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是中华民族发展的重要支撑。长江以其庞大的河湖水系，独特完整的自然生态系统，从远古走来，孕育了灿烂的长江文明，造就了从巴山蜀水到江南水乡的千年文脉，是中华民族的代表性符号和中华文明的标志性象征，长江流域在中国古代文明的形成过程中发挥了重大的作用。
水是人类的生命之源，万物之宗，自古至今深刻影响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和变革。正如春秋时期的著名政治家管仲在《管子·水地篇》所说：“水者，何也？万物之本原也，诸生之宗室也。”长江文化的发展，也印证了这一点，从长江流域漫长而悠久的历史看，从长江流域的考古成果看，水利在长江文明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
长江文明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长江也是中华文明的起源地之一。其起源和形成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早在史前时代，长江地区已有相当高度的文化，如浙江的河姆渡文化、浙江的良渚古城遗址、湖北的石家河遗址、湖南澧水的城头山古城遗址，其中，良渚文明实证了中华五千年文明史；石家河遗址是长江中游地区史前文明中心，由它命名的石家河文化代表了长江中游地区史前文化发展的最高水平，是三星堆文化、楚文化的重要源头。这些都说明长江流域，特别是长江中下游地区，早在史前时期已经显示其高度的文明特质。
文明要素的不断发展积累和汇集，达到一定程度时，才能形成成熟的文明，学者提出文明应当包括四项要素，即，文字、城市、大型礼仪性建筑以及青铜器。也有学者也提出应有六条标志，即：城市的出现、文字的书写、冶金术和金属器的使用、密集型的农业、宗教的统一力量、礼仪性的建筑。无论是“四项要素”还是“六条标志”，其中都有“城市”这个要素，可见城市是进入文明阶段的重要标志之一。本文以良渚古城遗址、石家河遗址、城头山古城、城河遗址为例，揭示这些大型遗址中所包含的水利理念 、水利工程体系、原始灌溉系统、城市排水设施等水利要素。
1、良渚遗址中的大型水利系统
良渚遗址中的大型水利工程
2019年“良渚古城遗址” 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这是我国第一次取得新石器时代文明遗址──良渚古城遗址的重大考古成果，使我国文明史的出现时间得到进一步伸延，也意味着我国5000年文明有了强有力的历史遗迹支持，成为中华5000年文明史的实证，也是中国乃至东亚地区最早的城市文明遗迹。良渚古城遗址是距今5300～4300年的遗址，考古发现的遗存主要有四种类型，其中重要的一种类型是庞大的水利系统，水利系统是中国迄今发现的最早的大型水利工程遗址，也是世界上迄今发现的最早的堤坝系统之一，水利系统是良渚文明的重要标志，也是申遗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水利系统包括上坝、下坝和山前长堤，大小共11处人工坝体遗址，其中上坝6条，分为东西两组，其影响的范围超过100平方公里。良渚古城的外围水利系统位于古城的西北部和北部，以自然山体为依托，在两山谷口之间，以南北走向修筑了两组用黄土夹杂裹泥稻草包修筑的堤坝。良渚古城外围水利工程是人类历史上最早的复杂的大型水利设施，其伟大之处在于它是一个中小流域性水利系统，将良渚古城外围的水利工程与古城内外水网相联通，发挥其防洪、拒咸蓄淡、运输、调水、灌溉等功能。
2、城头山遗址中的原始灌溉系统
城头山古文化遗址灌溉图
城头山遗址，是中国南方史前大溪文化—石家河文化时期的古城遗址，距今约6000多年。位于湖南省常德市澧县城头山镇（原车溪乡南岳村），该遗址是一处新石器时代城址。城址平面略呈圆形，由护城河、夯土城墙、东、南、西、北四门和城西南部的夯土台基组成，城址直径310米，墙底部宽约20米，残余的城墙顶部宽约7米，内坡平缓，外坡陡直。护城宽35一50米，深约4米，与城墙外侧紧相连接。护城河是自然河道与人工开的河道相合而成，护城河不仅是防御设施，也具有交通上的重要功能。在城头山遗址发现了古稻田，考古学家推断这是世界上发现最早的水稻田，距今约6000多年。同时还发现了与水稻田相配套的原始灌溉系统，有水坑和水沟，均位于稻田以西的原生土层面高出稻田的地方。发掘区内发现三个水坑，坑1直径1.2米，深1.3米，锅底型，底部有很浅的一层淤泥；坑2，一半压在发掘区外，直径约1.2米左右；坑3，仅揭示四分之一的面积，推算坑口直径约在1.5米左右。考古专家还发现从西南向东北向注入坑1的两条水沟，认为是作为灌溉用的水沟。水沟与水坑无疑是与稻田配套的水利设施，说明当时的先民们已经认识到原始的灌溉设施对人工栽培水稻的重要作用，促进了农业生产的进步，向文明迈出了步伐。
