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图洛书》，源于先秦文献记载的神话传说。长期以来，因其特有的不可知性和神秘色彩，受到了历代文人、学者的重视，并给研究者带来了广阔的想象空间和众多的推测。如，先秦的文化起源论、汉代的神道设教论、宋儒的哲学文本论等，在历史上都有着相当重要的地位。到了现代，随着多科文化现象研究的蓬勃兴起，如何进一步认识和看待《河图洛书》，研究其与中原文化、河洛文化、水文化，乃至中华文化的关系，再一次受到了人们的关注和重视。《河图洛书》作为中华文化的经典已被人们认可。
《河图洛书》与古人治水
那么，究竟如何分析、认识《河图洛书》呢？周文顺、徐宁生两位先生主编的《河洛文化》一书中提出了如下观点：一《河图洛书》是真正意义上的“图书”，是以文字写成；二是一部治国经典；三是夏代河洛地区的产物；四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开山文献（参见《河洛文化》第7页）。而笔者认为，《河图洛书》应是与古人治水紧密相关的，并传达了大量的古人治水信息。要说它是中华传统文化的开山文献的话，首先应该是水文化。也可以说，《河图洛书》是水文化的最早起源。
这首先得从发生在距今4000年前后的一次大的自然灾害说起。研究自然史的学者已经证明4000年前有过一次自然灾害集中爆发的异常期。在短短的一二百年间持续严寒、特大地震、百年不遇水灾旱灾频频发生（这次自然灾害异常期被史学界称为夏禹宇宙期）。其中，水患灾害最为严重。“四极废，九州裂，天不兼复，地不周载；火爁炎而不灭，水浩洋而不息”。“当尧之时，水逆行，汜滥于中国，蛇龙居之”。舜禹之际“日妖霄出，雨血三朝，龙生于庙，犬哭呼市夏冰，地坼及泉，五谷变化……”这些都是在口耳相传的上古神话中对这一时期严重的自然灾害的描述。因此，在当时治理水患就成了部族首领和部落联盟的第一要务，也就有了共工、鲧、禹治水的神话传说。
大禹因成功的治理水患，被后人广为传诵。而遍阅历代经史典籍，谈到《河图洛书》之产生，几乎均与大禹相关。如《竹书纪年》记载：“舜乃设坛于河，依尧故事。至于下昃，荣光休气至，黄龙负图，长三十二尺，广九尺，出于坛畔，赤文绿错。其文言：当禅禹。”这是说禹执掌天下，是在舜设坛沉壁祭天之后，河图传达的天命。还说：“禹观于河，有长人白面鱼身，出曰：'吾河精也。’呼禹曰：'文命治水’。言讫，授禹河图，言治水之事。退入于渊。治水既毕天赐元圭以告成功。夏道将兴，草木畅茂，青龙至于郊，祝融之神降于崇山，乃受舜禅即天子位。洛出龟书是为洪范。”这一段话，除反映君权天授外，值得注意的是提到河图是言治水之事，提到的洛书（龟书）是洪范，而洪范是治国的大法。显然，在这些中国古文化最权威的经典看来，《河图洛书》应是远古东方庄严而崇高的法典，是华夏传说中祥瑞而神秘的圣经。另外，《春秋运斗枢》言及黄河出图，在场者有帝舜及大司空禹；《尚书》称“天乃赐禹洪范九畴”；汉代孔安国称：“天癸禹，洛出书，神龟负文而出，列于背，有数至于九，禹遂因第之，以成九类常道”；《广物博志》亦述及“禹授河图”之事。“《河图洛书》的产生与大禹相关”，这一说法又与“河出图，洛出书”的记述形成了强有力的呼应。可见，《河图洛书》是与古人治水密切相关的，特别是大禹治水。
其次，《河图洛书》最早诞生于河、洛两条河流，也同样说明了它与水的密切关系。“河出图，洛出书”，明确地告诉我们了黄河、洛河与《河图洛书》的关系。始于远古时代，《河图洛书》作为传授“天命”的重要方式，为什么会与水有这样密切的关系呢？如前所述，它源于当时严重的洪患灾害。人们为了谋求生存，不得不长期与洪患灾害抗争。在原始社会，人们过着渔猎、游牧的生活，“逐水草而居”，“择丘陵而处”，以逃避洪水。到了传说中的神农时代，有了农业，有了一些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需要保护，采取了“潺”和“堙”，防止洪水入侵，即以挡水的办法来防止洪水灾害。到了尧舜以后，大禹首先使用了“疏”和“分”的方法，即以宣泄减免水患。另外，也说明了河洛地区在当时社会政治生活中的重要地位。考古专家已经证实，夏禹宇宙期后，受严重的自然灾害的影响，分散在全国各地的部族逐渐向黄河流域集中，河洛地区逐渐发展成为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昔三代之居，皆在河洛”（《史记》语），即从夏、商、周三代皆建基于此。在与自然的抗争中，人们祈求上苍保佑，天赐祥瑞，河、洛安澜，《河图洛书》的神话传说在这里产生，也就不足为怪了。
