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即当时宗法贵族一切行事皆需遵从的方式，则学礼（知史明制）本是官家事（政教合一），民间并不涉及。
但随着民族进化、时代发展，历史成例、制度文本愈来越多。而春秋列国各自为政，习俗不同、礼礼不通。因而礼之内容愈来愈广，“熟谙典故以明礼、明习礼文以致用”的人越来越虚缺。
而贵族日坏、懒于学，故私学盛行，始有儒家（孔子的弟子多是贵族家臣“宰”），而他人学礼为应世，孔子在于矫世，首开平民讲学议政之风（政教分离、儒家突起）。
随着历史的进步，贵族没落而礼崩（孔子矫世失败），士阶层（平民学者）登上政治舞台（如商鞅变法）。从礼到仕，学术随之而变，自儒家分出诸子：
初期曰“礼”，孔子复礼、墨家废礼，皆直指贵族。
二期曰“仕”，孟子入仕而庄周不仕（也有不仕是为了入仕），皆为士如何对待贵族。
三期曰“治”，针对士之扰动，谋宁静整顿之方法，不使入仕之士同化于没落贵族。
（1）老子（应为战国晚期）无为而治，继承墨翟、庄周，反奢归朴。
（2）荀子礼治（乃儒家之本色，非孔子贵族礼、孟子仕礼）。人欲必求、无度必争、争必乱、乱必穷，故以礼养欲（规范人欲），使欲物平衡。而人有贵贱、长幼、贫富等差别，故以礼（人的志行知）分为大儒（可做天子三公）、小儒（可做诸侯、大夫、士）、众人（工农商贾也），此破世袭关系，重定阶级、再造人伦，给平民学者以追求和希望。
（3）韩非法治，融荀、老之说，针对当时士阶层之主导下修文重智、夸夸其谈，虚不务实的风气，倡导“以法为教，以吏为师”（政教合一）。
另有邹衍阴阳一派，盛行于燕齐，其书今不可见，盖以自然现象比类人事。
以上先秦学派均出于儒，不出两支，即贵族倾向之儒家和平民倾向之墨家（盖刑徒役夫称之为墨），一偏政治一偏民生；一求法治一推无为；一主礼一非礼；一仕进一隐退；一尚文学一重劳作。而荀韩之说为专制者所籍口，成为秦政以来之渊源；阴阳之术君王喜百姓乐，不过荒唐之想。
析一、
古者治教未分,官师合一. 周衰而私学起. 所谓天下失官, 学在四夷. 官学日衰,私学日兴,逐有诸子. 官学代表贵族的思想, 私学代表平民士大夫论政入仕的思想. 之后韩非子重提以法为教,以吏为师之主张, 欲统私学于一尊, 复古人政教官师合一之制; 韩非死后,始皇接受李斯之谏, 方有焚书坑儒. 诸子之兴, 本为下者以学术争政治; 而其衰.则为在上者以政治争学术.
从春秋战国至秦汉,中国完成了从贵族阶级统治到士阶级统治的转变,也就是钱穆所说的'仕人政府'. 先秦诸子的学说的焦点也在贵族,士大夫和平民为政生活的争议. 钱穆将先秦学说分为三期:
一. 孔墨为初期, 讨论者即贵族阶级之生活,和若何使之正当. 其中心问题为礼.
二. 陈,许,孟,庄为二期, 所讨论者即士阶级自身对贵族阶级应抱若何之态度. 其中心问题为仕.
以下为三期 (老, 荀, 韩), 为士阶级之气焰和骚动, 若何使之减趋平静和消灭. 其中心问题为治. (钱穆认为老子是战国末期人,也是第三期之代表).
诸子的师授渊源,彼此相通. 概括而言不出两流, 倾向为贵族化者为儒, 倾向为平民化者为墨.儒者偏重政治,墨者偏重民生. 法家主庆赏刑罚, 源于儒; 道家反朴无治,源于墨. 一主礼,一非礼; 一主仕进, 一主隐退; 一尚文学, 一主劳作.
