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骨文
甲骨文，是指一種契刻在龜殼或動物骨骼上的文字，也叫契文、卜辭、龜甲文字、殷虛（墟）文字。1899年甲骨文最早發現于河南安陽城郊的小屯村一帶（即古代的殷墟），以後在山西、陝西等地也曾發現過甲骨文。甲骨文主要是商代後期的一些占卜和記事文字（以後人們又發現了先周和西周時代的甲骨文），其內容幾乎涉及到了當時社會生產和生活的每一方面，包括政治、軍事、社會、生產、日常生活、天文曆法、醫學等等。每一片甲骨文從一字到數十字不等。甲骨文主要是一種王室檔案，它雖然具有圖書的某些性質，但並不是一種完全意義上的圖書。
金文
金文主要是指古代契刻或鑄造在青銅器物上的文字，也稱鐘鼎文、銅器銘文。青銅器在古代是一種極受時人珍視的器具，它主要用來作禮器（即祭祀時所用的器物）、樂器（其實這也可以看作是一種禮器）、兵器和一般生活用具。每當有重大事件發生，當事的貴族一般都要鑄造青銅器，並在其上鑄造或契刻下事件的過程，以昭告子孫，並使子孫後代永遠寶藏。這些鑄造或鐫刻在青銅器物上的文字的歷史至少可以追溯到甲骨文盛行的商代。在商周時代，金文也是一種記載和保存當時歷史的主要形式，它的字數不等，少則一字或一個符號，多則數百字。同甲骨文一樣，金文也具有圖書的某些性質，但並不是一種完全意義上的圖書。
石鼓文
石鼓文是我國現存最早的刻石文字，它鐫刻10個鼓狀的石頭上，唐代被人們發現於陝西鳳翔的原野之上，內容是歌詠 秦國國君游獵情況的四言詩。石鼓文的時代現在還不能完全肯定，大約是春秋或戰國時代的遺物。
簡牘
簡，即竹簡，是指寫了文字的竹片；牘，即木牘，是指寫了文字的木片。就古代文獻所記而言，簡專指竹簡，牘則專指木牘，但在實際上，簡也可以是木片製成，牘也並非都是木制的。一般而言，簡主要用於書寫內容較多的文字，而牘則主要是用來書寫契約和信函。若干簡編綴在一起的稱為策（冊）。簡策的產生及其使用的時間很長，至少從殷商時代起就有了簡策，至魏晉時人們仍在繼續使用簡策，春秋戰國乃至秦漢時期是其使用的全盛期。
帛書
帛書是一種書寫在帛（一種絲織品，又稱縑、素）上的圖書。帛的品質很輕，便於攜帶，並且可以用來畫很精細的圖畫，但價格昂貴。帛書出現及使用的時代與簡牘大致同時。
敦煌遺書
本世紀初發現于甘肅敦煌莫高窟的古代圖書的總稱。1900年一位名叫王圓籙的道士無意中在莫高窟的一個洞穴中發現了數萬卷西元四世紀到十世紀的古代遺書，內容包括宗教、經史子集四部圖書和文書帳冊三大類，其中漢文佛教經典占總數的百分之九十五以上。文種則有漢文、西夏文、古藏文、梵文、于闐文、回鶻文等。從裝訂形式看，絕大多數是卷軸裝，也有經折裝和其他一些裝訂形式。敦煌遺書的發現是二十世紀我國文物史上最重大的發現之一，但大部分敦煌遺書被外國人盜走，現分別收藏於世界各地圖書館、博物館中。
卷軸裝