第三，“沉壁祭天”，“河出图，洛出书”为什么会发生在“洛汭”？“洛汭”之名最早见于先秦文献，是传说中黄帝“修坛沉壁”的地方（《水经注?异闻录》载，“黄帝东巡过洛，修坛沉壁，受龙图于河，龟书于洛，赤文绿字”）。尧、舜、禹、汤等也都在此举行祭天仪式，并接受《河图洛书》。《尚书?禹贡》说大禹治水，“东过洛汭，至于大邳”。“洛汭”位于巩义市境内的黄河、洛河交汇处。那么，这个地方在远古时期为什么会像秦以后泰山那样引起古人和古代帝王的高度重视呢？这是与当时“洛汭”所处的地理位置，以及河、洛交汇后在这一带发生的河势变化等有着密切关系的。一是“洛汭”周围早在远古时期便是人烟稠密、物产丰富的地方。裴李岗遗址、仰韶遗址、龙山遗址，以及夏商周各代遗址等都是在这一带挖掘发现的。发展到中古时代，这里曾一度是政治、军事战略要地，也是水运交通的枢纽。洛口仓、洛口屯、洛口城、洛口驿等，都先后出现在这里。可见“洛汭”的重要历史地位。二是，“洛汭”在古代还曾是一个神秘的地方，有许多传奇性的故事发生在这里。如，《尚书?夏书》中记载，“太康失邦，昆弟五人，须于洛汭，作五子之歌”。太极图、河图、洛书、八卦等这几项享誉中外古今的传统文化，也都与“洛汭”有关。有人认为太极图虽然含有深奥的哲理，但他的图象是来源于自然界。是受河、洛在“洛汭”两水相撞，形成漩涡，清浊分明的启发而构思出来的。邙山上的“伏羲画卦台”的存在，更有力地证明了八卦的产生也始于“洛汭”。三是与“洛汭”的特殊地理环境和水情有关。据专家考证，远古时期，黄河、洛河交汇的地方有着广袤的水面，特别是在汛期。从华阴、砥柱一泻东下的黄河，在这里南纳入伊洛河水，北接入济水、沁河后，忽被横亘在面前的大邳山阻挡。于是，湍悍之水涡漩，抬升而形成巨大、宽广的水面。这种情况到东汉时仍未有多大的改变。阳嘉三年（公元134年），河堤谒者山阳东缗司马登曾有详细的记述：“伊洛合注大河，南则缘山，东过大邳，弥原淹野，蚁孔之变，害起不测。盖自姬氏之所常戚，昔崇鲧所不能治也。”因此，才有了河溢而出的荥泽，以及下游平原严重的洪涝灾害。而大邳山也因自然决溢和历代的人力开凿引水，由初始的腰斩，到逐步陷落泯灭，不见山形。（见《黄河史志资料》1995?2，王法星撰写的《河洛及其右山的历史变迁》）
独特的地理位置，特有的河势变化和人文环境，引起了古人的极大兴趣和密切关注。因此，也就成为人们祈盼天降祥瑞，河清海晏的朝圣之地。“善治国者，必先治水”（管仲语）。抗争自然，顺应民意，解除洪涝灾害，是历代帝王治国兴邦的头等大事。远古时期，由于洪涝灾害特别严重，他们投入的精力更多。大禹治水就是明显一例。因此，也就有了“沉壁祭天”、“河图”、“洛书”的神话传说。“洛汭”作为这一神话传说的诞生地，可以说是自然而然的事。
第四，“河图”、“洛书”传达了古人什么样的治水信息。“授禹河图，言治水之事”，是讲大禹受“天命”而治水的事。大禹成功的治理水患，既是上天的安排，也是他个人努力的结果，“三过其门而不入”。因此，他也就成了人们永远敬仰的英雄。另外，在《尚书?顾命》篇中将其与“大玉、夷玉、天球”等并列，似乎“河图”、“洛书”应该是玉类宝器，故元朝人俞琰的《周易集说?系辞》中推测“河图”是刻有文字的宝器，南宋人薛季宣的《河图洛书辨》中推测“洛书”是古地图，“图载江河山川州界之分野”，类似《禹贡》、《山海经》一类图书。到了现代，更有人把“河图”、“洛书”推测为我国游牧时代的气候图和罗盘。但深究起来，“地图”说更为可信。远古时期，人类过着游牧、渔猎的生活，居所不定是其最大特点，长途跋涉在所难免。在和大自然的抗争中，人们逐渐认识到了地图的重要性。地图成了人们战胜自然，获得生存的重要工具。当然，地图也被首领和古代帝王视为神授之物，拥有了它，也就拥有了一切。另外，地图在与洪涝灾害和军事的抗争中也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山川、河流是大自然中重要的地貌特征。只有认识它、了解它、把握它，才有可能战胜它。要取得军事上的胜利，了解、掌握地理、地貌特征也是十分重要的。这从千百年来地图在人们生产、生活，以及军事等方面所发挥出的重要作用就不难看出。
