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第一书46：王莽读过但写不出《轻重》

以现代的学术眼光研究《管子》，是从清末梁启超开始的。他对《管子》法制的系统研究到今天也是绝无仅有。他也系统了《管子》的经济制度和经济学。接下来，1936年，黄汉出版了《管子经济思想》，1944年俞寰澄写了《管子之统制经济》，1956年马非百的《论管子轻重》发表，这是近代以来系统研究《管子》经济体系和经济学的重要著述。这些著述的出现开启了以现代学术研究《管子》的时代，这种系统的学术研究不只是赋予和发掘了《管子》的现代价值，而且对《管子》的考证更为科学，《管子》经济学表明，《管子》不是几百年中很多个学者拼凑的“大杂烩”，它有系统严谨的学术体系，阐述体现了管仲的变法改革和治国思想与实践，如果不是管仲完成，但也一定是管仲的思想，由与管仲相关的一个大家来统筹完成。《管子》的经济学如此，其他如论政、论道、论法、论兵，也是一个完整的思想理论体系，并且各个体系是融合在一起，形成了一个总的治国理政体系。

你只要把《管子》作为一个思想理论体系、一本书来看待，“非一人之作，非一时之作”的非议《管子》作者的基本立论就被破除了。

罗根泽在考证《乘马》和《轻重》十九篇时，也找不到《管子》在春秋战国抄了谁，所幸西汉出了一些理财学家和《盐铁论》之类的著作，罗根泽就把《轻重》十九篇送到了“并汉武昭时理财学家作”。当然罗根泽也讲不出谁能写出《轻重》十九篇，就又送给了“理财学家”这个群体。

对罗根泽的观点，马非百也看不下去。因为战国找不到《轻重》的出处，汉代武昭也没有能写出《轻重》的证据，而马非百则将时间继续后移，认为西汉末年的王莽写出了《轻重》。他考证《轻重》所言皆汉代故事，而尤合乎王莽时代的史实。也就是王莽执政后实施了近似于《轻重》内容的改革政策。

首先，马非百的一些文字考证看起来看细致，但细究起来也难以站得住脚，这里不做论证，只论证王莽没有写作《轻重》的可能性。

王莽（公元前45年—公元23年），字巨君，中国历史上新朝的建立者。王莽出身于西汉末年的王氏外戚，于公元9年，代汉而立，国号“新”，建元“始建国”。王莽实行了广泛的社会改制。其中以解决土地和奴婢问题的“王田令”与“私属令”为其核心内容。王莽自汉哀帝驾崩之后实际掌握朝政大权，至地皇四年覆灭，王莽在位共15年，前后执掌天下共20年之久，新莽地皇四年，即公元23年，起义军推翻新朝，王莽被杀，死时69岁。而新朝也成为了中国历史上最短命的朝代之一。王莽同时也是一位在历史上备受争议的人物，古代史学家以“正统”的观念，认为其是篡位的“巨奸”，但近代帝制结束之后，王莽被很多史学家誉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社会改革家”。

王莽出生于魏郡元城（今河北省大名县东）但祖籍章丘龙山镇平陵城。也就是说，王莽虽然姓王，但他是齐国田齐的后裔，因为是贵族王室后裔，改姓王。《孙子兵法》的作者孙武，也是田齐后裔。他们原是陈国的贵族，因内乱出走齐国，为齐国立功，被封姓田。

王莽与《管子》有何关系可从三个方面进行考察：

一，王莽拷贝了其祖上的功业。

田氏代齐，指战国初年田氏取代姜姓成齐侯的事件。前386年，周安王正式冊命田和为齐侯。前379年齐康公死，姜姓绝祀，姜姓齐国完全为田氏齐国取代。田氏是齐桓公十四年逃亡到齐国的陈国贵族，封田氏。前545年，田完四世孙田桓子与鮑氏、欒氏、高氏合力消灭當富的庆氏。之后田氏、鮑氏灭欒、高二氏。田桓子对齐国公族“凡公子、公孙之无禄者，私分之邑”，对国人“之贫均孤寡者，私与之粟」，取得公族与国人的支持。齐景公時，公室腐败。田桓子之子田乞用大斗借出、小斗回收，使”齐之民归之如流水“，增加了戶口与实力。是谓“公弃其民，而归于田氏”。前489年，齐景公死，齐国公族国、高二氏立公子荼，田乞逐國、高二氏，另立公子阳生，自立为相。从此田氏掌握齐国国政。  前481年，田乞之子田恒杀齐简公与诸多公族，另立齐平公，进一步把持政权，又以“修公行赏”爭取民心。前391年，田成子四世孫田和废齐康公。前386年，田和放逐齐康公于海上，自立为國君，同年為周安王冊命為齐侯。前379年，齐康公死，姜姓齐国绝祀。田氏仍以“齐”作为国号，史称“田齐”。