中國圖書的一種裝訂形式。古代人們在用縑帛寫書時，為了便於閱覽和存放，通常都在卷末裝上一根竹、木或其他材料製成的小棍，小棍的兩頭稍長出於卷，猶如車軸一樣，然後以小棍為中軸向前翻卷，這樣便可插架存放。由於紙與縑帛一樣都便於舒卷，所以紙寫本圖書在其出現之初便採用了與帛書相同的方法，先將紙張按需要粘成長卷，將軸粘在紙的一端，然後卷成一束，這就是卷軸裝，這種裝訂形式的書被稱作卷子或手寫卷子。為使書的內容免受汙損，一般要在卷的右端（即卷首處）再粘結一張紙或用絲織物如絹、綾等裱糊卷端，這部分稱為“縹”、“玉池”，俗稱“包頭”。加縹之後，再系上絲帶，以便於捆紮卷子。
經折裝
中國古代圖書的一種裝訂形式，受印度貝葉經形式的啟示而創制出來的，所以又稱梵摺裝、梵夾裝。
古印度以貝葉作書，其書橫行，以線繩綴連其一邊。這種裝訂形式由隨著佛教而傳入中國。由於漢文的書寫習慣與梵文不同，其書豎行，於是古印度的梵夾裝便由橫式改為豎式。唐代以後，這種裝訂形式又發生了一些變化。數十行佛經抄、印于一張長紙之上，謂之一紙，一卷經書由若干紙粘連而成，最初用卷軸，但因長卷舒卷困難，因此改為摺疊，一卷摺疊成數寸寬的長方形摺子，然後在第一葉和最後一葉各加上一塊硬紙，故謂之經摺裝。
經摺裝製作簡便，翻閱時省力省時，所以很快便推廣開了，宋代及其以後的佛經道藏大多採用這種裝訂形式。經摺裝也有其缺點，就是它很容易散開和撕裂。
一說，經折裝與梵夾裝為兩種完全不同的裝訂形式。
旋風裝
中國古代圖書的一種裝訂形式。因為缺乏足夠的資料，關於旋風裝的形制，現在學術界還沒有統一的看法，一種意見認為，旋風裝是將經折裝的書再用一張紙一半把書的第一葉粘起來，另一半把書的最後一葉粘起來，整張紙把書的第一葉和最後一葉連同書背一起包起來。另一種意見認為，旋風裝是抄書時，先一葉一葉的抄寫，然後再依次序象魚鱗一樣一葉一葉地粘在一張卷軸式的底紙上，收卷時，書葉鱗次朝一個方向旋轉，宛如旋風，所以又稱為旋風卷子。
蝴蝶裝
蝴蝶裝是將書葉從中縫將印有文字的一面朝裏對折，再以中縫為准，將全書各葉對齊，用漿糊粘附在另一紙上，最後裁齊裝訂成冊。由於這種裝幀形式只有中縫粘貼相連，翻閱時書葉如蝴蝶翻飛飄舞，故名“蝴蝶裝”。
蝴蝶裝一版就是一葉，沒有線裝書式的書口。這種裝幀形式由於書口四周向外，如有蟲鼠齧咬，不易損及文字內容。但由於僅有中縫粘連，日久容易脫落。另外閱讀時每翻一葉，會有兩面空白，頗為繁瑣。
包背裝
中國古代圖書的一種裝訂形式，起於南宋後期。包背裝將書頁背對背地正折起來，使有文字的一面向外，版口作為書口，然後將書頁的兩邊粘在書脊上，再用紙撚穿訂，最後用整張的書衣繞背包裹。由於包背裝的書口向外，豎放會磨損書口，所以包背裝圖書一般是平放在書架上。包背裝圖書的裝訂及使用較蝴蝶裝方便，但裝訂的手續仍較複雜，所以不久即被另一種裝訂形式——線裝所取代。
線裝
中國古代圖書的一種裝訂形式，由包背裝演變而來，它將包背裝的整張封面改為兩張半頁的封面，分別置於書的前後兩面，然後將其連同書身一起打孔穿線，訂為一冊。線裝一般在書上打四孔（稱四眼裝）和六孔（稱六眼裝），極少數的打八孔。線裝大約是從元明時代開始出現，一直沿用至今。
印刷術
印刷術是一種用直接或間接的方式對原稿的圖文進行複製的技術，它能夠大量、經濟地複製圖文，從而使其能夠得到廣泛地傳播。印刷術是由古代的中國人最先發明的，主要有兩種，一種是雕板印刷術，另一種是活字印刷術。雕板印刷是將文字反刻在木質或銅、鐵等質地的一塊整板上，在板上施墨刷印。活字印刷是先製成一個個的字釘（即活字），印刷時將若干字釘檢排拼成一塊版，然後再在其上施墨刷印，印畢可以拆版，將拆下的字釘按序存放，以供下次排版使用。至遲到唐代，雕版印刷就已經發明了，北宋慶歷年間畢升又發明了泥活字印刷術。
