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平原中部并非先秦遗址“空白区”
20世纪80年代初，谭其骧先生在考察各个时期城邑聚落的分布状况时指出：“从新石器时代经历商周直到春秋时代，河北平原的中部一直存在着一片极为宽广的空白地区。在这一大片土地上，没有发现过这些时期的文化遗址，也没有任何见于可信的历史记载的城邑或聚落。新石器时代的遗址在太行山东麓大致以今京广铁路线为限，在鲁中山地西北大致以今徒骇河为限，京广线以东徒骇河（徒骇河发源于山东省西部，向东北注入渤海，位于黄河北岸，属海河流域，从西南向北呈窄长带状流经山东省多个县市，干流在山东滨州市沾化区与秦口河汇流后，经东风港于暴风站入海;总流域面积13902平方公里，干流总长度436.35公里。如今的徒骇河前身古名漯(tà)川(亦名"漯水"、"漯河(tàhé)")，也是古黄河的一支，宋代漯川堙没后逐渐演变而成。）以西东西相去约自百数十公里至三百公里，中间绝无遗址。”因此，谭其骧认为：“汉以前至少可以上推到新石器时代黄河下游一直是取道河北平原注入渤海的；黄河下游河道见于先秦文献记载的有二条：一《禹贡》河，二《山经》河。这二条河道自宿胥口北流走《水经注》的'宿胥故渎’，至内黄会洹水，又北流走《汉志》的邺东'故大河’，至曲周会漳水，又北流走《水经》漳水至今深县南，二河相同。”（谭其骧：《西汉以前的黄河下游河道》，《历史地理》1981年创刊号）谭其骧考证出来的这条《禹贡》河道被载入《中国历史地图集》中，并被之后的大多数历史学家、地理学家、考古学家、黄河水利学家广泛引用。
禹迹·汉河：《禹贡》河与《汉志》河当指同一河道
《禹贡》勾勒了黄河下游河道的大致走向：“东过洛汭，至于大伾；北过降水，至于大陆；又北播为九河（徒骇、太史、马颊、覆鬴、胡苏、简、絮、钩盘、鬲津。），同为逆河，入于海。”关于河道的具体走向，历来学者均有考证，但因《禹贡》所言范围过于宽泛，学者意见往往相差颇巨。如谭其骧认为汉代以前《禹贡》《山经》两条河道自宿胥口（宿胥口，古黄河决口处。在今河南滑县西南。）北流、走《水经注》的“宿胥故渎”。而史念海对此明确反对，提出“宿胥故渎”是淇水，《禹贡》河道其实也流经濮阳地区，走一段《汉志》河道，然后再北折，经河北中部，至天津入海（史念海：《论〈禹贡〉的导河和春秋战国时期的黄河》，《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78年第1期）。
史念海提及的《汉志》河，即《汉书·地理志》《汉书·沟洫志》和《水经河水注》所载河道。这条河自宿胥口东北流至今濮阳县西南，然后北折流经大名至今馆陶县东北，东折经山东冠县、高唐、平原、德州等县市，德州以下复入河北，至东光县西会漳水，经吴桥、沧县而东入渤海。学术界一般认为，《汉志》河是周定王五年，黄河在浚县宿胥口决口、发生了历史记载的首次大改道后形成的河道。而我们通过梳理文献，并结合新的考古发现，认为《汉志》河其实就是《禹贡》河。
1.造化峰谷：黄河自宿胥口走《汉志》河道流向东北，是河流对地理形势的选择。近年来，首都师范大学考古系和濮阳市文物保护管理所合作，对豫北濮阳县、滑县等地进行了较大规模的考古调查，发现了不少含有裴李岗、仰韶、龙山、二里头、殷墟以及东周时期的文化遗存。它们一般呈圆形土包状矗立在平原之上，当地居民多称之为“丘”“堌堆”“陵”“岗”等。濮阳和滑县境内发现的40多处龙山文化丘类遗址基本上连成一片，分布密集；部分遗址暴露在今天的地表之上，另一部分则埋藏在地表以下1～5米不等。考古发掘表明，该地区是黄河泛滥淤积最为严重的地区，汉代以前的地面一般在今天地表10多米以下。因此，濮阳和滑县这片古代遗址密集区汉代以前显然是一片高地，而这片高地向东北一直延伸至清丰、南乐等县。正是这片高地阻挡了西来的黄河，使它不能继续东流，转而北流。