城市是文明产生的一个重要标志，是文明社会的奠基石，而水利是其中重要的要素。长江流域这两个典型遗址中的水利要素也证明了这一点，基于治水的内生性需求，使得水利理念和行为在城市的发育、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得以运用，不受水害的侵扰、有足够的水资源来使用、有完备的排水设施保证城市的运行、有原始的灌溉保证农业生产，它使人们能够在同水旱灾害的斗争过程中时获得保护和发展的动力，从而进行更伟大的文明创造和建设。正如德裔美国历史学家和汉学家卡尔·魏特夫所提出的那样：在自然环境制造出的所有挑战中，正是不稳定的水环境所带来的任务，刺激人类发展出了社会控制这种水利办法。把魏特夫提到的“水利办法”放到这二个遗址中去认识，最好诠释了人类是如何发展出了“水利办法”。由于水利这个关键要素的存在，使得代表着文明标志的城市从萌芽开始，逐渐发展起来。同时，由于城市的发展，也促使其它文明要素的发育、聚集、成熟，如，冶金术和金属器的使用、密集型的农业、宗教的统一力量、礼仪性的建筑，保证了农业生产，保护了大型礼仪性建筑，发展了手工业，促进了文明的不断发展与壮大。
所以，这两个遗址所代表的长江流域或地区陆续进入了文明阶段时，水利是最早进入长江文明形态的关键要素。
1、从水的自然属性看： 人类自古以来逐水而居， 每一个区域，每个文明古国，都是因河而先文明。世界上的四大文明古国都源于大河的孕育，大河文明是孕育人类文明的重要载体。我国著名历史学家、古文字学家李学勤在《长江文化史》中指出：“早自史前时期，长江地区已有相当高度的文化，且有着很多自身的特点，显示出文化的一定优势，为我国古代文化繁荣做出了特殊的贡献。”由此可以说，长江、黄河同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孕育了伟大的中华文明。
城山头遗址的选址，据专家考证，较澧阳平原的大部分地方要高出数米和十几米，1998年的大洪水都没有对其所在的徐家岗以及周边农田造成丝毫损失，说明城头山的先民们在选址的时候，考虑到这个位置处于丘陵进入平原地区，既能避水患，又能得水利，种植水稻。这也印证了春秋战国时管仲在《管子·乘马》中著名的阐述：“凡立国都,非于大山之下,必于广川之上，高毋近旱而水用足，下毋近水而沟防省。因天材，就地利。”这段论述应该是水利规划最早的理论表述，它指出凡是营建都城、城址的选择，因天材，就地利，靠山近水。如选高地，要有水源保障；若近河湖，则有地形优势，以利排水而省修防之功。城头山考古发现证明早于管仲两千多年，城池选择和建设已经具备了这一智慧，实施了与自然环境相结合的利用水资源、控制水患的行为。
良渚古城遗址位于东苕溪的东侧，处于河网密布的地区，良渚的先民们要避开水患，在与水的争斗中解决自身生存问题，又要利用水带来的益处，修筑的环城河、内城沟渠，高台（避水），构成城河与外河联通，具有防洪、供水与排水等综合功能，保证了良渚遗址群人们的安全，既能趋利避害，又兼得山泽之利，使得良渚古城的文明之源得以孕育，也促进了良渚文化向长江下游环太湖区域的辐射，领先迈出了踏入长江文明的脚步，是长江文明的标志性象征。
江汉平原考古显示的聚落分布情况，大致是城垣类遗址分布在地势较低或河谷地带等容易遭受水患灾害的区域，而环壕遗址则一般远离河谷或地势较高，如石家河遗址，在考古过程中，遗址的东部未能发现城墙遗迹，西墙则可能是用于积累西部水源的堤坝，进而引水至谭家岭周边用于水稻种植。再如，屈家岭遗址，位于湖北省京山市屈家岭，该遗址是一处以黑陶为主的文化遗存，是长江流域第一个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屈家岭文化”的命名地。遗址位于两条河交汇处，同时也通过挖掘壕沟的方式沟通沟渠，形成整个聚落被水环绕的防御格局，考古专家认为，该流域的各聚落可能通过拦截河流，建小型水坝，引水灌溉种植水稻等农作物。综上所述，长江流域不同的地理、水文水资源环境，各个遗址的治水模式和治水理念有所不同，也反映出长江流域的史前人类治水行为方式各具特色。