官刻
官刻即由官方主持刻印的圖書，它分中央刻書、地方刻書等。中央刻書主要由國子監、文淵閣、經廠、武英殿等中央專門負責圖書印刷的機構和其他一些部門主持，地方刻書主要是由地方政府機構及官辦的學校、書院等主持，如有公使庫本、鹽茶司本、庾司本、漕司本、提刑司本、計臺本、倉臺本、安撫使本、郡齋本、各地州府縣署刻本、各地州學、縣學、軍學、郡學（郡庠）、學宮本等等。此外，中央政府有時還命令佛寺道觀代刻佛經道藏。官刻圖書一般刻工、刷印都較精良，但文字校勘方面則不及家刻本。
監本
即各朝國子監所刻圖書，其名始于五代時馮道請令判國子監事田敏校刊《九經》。明朝時南京和北就均有國子監，南京國子監所刻所印書稱為“南監本”，北京國子監所刻所印書稱為“北監本”。
經廠本
明代內府司禮監設有經廠，專門負責內府的刻書工作，其所刻書即稱“經廠本”。經廠本刻書書品寬大，紙墨較精，但因主持其事的為太監，所以校勘不精。
藩刻本
明代由各地藩府所刻書稱為藩刻本。藩刻本多由當時一些有名的學者負責具體的校刻工作，加之資金充足，所以不但很底本的選用和文字校勘，同時刻工和紙墨都較精。
殿本
清代由武英殿所刻書稱為殿本。殿本書校勘精詳，刻工精美，書品寬大，紙墨均系上乘。
局本
清代同治、光緒間各省皆設官書局，由書局刻印的圖書即稱局本。局本書品質參差不齊，浙江書局刻書較好。
家刻本
家刻是私刻的一種，即由以非贏利為目的的私家所刻之書，又稱家塾本。家刻本在底本的選擇和校勘、刊刻等都很注意，所以是古代刻書中品質最高的一類圖書。
坊刻本
坊刻本是以贏利為目的、由以刻書和賣書為業的書坊刻印的圖書，同家刻本一樣，也屬於私刻。書坊又稱書肆、書林、書堂、書棚、書鋪、書籍鋪、經籍鋪等，其所刻書一般稱作坊本、書棚本等。
蜀本、蜀大字本
宋代四川所刻書通稱蜀本。宋紹興十四年（西元1144年）因為受戰爭的破壞，原來國子監所刻的《宋書》、《南齊書》、《梁書》、《陳書》、《魏書》、《北齊書》、《周書》等七史已不易見到，當時四川轉呤咕畱椕显谒拇ㄔL得舊監本七史，於是便在四川眉山將其刊行，因其字大行疏，故世稱“蜀大字本”或“眉山七史本”。
今天不少圖書館都收藏有大字本“眉山七史”本，但據研究，這些可能並非眉山的刻，而是浙江所刻。
浙本
宋代浙江所刻書通稱浙本。浙江為南宋雕版印刷的中心，中央、地方政府及私人刻書業都極盛，刻印的品質也較高。浙本又分杭州本、婺州本、台州本、衢州本等。
建本、閩本
古代福建地區所刻書通稱建本、閩本。建本主要是書坊刻書，其地主要集中在建甯、建陽一帶，其中建陽縣西七十裏的麻沙鎮書坊林立，所刻書世稱“麻沙本”。因書坊刻書旨在牟利，因此建本書大多較刊不精，且多用軟木刻版，印刷品質也不高。
平陽本
金代平陽（又稱平水，今山西臨汾）為當時刻書中心，其地所刻書通稱平陽本。
《開寶藏》