儒家一派, 自孔子开诸子之先河, 主张正名复礼, 其复之礼,实为贵族之礼. 欲重以礼治国,以礼矫世. 孟子与孔子不同,专论仕礼. 孟子其时, 苏,张一派, 专谋仕进, 猎禄利. 稷下先生一派, 为上大夫, 不治而议论. 外收不仕之高名, 内慕禄养之实利, 无心于世局. 孟子志切救世,论仕之进退出处之礼. 在政治理想上比孔子更平民化, 斥独夫而言民贵. 故孔子创儒家,而孟子则为儒家宗. 儒家再至荀子, 更趋实用, 曰'礼者养也',礼推广之众人. 荀子礼论: 人生而有欲, 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 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 争则乱, 乱则穷. 先王恶其乱也, 故制礼义以分之, 以养人之欲,而给人之求. 使欲必不穷乎物, 物必不屈于欲. 两者相持而长, 是礼之所起也. 故礼者养也. 荀子论礼,即讲'养', 又言'别', 曰:贵贱有等,长幼有差, 贫富轻重皆有称也. 荀子之分,非古之阶级之分, 其分阶级之贵贱, 则视其人之志行知能为判. 曰:大儒者,天下三公也.小儒者,诸侯士大夫也.众人者,工农商贾也. 其实去世袭之弊,存阶级之善. 此为儒家之本色. 韩非师从荀子, 不满学术各派之分裂, 倡法治之论, '以法为教,以吏为师'. 重言官教合一.
墨道一派, 自墨子始, 彻底反对贵族阶级的生活, 本天志, 倡兼爱, 废礼乐, 节丧葬. 墨子一派,虽为民言,但不近人情, 故不为天下接受. 许行,陈仲之不恃人食之言, 确认人类当普遍劳作, 自食其力,不耻专为政治之生活. 但政治为社会之必需,不可废弃. 此论必不成主流. 庄,老无治之论, 更进一步, 非礼乐, 弃政治, 而流入冥想者. 庄子欲聘不仕, 迹近许,陈. 故道家之论,实源于墨. 庄子之论虽儒,墨俱讥, 实归墨家一路. 墨道之于儒法,更形而上. 比起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更多探讨人与自然的关系. 只是墨主人为,道法自然而已.
先秦诸子创中国学术思想自由丰富之典范, 之后无与之相提并论者. 此时当与希腊文明并驾同趋. 西方经过中世纪之宗教统治的黑暗有文艺复兴, 哲学政治社会学再次百家振兴; 中国经过汉代独尊以专制化,正统化之儒术,宋明理学虽也复古,然只复孔孟之古, 百家争鸣之盛世不见. 清末之后学术之争逐变为东西方文化之争, 其中东方文化仍以儒家为主. 国学几乎退为儒学, 实在可惜可叹啊. 如果诸子之学说得以留存发展,中国会是如何之中国呢.