同时，在内黄中东部，古黄河的西岸，也发现了一些新石器时代遗址、商代及汉代遗址和墓地。内黄东—安阳—河北一线汉代以前也是一片延绵不断的高地。2017年，首都师范大学考古系和濮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对引黄入冀补淀工程濮阳段渠道底部进行了考古勘探。渠底距地表深约5～8米，我们每1公里打探孔1眼，探孔深8～13米。渠道内所经过古黄河河道处都没有勘探到生土。这一区域位于滑县至内黄东部和濮阳至清丰西部的地块之间，早期应该存在一道谷地。而地质钻探表明，这一谷地的深度至少距今天地表40～50米。
河流自高向低流动是自然规律。通过前文考证可见，汉代以前豫北地区存在着两高一低的高地与谷底组合：内黄西—汤阴—安阳西线高地、滑县东—濮阳西—清丰西东线高地以及内黄东部和濮阳西部之间谷底。这一自然地貌决定了古黄河过宿胥口后，绝不会北折流向内黄西—汤阴—安阳一带，即所谓的《禹贡》河道，而应向东北折转、走内黄东部和濮阳西部之间地势最低的谷地，即《汉志》河道。考古发掘所见的聚落与城迹，均位于这一河道的东西两岸，如文献中提到的濮阳西部的戚城就位于黄河东岸，而内黄东部的三杨庄遗址发掘于黄河西岸。
2.河通华北：地质勘探显示，与濮阳北部黄河故道相连接的河北大名、馆陶、山东德州、河北沧州一线有一条宽阔的古河道带。20世纪60至80年代，河北省科学院地理研究所等单位曾对华北平原的古河道进行过系统的调查、勘探和研究。地质勘探显示，黄河古道带从内黄、濮阳入河南、河北交界处后又分三支河道带：第一支为黄、清、漳河古河道带，河道一般宽5~20公里，最宽30公里，深度约40~54米，长度475公里。该支主要为清、漳河古河道，从郦道元《水经注》的记述可知，这是黄河过大名后的分支屯氏河向北流，注入清、漳河后留下的河道。第二支由馆陶南分出，经冠县、临清、故城、德州、东光、沧州至青县，该支与文献记载中的《汉志》河道一致。第三支向东经濮阳入山东界，在范县附近分成南北两支，当为《汉志》中的漯水（吴忱：《华北平原古河道研究》，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1991年版）。
3.循道溯源：《汉志》河道早已存在，并非周定王五年由黄河在浚县宿胥口决口改道才形成。长时间以来，很多学者都认为《汉志》所记黄河河道是周定王五年（前602年）黄河在浚县宿胥口首次决口改道后形成的。然而，考证历史文献，我们发现《汉志》河在公元前602年以前就已存在。《左传》僖公四年，管仲曰：“昔召康公……赐我先君履，东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无棣。”那么，《禹贡》河又作何解释？其实考证文献便知，禹河就是汉河。汉武帝元光三年（前132年），河决于瓠子（今河南濮阳西南），河患历二十余年；元封二年（前109年），武帝亲至瓠子，命从官督卒数万人筑塞决口，使其“复禹之故迹”（《史记·封禅书》），或“复禹旧迹”（《史记·河渠书》）。《汉书·沟洫志》也有同样的记载，汉武帝元封二年“卒塞瓠子，筑宫其上，名曰宣房。而导河北行二渠，复禹旧迹。”从《史记》和《汉书》的记载可知，瓠子决口堵住以后，黄河又重新回到了原来的禹河河道。这样看来，司马迁和班固都认为《汉志》河就是《禹贡》河。实际上谭其骧在《汉志》河的问题上是十分慎重的，在否定《汉志》河不是“禹之旧迹”时也指出：“有可能先有《汉志》河，某年从宿胥口北决而形成《禹贡》《山经》河。”
