通过龙族亲属实现对此世界海陆空的全方位掌管。
而后，统治者竟宣称清朝辖区内所有人众皆是龙的传人，并号令国人集体膜拜龙图腾。其真实含义即是说华夏所有人的性命皆是皇族所赐，勿忘。
这就是传统文化“龙”和“龙的传人”的由来。
更可恶是，他们还通过各种谎言强调此理念源于华夏先祖，并非新创，清朝只是传承，也由此可显清庭的正统。事实上在大明王朝哪里可见龙旗？
龙，是禽兽，是满清兽性崇拜的特产。华夏民族作为神族，实为神之骄子，神圣无比。怎能将神之骄子贬称为禽兽后代？基于以上事实和人与禽兽的本质性区别，华夏族人务必要重新审视现有文化和思想，如此才可为民族谋复兴，为人类做贡献。
既然我们要刮骨疗毒以治病救人，那就要有勇气面对族人的撕心剧痛和苦苦哀嚎。在当前正本清源环节，实是句句如刀。
但长痛不如短痛，我们必须要通过逻辑思维去抽丝剥茧，进而发现真相，因为只有发现真相并拨乱反正才能达成刮骨疗毒之效。这也是华夏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
如若读者朋友对以上言论仍然存有质疑或不明所以，也不必急于求成，华夏大地还有数十处确知圣王陵墓完好无损，这在地球上是绝无仅有。随着圣陵的重见天日，历史真相和人类实像终将得以证实。
至于圣陵会由何人、于何时以何种方式开启，诸位还需静观其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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