王莽幼年坎坷，父(王曼)兄(王永)先后去世，由其叔父们抚养成人。青年时期，谦恭俭让，礼贤下士，尊敬长辈，被誉为楷模。而后王莽青云直上，加官为大司马，仕途平坦。公元前7年，王莽继他的四位伯、叔之后出任大司马，时年37岁。同年，汉成帝崩。汉哀帝继位，从此，汉哀帝的祖母傅太后、母亲丁太后两族外戚得势，王莽退位隐居新野。其间他的儿子杀死家奴，王莽逼儿子自杀，得到世人好评。公元前2年，王莽回京城居住。汉哀帝崩。王政君掌传国玉玺，王莽任大司马，兼管军事令及禁军，立汉平帝，得到朝野的一致拥戴。公元1年，王莽在推辞再三之后接受了“安汉公”的称号(不是爵位)，将俸禄转封两万多人。公元4年，王莽的长女王嬿成了皇后，王莽加号宰衡，位在诸侯王公之上。大力宣扬礼乐教化，得到儒生的拥戴，被加九锡。此时王莽的野心已经极度膨胀，与汉平帝之间的矛盾也日益激化。公元6年2月3日，汉平帝病死，4月，王莽立年仅两岁的刘婴为皇太子，太皇太后王政君命莽代天子朝政，称“假皇帝”或“摄皇帝”。西汉末期，社会矛盾激化，由于王莽在朝野素有威名，被视为挽救汉王朝的不二人选，权势熏天。公元8年腊月，王莽代汉建新，改元“始建国”，并改当年腊月初一为始建国元年正月初一，改“长安”为“常安”作为新朝都城。

如果说田齐代姜只是封侯，而王莽则是代汉成皇帝。不论你如何评价，这一点是否认不了的。

二，王莽实施了管仲的一些改革变法

王莽当政后实施了变法改革，主要内容

(1)“更名天下田曰王田”，私人不得买卖，用恢复井田制的办法来解决土地问题。

(2)改奴婢为“私属”，亦不得买卖。

(3)实行“五均六管”，即在国都长安及五大城市设立五均官，政府管理五均赊贷及管理物价，征收商税，由政府经营盐、铁、酒、铸钱和征收山泽税。

(4)改革币制。

(5)改革中央机构，调整郡、县划分，改改官名、地名。

(6)改变少数民族族名和首领的封号。

从这些改革内容，能看得出管仲变法改革的影子。但是王莽的改革没有取得管仲的成功。

由于汉末以来，政治腐败，朝廷奢华无度，地方搜刮盘剥，再加上豪强地主大量兼并土地，使得百姓流离失所，生活困苦，经济凋敝，所以人心浮动，政治危机愈演愈烈。王莽执政以来，为了获取民心，虽然采取了一系列缓和社会矛盾政策，但也始终未能在根本上解决问题。王莽在始建国元年宣布的政策是：将天下田改名‘王田’，以王田制为名恢复井田制；奴婢改称‘私属’，与王田均不得买卖。其后屡次改变币制，更改官制与官名，把盐、铁、酒、铸钱及山林川泽收归国有。但由于这些政策只求名目复古，很多都是与实际情况相违背的，而且在推行时手段和方法不正确，在遭到激烈反对后，又企图通过严刑峻法强制推行，使诸侯、公卿直到平民因违反法令而受重罪处罚者不计其数，加剧了社会的动荡。人们未蒙其利，先受其害，各项政策朝令夕改，使百姓官吏不知所从，因此导致天下各豪强和平民的不满。