然而，在众多的文献记载中，“河图”、“洛书”为什么又成为代表神意，是“圣人”得到“天命”的征兆，相当于符命一类的东西了呢？“凤鸟不至，河图不出”，“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等表达的都是这个意思。符命又是什么呢？它是被歪曲了的自然现象。如果我们剥去它的宗教神话外衣，便显现出一个核心观念：文化起源于人类模仿自然。有的学者认为：“所谓河图、洛书、八卦，都是初民图绘自然界物象，用以说明事理的，现在虽然所绘的物象已不可见，但在传说中还保留着这个图绘记事的面影。”（杜学知《河图洛书八卦与图绘记事》，载《大陆》杂志8卷2期）这是一个合理的见解。
综上所述，我们不难看出《河图洛书》的出现与古人治水的密切关系。因此，如果说它是一种文化现象的话，它首先应该是水文化。水文化起源于《河图洛书》，后人在治水中所创造的灿烂文化都是这一现象的继续和延伸。
古代水文化在治黄中的应用与发展
传说，往往是一个民族古老的记忆。《河图洛书》也不例外。深入研究《河图洛书》及与此伴生的古代水文化，可以看到它对后人治黄的影响是极为深远的。大禹治水的精神，始终是后人治黄，战胜严重的黄河洪水灾害的动力和源泉。
我国是一个水利大国，也是一个水利古国。中华民族的治水传统与华夏文明一样源远流长。在我国历史上，历朝历代众多统治者高度重视水利工作，是与古代水文化所具有的这一重要特征分不开的。春秋战国时期大政治家管仲曾讲：“善治国者，必先除其五害”（“五害”即水、旱、风雾雹霜、瘟疫和虫灾）。“五害之属，水为最大。五害已除，人乃可治”。他第一次把治水列为治国安邦的头等大事。而后，历朝历代每一个有作为的统治者无不以治水为重。无论是秦皇汉武、唐宗宋祖，还是清朝的康熙、乾隆，都把水利作为施政的重点。我国历史上出现的一些“盛世”局面，也无不得力于统治者对水利的重视，得力于水利建设及其成效。水利兴，则天下兴，已为世人所共识。相反，忽视水利，工程长期荒废，严重的水旱灾害之后，经济凋敝，民不聊生，官逼民反，揭竿而起，即使没有外敌入侵，也必酿成天下大乱，以致改朝换代。黄河，被视为中华民族的心腹之患，更是倍受关注。重视水利，无不把黄河的除害兴利放在首位。人民治黄以来，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后及改革开放以来，党和政府高度重视治黄工作，取得了人民治黄60余年伏秋大汛岁岁安澜的巨大成绩。
大禹治水还昭示后人，治黄要勇于实践，开拓创新。“疏川导滞”的治河方略，使黄河1600多年无大的水患。这是大禹重视实践，勇于创新的结果。王景、潘季驯等治河名人成功地治理黄河和取得的卓越成就也无不与此有关。当然，大禹“三过其门而不入”的艰苦创业精神也长期影响着后人。人民治黄60年形成的“团结、务实、开拓、拼搏、奉献”的黄河精神就是古代水文化和大禹精神在治黄中的具体体现。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的历史时期，要搞好水资源的除害、兴利和保护，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我们尚面临着许多严峻而又繁重的任务。只有很好地继承发扬前人的治水精神，汲取前人的治水经验，更好地探索和掌握治水规律，努力做到科学治水，才能使水利建设更好地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服务，也才能更好地弘扬和发展水文化。
来源：黄河报·黄河网
责编： 2008年10月08日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