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们翻开史书，不知道大家，对于中国历史，有没有过“盛世时，千古明君，衰世时，奸臣当道”的感觉，每当一个王朝，呈现衰败之势时，中国奸臣就特别多。
仿佛每个朝代的灭亡，都是那些乱臣贼子惹的祸，因为他们的结党营私，欺君犯下，大好河山才变的永无宁日，是王朝衰败的罪魁祸首。
唐时李林甫、北宋秦桧、明时袁崇焕、清时琦善等“奸臣”，无不被后世史官，浓墨重彩的写个大大的“奸”字，捆绑在历史的耻辱柱上，让世人唾弃！
但是，当我们理直气壮的鄙弃这些奸臣的时候，却仿佛忘掉了，最该为王朝兴衰负责的皇帝们，忽视了古代中国是个高度皇权集中的国度。
按现在的说法，权力与责任、义务同量，王朝给予了皇帝至高无上的权力，皇帝理应对整个王朝负责，并是最高责任人，既然王朝有问题了，首先问责的应该是皇帝们。
但是，史书往往不会这么写，他们顶多给予皇帝识人不准，轻易被蒙蔽眼睛的批评，难道做到背着皇帝干坏事，闹的全天下人都知道了，唯独皇帝蒙在鼓里，真是这么容易？骗谁呐！
李林甫贪污腐败，难道唐玄宗真不知道，显然不是，只不过，由于李林甫很多引人唾弃的事情，都是秉承他的意志，给他背黑锅，出于对“忠犬”的安抚，李林甫谋点财富，算的了什么。
当安史之乱之后，大唐王朝的辉煌成过眼云烟，史官按照传统，分配责任人，原本就背惯黑锅的李林甫，理所当然的继续为大唐的衰败背黑锅，成“口有蜜、腹有剑”的大奸臣。
而为啥史书鲜有对皇帝们问责呐？说白一点，他们不敢，执笔写史的史官，他们虽然坚称自己是客观公正的写史，但是这仅仅是理想，事实则是，他们要为皇权服务，为以儒学为躯干的“理教’体系服务。
而儒学早在汉武帝时期，为了换取”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治地位，就已经跟皇权签订了”恶魔交易“，皇权保证儒学在封建社会中，思想层面的主导地位。
而儒学反证皇权的合法性与至高性，以及不可侵犯性，最大限度的神化专制王权，从那时起，儒学已经完全跟皇权是命运共同体了，皇权牛，儒学兴，皇权败，儒学衰。
为此儒学会想尽一切办法，维护皇权的威严，因神是完美的，天子是替天行道，肯定不会犯错，所以在面对历朝历代的兴衰问题上，以儒学为代表的社会“理教’体系，批判的时候，往往都会在皇权面前急刹车，他们不敢做，也不愿意去做。
在这样的基调下，我们中国的史书，每当衰世，特别是在由盛转衰的节点上，往往都会有意识的塑造，强化一些人，来给皇帝们背黑锅，证明都是他们的错！
具体实施中，史官们往往会以“理教’体系的价值观，画一条红线，把所写时期的官员，分为忠奸两派，对忠的不遗余力的称赞，对奸的想方设法的憎恶，不留中间派（摇摆不定，更是坏蛋）。
然后，以忠奸两派的激烈冲突，为历史发展脉络的叙写，而为了凸显朝代的衰败，责任在奸臣，奸臣往往又是在各方面，碾压着忠臣，当然皇帝肯定是毫不知情的受害者。
所以当我们翻开史书，往往一个朝代的盛衰转折的时候，总是“奸臣“当道！（袁载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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