第一，王莽不切实际地废除了五铢钱，盲目推行各种新币制，使货币的流通和信用受到了严重的削弱，使财政经济陷于瘫痪。王莽的币制改革本意是削弱豪强大族的经济实力，但由于币制复杂混乱，导致民间交易很不顺畅，造成了民间物价的不稳定。并且每次改制的钱币大小不断缩小，价却越来越高，实质上剥削了普通民众的财富。

第二、以王田制为名恢复井田制，虽然一定程度上有利于抑制汉末土地兼并带来的的危机，但严重损害了大地主豪强的利益，使他们开始厌恶王莽的统治。由于没有切实的强制措施，地主豪强多余的土地大多没有交出来，所以朝廷没有足够的土地分给应该受田的无地、少地农民，使他们也失去了信心。侥幸分到土地的人也不满意仅仅得到所有权不属于自己的“王田”。始建国四年（12年），王莽在朝野的压力下，宣布恢复土地自由买卖。   第三、禁止买卖奴婢并没有改变奴婢的身份，也未获得民众支持。实际上官僚地主暗中进行的土地和奴婢买卖并未停止，因而被处以重罪者的不计其数，更引起了他们的激烈的反对。三年后，王莽只得让步，于是土地和奴婢买卖合法恢复。

第四、为了抑制商人对农民的过度盘剥，制止高利贷，控制物价，改善财政，王莽在始建国二年（10年）下诏实行五均六管（管通管）。所谓五均，即在长安、洛阳、邯郸、临淄、宛、成都等城市设五均司市师，管理市场。各城设交易丞五人。钱府丞一人。工商各业，向市中申报经营，由钱府按时征税。每季度的中月由司市官评定本地物价，称为市平。物价高于市平，司市官照市平出售；低于市平则听民买卖；五谷布帛等生活必需品滞销时，由司市官按本价收买。百姓因祭祀或丧葬无钱时，可向钱府借贷，不收利息，但分别应在十天或三个月内归还。因生产需要也可贷款，年利不超过十分之一。所谓六管，是由国家对盐、铁、酒、铸钱、五均赊贷实行管制，不许私人经营；控制名山大泽，对采集者征税。从五均六管政策的内容看，如果认真推行是可以得到良好的社会效果的。但五均的前提是政府必须掌握相当数量的商品和货币，并且有强有力的管理手段。由于没有这两方面的条件，王莽只能依靠富商大贾来推行，反而给了他们搜刮百姓的机会，形成危害更大的官商垄断性经营。由国营对盐铁等实行统管统制，早已被实践证明是行不通的，再次实施自然不会有好结果，而由国家控制名山大泽，实际只是给主管官员增加了财源。最终，国家没有增加收人，百姓却加重了负担，正当的商人和手工业者也受到打击。

三，王莽读过《管子》但写不了《管子》

除了改革变法，王莽做的事情不少是模仿《管子》和管仲的做法。比如，王莽执政后也曾招募儒术，试图恢复齐国的稷下学宫。

王莽祖上应该保留了齐国的一些档案，到了汉代，这些档案也流传到了社会上或流转到秦汉朝中。司马迁、晁错这些人都读过《管子》，刘向编纂古籍时其中就有《管子》一书。王莽读过《管子》就很正常。他按照《管子》一书的描述去变法改革就解释得能。但是，说王莽写了《管子》之《轻重》就难以说得通。

此说，首先证明王莽之前已经有了《管子》一书，王莽只是加上了《轻重》一部分。而《轻重》一篇在司马迁《史记》当中就已经提到。而临沂银雀山汉墓出土的竹简也有《轻重》的内容。这些都证明《轻重》不是王莽写，王莽之前就有。

另外，你看看王莽一生，都生活在争权夺利的生死权斗之中，步步惊心，难有写书的心境。即使是赋闲五年，他可能会读书，但心在朝中，又发生了儿子被他逼死这样的事情。他的另一个儿子也因为不支持他篡政而被他杀死。执政八年，也是步步艰难，内外交困，哪有心境去写书？

还有，王莽变法有《管子》的影子，但并无领会《管子》的实质，学得不像，且难成功，哪有成功的实践作《管子》那样的理论总结？

而管仲执政40年，时间够长，管仲的变法改革和治国理政就非常成功，国家富强，事事顺利，管仲就有时间、有精力、有心境，去总结齐国的治国实践。这是王莽所没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