開寶四年（西元971年），宋太祖命人至成都雕造大藏經，至宋太宗太平興國八年（西元983年）刻成，這就是著名的《宋開寶刊蜀本大藏經》，簡稱《開寶藏》，又稱《蜀藏》。《開寶藏》不僅是佛藏的最早刻本，也是宋代最早的官府刻書。《開寶藏》按唐釋智升的《開元釋教錄》編排，共1,076部5,048卷，按千字文編次，始於“天”字，終於“英”字。《開寶藏》每版刻字二十二行至二十五行不等，每行十四字至十七字不等，共刻了十三萬多塊板片。全藏刻成後，曾以其分別賜贈契丹、西夏、高麗、日本、交趾等國。《開寶藏》早已亡佚，現僅有零星殘卷傳世。
《契丹藏》
《契丹藏》是遼代雕刻的漢文大藏經，其雕印始于遼聖宗統和年間，結束于遼道宗清寧九年（約西元983至1063年），全藏用卷軸裝，共579帙，現已亡佚，僅在1974年山西應縣木塔佛像胸部發現了該藏的部分殘卷。
《金藏》
《金藏》原藏于山西趙城縣東南四十裏的廣勝寺內，所以又稱《趙城藏》。《金藏》為卷軸裝，每版二十三行，行十四字。全藏按千字文編號，始於“天”，終於“幾”字，全藏原近7,000卷，現存5,000餘卷。此藏原是由潞州崔法珍斷臂募雕，大概始雕于金皇統年間，於大定十八年即從西元1141至1178年以前雕成。元初因經卷已有殘損，曾經補雕過一些。1933年被人發現，1942年侵華日軍企圖搶走這部佛經，後因八路軍和當地抗日群眾的保護搶救而倖免。近年編纂出版的《中華大藏經》即用《金藏》作為主要底本。
天一閣
天一閣是我國古代收藏最富的私人藏書樓之一，也是現存最古老的藏書樓，明嘉靖四十年後由范欽建於浙江寧波，其藏書明代各地方誌和歷代登科錄為特色。天一閣也刻印了一些圖書。清代以後天一閣藏書開始散失，1949年後因政府重視，又恢復了往昔風彩。
汲古閣
明代最大的私家藏書樓和刻書機構，其主人為明末常熟毛晉。毛氏刻書多親手校定，從萬曆開始到清順治年間，汲古閣刻書達六百餘種，內容遍及經史子集和叢書、道藏，其所刻書版心下多鐫有“綠君亭”或“汲古閣”字樣。毛氏刻書每年都到江西定造紙張，厚者稱“毛邊”，薄者稱“毛太”。毛氏汲古閣不僅以刻書聞名，其抄本也極精妙。毛氏訪得宋元善本，則選善書者以上等紙墨影抄，世稱“毛抄”，其價值與宋元精槧相等。
《永樂大典》
中國歷史上最大的一部類書，明永樂二年（西元1404年）由姚廣孝、劉季篪和解縉任監修、彙集了三千余位學者參加編修，於永樂六年（西元1403年）編成，全書共計22,877卷目錄60卷（一說為22,011卷），全書裝訂成11,095冊。
《永樂大典》收羅宏富，其輯錄的古籍達8,000餘種之多，《永樂大典》是中外歷史上最大的一部類書，它收集了許多古代典籍，有相當多的古籍就是賴有《永樂大典》而保存了下來，僅清代編《四庫全書》時就從中輯出了古代佚書385種4,926卷，此後又有一些學者從其中輯出了不少極有學術價值的古代佚書，如《舊五代史》、《宋會要》等等。
《永樂大典》編成後，因其卷帙浩繁，未能刻版印行，只有原寫本一部存于南京文淵閣，明永樂十九年（西元1421年），明朝遷都北京，《永樂大典》也隨同北遷。嘉靖三十六年（西元1557年），內廷發生火災，經奮力搶救，《永樂大典》得以倖免。有鑒於此，嘉靖皇帝便命閣臣徐階等照式重抄副本，從嘉靖四十一年起至隆慶元年結束，前後歷時六年。正本藏于文淵閣，副本則藏于皇史宬。現在人們所能見到的《永樂大典》都是嘉靖年間的重抄副本，至於正本，則不詳其所終。