二、
先秦诸子
周之前，治教未分，官师合一，学术皆出王官，民间并无著述。东周时，天子失官，王权旁落，贵族们不悦意向学，官学便慢慢衰落，而私学慢慢兴起。于是，便产生了诸子的学说。最早记录诸子，当是刘歆的《七略》，其中有“九流”之说，所谓“九流”：即儒、道、阴阳、法、名、墨、纵横、杂、农、小说九家。《汉书·艺文志》认为，此九家皆出于官学。但胡适力非其说，其观点有四：一为刘歆《七略》前无此说，二为亦无此理，三为“九流”为汉儒陋说，四驳张太炎说。
钱穆通过考证诸子的师授渊源，和诸子互相称引，认为不可拘泥于九流、六家之说。其考证大约如下：墨源于儒；李克（悝）为子夏徒，然儒、法、兵家皆有其著，则说明法、兵家源于儒；吴起师曾子，但他主要可归兵家，如此等等，引述甚众，此从略。从钱穆的引证看，所谓九流各家，师承交互，称引交错，意是说明诸子并非出于官学。
从而得出：王官之学衰而诸子之学兴。
钱穆认为，开诸子先河者，是孔子。孔子生于东周衰败之时，但贵族并未完全衰落，所以，当时所谓“学”，指“礼”。钱穆认为：“礼者……则当时贵族阶级一切生活之方式也，故治国以礼。”并以史料证明：“行军以礼，保家、守身、安位，亦莫不以礼。”所以，“有先事而犹豫求其礼者”，“有临事不能，而为病以讲学之者”。通过这一系列说明，以证：“凡当时列国君大夫所以事上、使下，赋税、军旅、朝觐、聘享、盟会、丧祭、田猎、出征，一切以为政事、制度、仪文、法式者莫非'礼’。”
在钱穆看来，所谓“礼”，不过是过去的故事或成例，但在春秋末期，由于民族演进，政治范围，历史成例，典章制度都较前有了很大发展，再加上列国交往，各有礼法。周王朝已经失去了自己礼法，诸侯国各自为政，自然各有其礼。此时，只要交往，便需要博闻多识，才能应付。而此时，周礼已坏，贵族侈汰相僭，不能身亲政务，更不能从事学问。所以，这时礼一天天增加，礼又一天天崩坏，这时，更需要有人懂得礼法。
在这种背景下，儒业便兴起了。而儒业的兴起，第一人便是孔子。钱穆认为，孔子所谓的“学”，便是“熟谙掌故，明习礼文”。所以要知道掌故，就是为了明礼，孔子所以被当时人看重，就是因为他知礼。
但钱穆认为，孔子的知礼和一般人不同，一般人以礼来“应世”，而孔子知礼则“矫世”。他觉得孔子认为，当时之乱，因为贵族不守礼，而只有知礼，当时的贵族利益才能得到保障，而当时的贵族却不知道这一点。所以，孔子虽为当时的平民儒士，批评当时贵族君大夫的生活，且想予以纠正，这在他之前，是没有先例的。由于贵族衰落的命运终不可免，所以，孔子想“正名复礼”的理想也不可能实现。虽然如此，但却开创了平民讲学议政的风气。到了战国末年，贵族和平民的界限已经灭绝，而诸子的议论蜂涌，派别纷歧。所以钱穆认为，这时虽然无法说清楚当时的情况，便归根到一点便是：“平民阶级之觉醒”。这时，诸子学说蜂起，便成为时代的潮流。
孔子之世，他的弟子大多做贵族的家臣，但孔子不愿意弟子们太看重仕进，希望弟子能做君子儒，而不做小人儒。到孔子死后，曾子见尊于费，子夏教授于西河，但是，季孙专鲁，魏氏篡晋，这都不是孔子所希望的“君君臣臣”之道，但曾子和子夏都没有能力纠正这些，所以，自从西周以来被广泛遵从的礼，便从此荡然无存。
儒家本来是想遵从礼，但最终没有实现这个理想，礼终于不可实行。于是，学术便随着世风而改变，那些急功近利者代之以“明法”。钱穆认为代表人物为，李克（悝）、吴起、商鞅。