水的自然存在状态不完全符合人类的需要，只有兴修水利工程，才能满足人民生活和生产的需要。德国古典哲学家黑格尔在关于地理环境对世界历史发展影响的演讲中指出，作为人类物质活动和精神活动的表演场所，即自然联系的作用，既不能夸大也不应低估，而是一种主要的和必要的基础。不同的自然类型和生长其上的居民类型和性格是密切关联的。在所谓自然环境或自然联系中，他指出的气候和大河属性的两个属性对我们理解包括长江文明在内的大河文明具有启发意义。以上几处长江流域史前遗址的考古发现证明，史前人类根据水的自然状态，按照兴利除弊的生存需要，不断对水的认识和利用进行深化，使得史前治水显示出了文明的高度，证明了水不仅是生命之源，也是文明之源，推动着长江文明的发展进程。
2、从水利的社会属性看：治水史也是一部治国史，从古到今，中华民族一直在与水旱灾害进行着抗争，从治水的历史视野中可以看到治水的社会性与国家性体现。史前治水需要大规模的人力聚集，使得社会组织能力和领导得以发育，促使阶层的分化，从而形成集权的国家形态，向文明阶段迈进。如，良渚遗址中的工程量相当巨大，根据考古发现的情况初步估算，总计1200万立方米。以当时的生产力，“这样的工程量即使动用1万个劳动力也需要10年甚至更长时间。能组织这么大规模的人力来进行如此浩大的工程，如果仅仅是一个部落或者一个联盟是不可想象的，应该是动员了相当广阔地方的人力，然后需要有一个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国家政权完成，只有在相对集权的国家形态下，才能实现有组织的社会动员，动员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投入到水利工程建设中，它不仅反映了强大的社会组织力，还有统治权威的体现，所以，可以说，治水造就了集权的国家形态的形成。我国著名考古学家严文明将良渚文明称之为“广域王权国家”，这与良渚的水利要素作用紧密相关，那么，从治水到国家形态的形成，有着必然的逻辑关系。英国牛津大学教授Jessica Rawson评论：“良渚古城外围存在着由许多条坝体构成的庞大水利系统，说明当时的统治者十分清晰如何规划水利工程建设和管理劳动力，这为人类了解早期国家的组织方式提供了很大帮助。”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李志鹏在他的文章中评价“良渚文明可以称之为发达的水利文明。良渚人精妙的治水智慧与超强的水利工程设计、组织、实施能力，造就了可比肩五千年前其他世界古老文明的辉煌良渚文明”，所以，良渚水利考古证明了治水促进了国家文明体系形态的逐渐形成，并日益扩展到文明起源的各个方面，成为推动长江文明进程的重要力量。
城河城址是石家河文化中一所重要遗址，距今4300多年，位于湖北省荆门市沙洋县后港镇双村村，面积为100万平方米，为大型城址，且护城河、城壕、城垣保存比较完整。城河及其支流分别从遗址西、南及东侧流经，于遗址东南方汇合。考古专家认为：流经城内的城河并非自然河流，而是经改造后的人工水系，目的是为了解决当时城内大量人口的用水、排水问题。城河遗址对水系的利用、管理，在当时是一个很大的社会行为，说明这里社会发展水平已达到相当的高度，体现治水的社会性，为进一步认识史前人类生产关系、社会关系和文明进程，提供了水利视角。
良渚、石家河、屈家岭、城头山这些长江流域的典型史前文化遗址，是具有标志性意义的遗址：良渚文明实证了中华5000多年文明史；石家河遗址及由它命名的石家河文化代表了长江中游地区史前文化发展的最高水平，在中华民族文明起源与发展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屈家岭遗址是研究长江流域文明起源与发展的标志性大遗址之一，表明这里是长江中游农耕文明的发祥地；城头山古文化遗址不仅发现中国目前最早的大溪文化早期城址，还发现了目前世界最早的人工栽培水稻田，代表了长江流域新石器时代古文明的发展高度。这些代表性遗址所蕴含的丰富文化内涵和历史基因，说明长江流域同黄河流域一样也是中华文明的摇篮，是中华民族的代表性符号和中华文明的标志性象征。而这些遗址中所呈现出的水利要素，充分证明了水利是最早进入长江文明形态的关键要素，水利在长江文明起源期体现了文明所到达的高度，水利在长江文明的发展进程中有着重要的地位和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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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来源：“长江”强国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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