《永樂大典》自明代即開始散失。到1893年時，全部《永樂大典》僅剩八百餘冊。1900年八國聯軍攻入北京時，只剩800餘冊的《大典》幾乎全被焚毀，到1909年籌建京師圖書館時，只有64冊了。
1949年後，政府對《永樂大典》極為重視，不少著名的藏書家慷慨捐贈，一些友好國家也把其所藏的零本歸還我國，加上徵集所得，現國內所藏《大典》有220餘冊，加上國外公私所藏，現在《永樂大典》總共大約有400余冊800余卷尚存人間，還不及全書的4%。
書院本
從宋代開始，官府、私人都創辦了一些書院，其所刻之書世稱書院本。宋元書院刻書都很盛，因書既有政府拔款，也有私人捐款，所以資金也較充裕。同時，書院的主持者（稱“山長”）大都是由當時的著名學者充任，他們往往親自負責選書和校勘，所以書院刻書不僅刻印精，校勘也精，為古代刻書中的善本。
三朝遞修本
明初曾將元都中收藏的宋元雕板全數叩搅水敃r明朝的首都南京，存於國子監中，以後南京國子監就用這些雕板加以修補後刷印。因其多數刻于宋代，又先後經元、明人的修補，所以這些書通常被稱作“三朝本”或“宋刻元明遞修本”。又因其板片雕刻已久，屢經修補，刷印出來後大多版面模糊，面目可憎，所以人們又將其稱作“大花臉本”或“邋遢本”。
書帕本
明代官員奉使出差，回京時必刻一部書，然後用這書和一塊帕饋贈同僚好友，因此被稱為“書帕本”。這些書大多為官場應酬而刻，故其校勘不精，向來不為人們重視。
餖版與拱花
古代有一種五色小餅，其色彩斑斕，稱為餖飣。餖版是將彩色畫稿按其不同顏色分別鉤摹下來，將每一種顏色刻成一塊小版，在刷印時按畫面的內容在不同的版上分別刷上不同的顏色，然後逐色依次套印或迭印，用這種方法刷印出來的版畫色彩、濃淡均與原作無異，其鮮豔的色彩如餖飣一般，故稱作“餖版”。今日所能見到的最早用 版印製的圖書是明天啟六年（西元1626年）顏繼祖印製的《蘿軒變古箋譜》上下兩冊。
“拱花”是用凸凹兩版嵌合，使紙面拱起花紋，其效果有如今天的鋼印。拱花因其富有立體感，所以很適合用來印刷翎毛畫和山水畫中的行雲流水。
王楨
元代著名的農學家，也是我國最早用木活字印書併發明瞭寫韻刻字法和轉輪排字架的人。王楨曾著有《農書》。因《農書》篇幅較大，難於雕印，於是請來匠人費時兩年刻了木活字三萬餘多個，後因《農書》已先有雕版，所以沒有用木活字印《農書》，而只在大德二年（西元1298年）試印了他纂修的《旌德縣誌》共六萬多字，當時共印了100部，現已亡佚。鑒於漢字數量巨大，活字排檢不便，所以他發明了“寫韻刻字法”和轉輪排字架。寫韻刻字法就是根據漢字的音韻、聲調分類雕刻木活字和歸類存放。轉輪排字架是把木活字按韻排列在兩個木制轉輪上，人坐在中間排字，王楨說：“蓋以人尋字則難，以字就人則易，此轉輪之法不勞力而坐致字數。取訖，又可鋪還韻內，兩得便也。”
範欽
見“天一閣”條。
毛晉
見“汲古閣”條。
胡正言
胡正言，明末徽州制墨商人，其室名“十竹齋”，他本人除擅長制墨外，還精於篆刻、繪畫，又喜藏書、刻書，曾刻過《六書正訛》、《版統孚玉》等書。明崇禎十七年（西元1644年）他用餖版和拱花技法印製了《十竹齋箋譜》和《十竹齋畫譜》，二書刊版套印之精，用墨設色之豔，在古代的雕版印刷品中堪稱一絕。
《古今圖書集成》