李克为子夏弟子，吴起为曾子弟子，李克著《法经》，商鞅接受后做了秦相，开创了法家。他们先“立信”而重地力，李克有“偾表立信”，商鞅有“徒木”立信，此三人又皆善兵事。所以，钱穆以为，商鞅之政，受之李、吴，可见法家源自于儒家，即孔子正名复礼的精神，只是随着时势变化而发生了一次转移而已。
再从孔门来考察，有“足食足兵，民信之矣”的思想，钱穆认为这是冉求、季路之遗，发展为“矜气节而傲礼”的“高尚者”。代表人物有田子方、段干木、子思。
田子方和段干木皆为子夏弟子，田子方为魏文侯师时，太子击遇田子方，虽避车而匿，但在谒见时，田子方仍不为礼，当太子击问他富贵者骄人、还是贫贱者骄人时，他有一段著名的回答说：“亦贫贱者骄人耳！诸侯骄人则失其国，大夫骄人则失其家，贫贱者行不合，言不用，则去之楚、越，若脱躧然，奈何其同之哉！”从此可以看出，此时的列国，得士则昌，失士则亡，已成共识，说明时势已经发生了变化。所以，此时的儒家的礼，已经与孔子时的君臣父上下之礼不同，一变而为子思和孟子的专讲士人“出处进退”之礼。钱穆以为，这是贵族阶级日坏，而士阶级日益得势之证。
孔门还有“箪食瓢饮，陋巷自乐”的颜回和闵损，由此一支而派生出墨家。钱穆认为，墨家的学说，源于孔子对贵族的批评，且又进了一步。且以后的许行、陈仲、庄周、老子，则又更进一步。在辨别墨家时，认为墨非姓，而是“刑徒役夫”之称，（墨即黥刑）所以墨家门徒，皆以自苦为极。所以，在当时便有嘲笑者说“此刑徒之所为，黥墨之所务也”，但墨家以为，虽然为“墨”，但这是大禹之道。钱穆用比喻说，儒家为如绅士，而墨家如劳工，于是儒墨之争乃起。孔子的正名复礼，着眼于贵族；墨子的天志兼爱，着眼于平民，他们都抨击贵族生活，但抨击的原因却不同。而墨学的兴起，则说明平民阶级的觉醒。
从此之后，七国称王，周礼全废，平民学者日兴，各立学说，钱穆介绍的有：
许行“并耕”说，许行为墨子再传弟子，主贤者与民并耕而食，钱穆说他为南方之墨子。
陈仲“不恃人食”说，以为不劳而食皆不义。钱穆认为这是彻底的反贵族生活，传承了墨子的精神。
后有淳于髡、田骈及稷下先生一派，他们外收不仕之高名，内慕禄养之实利，意思是他们都不做官，但却得到诸侯的资养。说明此时的士人的地位有了很大的提高。
孟子时，苏、张一派，只顾仕进，重利禄，最为卑劣；许行、陈仲，苦行不仕，仅止于独善；稷下一派，逞词以辩，名实相兼。只有孟子，一方面不屈志节，一方面救世心切。他所言之礼，虽已经不同于孔子之礼，但与孔子的精神则又相通。
与孔子同时还有庄周，提倡“无治”之论，称神仙之术，钱穆认为这是墨子的遗风，但比墨子更进一步，主张“非礼乐，弃政治”，但最后流于空想。而施惠则是承墨学之余绪，而言“氾爱万物，天地一体”。
钱穆认为：庄子说“万物与我为一”，孟子道性善，认为“人皆可以为尧舜”，并以保四海为务；许行、陈仲，以劳作自食其力为人类的普遍义务，不认为有上下之分。而到了稷下之先生，苏、张之徒，则徒以口舌，而干富贵，不知道数百年前有贵族与平民之分别。到四公子养士，平民学者地位空前提高，生活之奢侈与昔日之贵族无异，当时学术界的观点也随之而变。先前是儒、墨兴，而抨击贵族的生活，从而使士阶级崛起；现在士阶级生活一如昔日之贵族，故又有起而抨击者，这是战国晚期学风的趋势。
由以上，钱穆把先秦诸子分为三期：
孔子、墨子兴起为初期，当时讨论的问题是：贵族的生活到底就应该怎样才是正当的。陈、许、孟、庄为第二期，当时所讨论的是：士阶级对贵族到底应该抱什么态度。此后为第三期，讨论的问题集中在：当时的士阶级气焰和扰动，怎样才能让它归于平复和消灭。所以，初期的中心问题是“礼”，中期的中心问题是“仕”，末期的中心问题是“治”。
末期的思想，钱穆又为三派：
一为老子。老子的史实不可信，但钱穆认为应出于战国末期，主要观点为反奢侈、归真朴，承接墨翟、许行、庄周之余绪，强调奢侈有害无益，且不可久；重农耕，弃圣智，觊无治。都是针对当时士阶级学者的扰动，而谋划使其能宁静的整顿之方。
其次为荀子。提倡礼治的理论，说礼为人们生活的需求，认为“礼者养也”，其范围是全人类，比孔仅说贵族之礼，孟子仅说士之礼，仍不下庶人，更为博大精深。虽然如此，但荀子言礼，还是重“别”，即“贵贱有等，长幼有差”，重“分”，即“使有贫富贵贱之等，足以相兼临者。”钱穆认为，荀子是想人为的别造人伦，重定阶级，这和古有的不同，原来是本阶级制礼，先有贵贱而为之分，到荀子时，以前的阶级已经全毁，他便想以礼来制阶级，从而分出贵贱高下。荀子分阶级贵贱的标准是人的“志行知能”，从而分出大儒（天子、三公），小儒（诸侯，大夫、士），众人（工、农、商、贾）。去世袭之病，存阶级之善。钱穆认为，从荀子的本意看，这些也是面对当时士阶级的扰动，谋划使其宁静整顿之方。
不过钱穆也认为，虽然荀子是从这里出发的，但实际并不可行，因为这样，无异于鼓励奢侈，排除异己，也为专制留下了借口。这也是荀子之学成了秦政的渊源的原因。
关于儒和墨，钱穆认为，说到先秦诸子学派，不出两流：一为儒，一为墨。倾向贵族化为儒，倾向平民化为墨，儒偏于政治，墨偏于民生，法家主赏罚，原于儒，道家主反朴无治，原于墨，所以，一主礼，一非礼，一主仕进，一主隐退，一尚文学，一主劳作，这便是当时的学术分野。
钱穆又从对贵族的意见上来看诸子：荀子以分配立论，承认贵族生活；墨子以消费立论，反对贵族生活；孟子、许行、陈仲以生产立论，对贵族生活有反对也有赞成；老子、庄子以享用立论，反对一切奢侈。所以，从春秋末以来，在贵族阶级崩坏之后，社会组织大变，这在当时无疑是最大的事情，所以从孔子以下的诸子精神之所在，无非是讨论人类政治和生活两大问题。其他所有观点看法，都是从这里引申。
再次为韩非。韩非学于荀子，喜老子书，融两家之论，对当时学者阶级的气焰，尤其愤慨。当政治被学术所左右时，平民学者之意气，已到极点，问题也日益暴露，在老子、荀子的反对声中，韩非尤为激烈，主张“以法为教，以吏为师”。疾文学，反圣治，重劳作，驱民归农，和许、陈、庄、老为一路，区别在庄、老重无治，韩重法治。诸子之兴原于儒，王官失职而私学兴，现在韩非又要统一私学于一尊，恢复古人政教官师合一之制，成为先秦诸子的结穴。从孔子到韩非，中国学术思想的流变往复，大致如此。
所以，钱穆总结说：“盖儒家主礼，尚差级；荀、韩之论，近于柏拉图之理想国，而无以制独无之权。墨子主兼爱，尚平等；庄、老之议，似克鲁泡特金之无政府主义，而无以企无治之隆。”
除上之外，还有晚出的阴阳一派，其著者为邹衍，兼儒道而立说，其学盛行于燕、齐。但其书已不可见，钱穆按当时风气推想，邹衍大概是以自然界的事物，来比拟人事，用庄老的自然，儒家的礼乐，以阴阳天地表君臣上下尊卑，取法家旨意，近于专制，但为在上者所喜，又以阴阳言鬼神，加以俗说，并包众说，兼罗群好。
总之，荀、韩得志于秦庭，而后阴阳独步，及至汉儒，更加高涨，后世仍不绝其余。
所以，钱穆在最后十分感慨地总结先秦诸子说：“上之为专断之政，下之为荒唐之想。”
本篇提要：孔子为诸子之始，韩非为诸子之结穴，邹衍阴阳开汉儒之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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