《古今圖書集成》是中國現存最大的類書，初稿完成於康熙四十五年，雍正時又加以增訂並以銅活字排印。《古今圖書集成》全書共10,000卷目錄40卷，包括6個彙編、32典、6,190部。全書資料搜羅巨集富，編排體例也比較嚴謹、科學，是中國古代最為完善、實用的類書。
《四庫全書》
我國古代最大的叢書，清乾隆三十八年（西元1773年）開四庫館開始編修，前後選派360人參與編修，又命紀昀、陸錫熊、孫士毅任總纂官。參加編修、抄寫、裝訂等項工作的近4,000人。《四庫全書》於乾隆四十六年十二月告成，其後又陸續抄錄了６部，整個工作於乾隆五十二年基本完成，以後又續有校訂。為儲《四庫全書》，乾隆又令仿寧波天一閣式樣，在北京故宮中建文淵閣、圓明院建文源閣、熱河避暑山莊建文津閣、盛京（瀋陽）建文溯閣（以上稱北四閣）、江蘇鎮江金山寺建文宗閣、揚州大觀堂建文匯閣、杭州聖因寺建文瀾閣（以上稱南三閣）庋藏。
《四庫全書》共收書3,461種，79,309卷，裝訂成36,000餘冊（7部《四庫全書》的卷數冊數各有微小差異）。北四閣書全用開化榜紙，半頁八行，行二十一字。經、史、子、集四部分別用綠色、紅色、藍色、灰色絹作書皮，絲線裝訂。南三部書版式與北四閣相同，但紙用堅白太史連紙，尺幅也小一些，書皮顏色也有些差異。文淵閣書現存于臺灣，文津閣書現存於中國國家圖書館，文溯閣書原藏於遼寧省圖書館，1966年調入甘肅省圖書館，文瀾閣書現存於浙江省圖書館。文源閣書在1860年英法聯軍火燒圓明園時被焚毀，文宗閣和文匯閣書在1853年毀於戰火。
清政府主持編修《四庫全書》的主要目的並不是為了巨集揚文化，而是為了加強思想專制。他們通過征書和編書，從民間搜得了不少被認為是其不利於統治的圖書而加以銷毀、抽改。從乾隆三十九年到乾隆四十七年，各地進呈的圖書被焚毀的數量超過了萬種，至於民間因懼怕干犯厲禁而自行銷毀的圖書更是無法計算。除了書籍被焚毀外，“違禁”書板也大量被焚毀。清代編修《四庫全書》既是中國文化史上的一次空前壯舉，也是中國文化史上的一次空前浩劫。
《四庫全書總目》
《四庫全書》編成後，又於乾隆四十七年完成了《四庫全書總目》二百卷。《四庫全書總目》對收入《四庫全書》的3,461種圖書以及未收入《四庫全書》的6,793種圖書作了提要。提要的內容一是論述“各書大旨及著作源流”，二是“列作者之爵裏”，三是“考本書之得失”，四是辨“文字增刪，篇帙分合”。《四庫全書總目》中各書提要都是當時的著名學者所撰寫，可以說代表了清代乾隆時期考據學的最高水準。《四庫全書總目》的另一大學術成就是在目錄分類上。該書按中國古代傳統的圖書分類法，分經、史、子、集四部，每部之下又分若干小類，其中比較複雜的小類之下再細分子目。每部及小類的前面均有小序，子目之後有案語，扼要的說明該類圖書的源流及所以分這一類目的理由。在每一類的後面附有“存目”，即纂修官們認為價值不高而未收入《四庫全書》的著作。《四庫全書總目》是中國古代圖書目錄分類的集大成之作，因而深得後世學者的推許。《四庫全書總目》編成後，著名目錄版本學家邵晉涵又在該書的基礎上編成了《四庫全書簡明目錄》20卷，也具有極高的學術價值。
天頭、地腳
在每張印紙上，版框以上的空白處稱天頭，版框以下的空白處稱地腳，古人讀書時多在天頭和地腳加批註。
書脊
也稱書背，即書的背脊。
書口
與書脊相對的一端。
書首
又稱“書頭”，指書籍上端的切口。
書根
又稱“書足”，指書籍下端的切口。因線裝書是平放在書架上，所以一般都要在書根是題寫書名、卷、數、冊次等，以便翻閱。
包角
有些較為珍貴的線裝書籍在裝訂時常用有色的綾包上訂線處一邊的書角，稱包角。
書衣
即書的前後封皮，又稱“書皮”。
書簽
即書衣上所貼的紙簽（也有用絲織品者），用以題寫書名。
護頁
又稱“副頁”、“扉頁”，指書衣內所加的一張空白襯紙，用以保護書頁。為了防止蟲害，人們常用塗有汞化物的紅紙作護頁，俗稱“紅紙”、“萬年紅”。
封面
古書的封面與現代圖書的封面不同，是指護頁後的第一頁，即今天的書名頁，也稱“內封面”、“內封大題”。古書的封面一般形式是：四周有邊框，內分三行，第一行刻撰著及編輯者姓名，中間一行刻書名，第三行刻梓行者名或版藏之處。在邊框上方多刻有刊版時間。封面是鑒定古籍版本的重要依據之一。
牌記
是古書中刻有刊行時間、刊行者姓名及書坊鋪名等的一段文字，宋元明時牌記多刻於序目之後或卷末，清代有的則刻在封面的背面。
毛裝
凡書雖已裝訂成冊，但四周尚未加工剪裁者，稱為毛裝。
金鑲玉
書籍由於書頁受損而在修補時在書頁後面襯上一張天頭地腳超出原書幾分的白紙，因襯紙潔白似玉，而原書頁年代久遠泛黃如金，故美其名曰“金鑲玉”。
書套
為了保護圖書，人們常用馬糞紙為裏、外敷以藍布的紙板製成包裹書籍的書套，包裹前後左右而僅露上下書口於外的書套稱為四合套，將書全部包裹的稱為六合套。因南方潮濕易被蟲蛀，所以一般很少用書套。
夾板
與書套一樣，為保護圖書，人們將兩塊木板用繩穿連，將書夾在中間。
木匣
用木板作成匣子（一端可以開啟）來保護圖書，匣內可以放置防蟲藥物，這樣既可防蟲，又可避免圖書被汙損。
石印
石印是一種化學的印刷方法，由出生在布拉格的德國人亞羅斯·遜納費爾德（Alois Senefelder l771-1834）在1798年發明。石印是把要印刷的圖文事先寫或畫在一塊平板上，利用油、水相斥的原理，使圖文部分抗水親油而著墨，而空白部分抗油親水而排墨，然後通過壓印機構，將圖文部分的油墨經橡皮布轉印到承印物的表面。石印拼版容易，製版迅速，最適於印刷各種帶有插圖的圖書如連環畫等，也可以印刷報紙和一般書刊。
凹版印刷
凹版印刷術是義大利工人菲尼格拉（M.Finiguerra，1426-1464）在十五世紀中葉發明的，以後又得到了發展與提高。凹版印刷分雕刻凹版、蝕刻凹版和照相凹版三種。凹版印刷的特點是：圖文部分凹下並且深湶煌瞻撞糠滞蛊饋K在一個平面上，正好與凸版印刷（如雕版印刷）的結構形式相反。印版上圖文凹下得越深，填進的油墨就越多，壓印後，油墨層就厚，反之亦然。印版上圖文墨層的厚薄與原稿圖文的明明暗層次相對應。印刷時，整個印刷版的表面都塗上油墨，然後用刮刀或其他工具刮掉空白部分的油墨，通過壓印機將凹下部分的油墨壓印到承印物的表面上。凹版印刷具有色調豐富、表現力強、印刷品質高等優點，主要用於印刷精美的畫冊、鈔票、郵票、印花、股票等，有時也用來印製書中精細的插圖。
《申報》
《申報》是中國近代出版時間最長的報紙之一，也是中國境內最早出版、影響最大的日報。《申報》於1872年由英國商人美查創辦。為了使報紙盡可能的中國化，《申報》的編輯、經理、記者都由中國人擔任，報紙的文字和版面安排都盡可能地迎合中國讀者的閱讀習慣。1906年《申報》出售給席子佩，1912年席氏又將其轉售史量才，改由中國人經營。《申報》於1949年5月27日停刊。《申報》經歷了清朝同治、光緒、宣統三個朝代，又經歷了辛亥革命、五四邉印⒈狈馉帯⒌诙次國內革命戰爭、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等各重要的歷史時期，內容豐富，保存了上述各個歷史時期的政治、經濟、軍事、文化以及社會生產生活等各方面的重要資料，因此被稱為中國近現代史的百科全書。
1876年，《申報》出版了一種文字較湣热葺^為活潑的副刊，名為《民報》，這是中國報紙出副刊的開始。1884年《申報》又出版附刊《瀛寰畫報》，這是中國報紙圖畫副刊的開始。《申報》不僅出版報刊，還兼營書籍出版。最初是以申報館的名義出版書籍，後來又設申昌書局專門出版書籍。
商務印書館
我國近代最大的私營出版機構之一，1897年由夏粹芳等人創辦，它是以資本主義經營方式經營、以機械化印刷的的工業企業。商務印書館最初主要是印刷商業用的名片、廣告、簿記、帳冊等，故名“商務”。1900年後開始出版圖書，1902年成立編譯所編印中小學、師範等各類學校的教科書，同時編輯政治、法律等各種圖書及雜誌，翻譯─版各種項英語讀本和英漢辭典。商務印書館有自己的編譯所、印刷所、發行所。解放後商務印書館改為國營，以出版各類辭書、翻譯作品為主。
中華書局
我國近代最大的私營出版機構之一，1912年由陸費逵創辦，以出版教科書、社會科學、文學藝術、古籍圖書和各類工具書著名。解放後中華書局改為國營，以出版社會科學學術著作、古籍圖書等為主。
《四部叢刊》
我國現代規模最大的古籍叢刊之一，1920年由商務印書館開始編印至1922年告成，所用底本以上海涵芬樓所藏古籍善本為基礎，包括古籍323種，8,548卷，這是現代史上中國古籍出版事業的一項壯舉。《四部叢刊》以底本精善見長，在323種古籍中，包括宋刻本39種、金刻本2種、元刻本18種、影宋寫本16種、影元寫本5種、校宋本18種、明活字本8種、元寫本1種、明寫本6種、日本和朝鮮舊刻本8種（以上版本統計並不完全正確），其餘古籍所用底本一般也都是當時所能得到的最善之本。《四部叢刊》出版後，立即得到了學術界的歡迎，一版再版，1929年第三次再版時，又調整了底本，使之更趨完善。1934年商務印書館又編印《四部叢刊》續編，1935年編印了《四部叢刊》第三編。
《四部備要》
我國現代規模最大的古籍叢刊之一，1924年由中華書局開始編印出版至1931年共了出5集，包括古籍11,305卷。如果說《四部備要》是以實用而深受學術界重視。《四部備要》以通行實用為選書原則，然後用鉛字排印，1935年中華書局又出版了標點洋裝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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