4.远古问迹：从河道两岸新石器遗址的分布推测，《汉志》河道最迟形成于8000年以前。根据文献记载，黄河下游故道大致经今滑县东、濮阳县西南、清丰西北、南乐西北，再经河北大名东，山东冠县，过河北馆陶后，经山东临清，高唐、平原南、德州市东，至河北吴桥西北流向东北，经东光、南皮至沧州折向东，在黄骅西南入海。虽然今天故道两岸黄河多次泛滥的淤沙很厚，但早期遗址仍频频发现。在黄河东岸河南境内，滑县发现有田庄、王庄遗址；濮阳县有文寨、齐劝、西子岸遗址；濮阳市区有马庄、戚城、蒯聩台遗址等。在山东境内，聊城西北发现聊古庙遗址，高唐东发现有固河墓群，平原县有平原故城、魏家塚、石庄汉墓等，陵县城西北有将军寨、徐庄遗址等，东光县发现多个汉墓群和汉代遗址；南皮县发现有白塔、张三拨、大赵庄等汉代遗址，黄骅市黄骅镇发现有新石器—战国遗址。在黄河西岸，河南境内发现有内黄三阳庄遗址、岸上村商代墓地、杨庄村汉墓群，南乐仓颉陵等；河北境内，大名县发现有张谷汉墓、张郭汉墓群，山东境内，冠县西部发现东古城遗址，德州北部有后赵遗址、后小屯汉墓群等，沧州市区有姚庄、小杨庄，沧县有陈圩、倪阳屯、房坊头等。
这些遗址最早可上溯至8000年前的裴李岗文化时期，如黄河东岸的戚城遗址就发现有裴李岗文化遗存，仰韶、龙山时期遗存最为丰富，濮阳县的西水坡、铁丘、马庄、蒯聩台等遗址也都有丰富的仰韶文化遗存。在古代，为了用水方便，人们常沿河定居，大河文明由此生发。我们或可推测，大河河道最迟在8000年前就已经存在，且仰韶、龙山、商周等时期，这条河流也一直没有改道，滋育了两岸呈“葡萄串状”分布的众多遗址，年代从新石器时代一直到商周时期，生生不息。
汉代黄河改道及其原因初探
新石器至商周时期黄河并没有发生大的改道和泛滥，始终走《汉志》河道，《禹贡》河道也就是《汉志》河道。但是，汉代以后黄河在华北平原发生了多次的改道和泛滥，并留下了深厚的黄沙堆积。地质和考古勘探表明，华北平原90%的地区都有淤积。除了汉代多次淤积，宋代黄河也多次改道，如北宋庆历八年（1048年）黄河在澶州商胡埽决口，北流经今釜阳河和南运河之间，在今青县一带汇入御河（今南运河）。这次改道影响深远，在河北平原淤积很厚。由此看来，很多学者认为华北平原现存的先秦遗址“空白区”其实并不空白，这些遗址只是被汉代以后黄河、漳河、清河等河流历次泛滥淤积而掩埋于地下。考古发掘的卫国都城（帝丘）、宋国都城都是在汉代被黄河改道掩埋的，濮阳西水坡、铁丘、金桥，南乐仓吉陵等遗址的发掘也显示，在仰韶、龙山甚至商周时期，这些遗址上都有人类居住，并没有见到任何洪水淤积层，但汉代以后每个遗址上都有很厚的黄河淤积层，且很多遗址都掩埋于黄沙之下。因此，商周乃至史前大部分时间内，黄河是从河北平原东部穿流而过的，对该地区的自然环境和人类的居住位置并没有造成大的影响。这一时期，该地区的生态环境与现在相比，有着显著的差别，当时河流湖泊众多、水网密布，丘陵山地夹错其中，而人们则在丘陵山地上生活。
从近年出版的河北省《文物地图集》上我们也能够清晰地观察到这一现象，古黄河流经的地区新石器、商周、汉代遗址、墓葬等数量众多，但是，汉代以后至宋代却成了空白区，直到宋辽金时期遗址才开始变多。因此，正是汉代以后黄河频繁改道、迁徙、淤积，极大地改变了华北地区的生态环境。
那么，为什么汉代以后黄河开始不断改道、泛滥呢？春秋以后，社会生产力显著提高，铁器和牛耕开始广泛应用于社会生产和生活，再加上人口的急剧增长，使得黄河中上游的荒地、草原被大量开垦，植被不断破坏，生态环境开始恶化，水土流失严重，黄河携带的泥沙量急剧增加，最终导致黄河下游河道不断淤积，河床逐年增高。因此，到了战国中期，位于黄河两岸的齐、赵、魏等国就开始筑造黄河大堤，固定河道。随着淤积不断加快，到了汉代，黄河已不堪重负，开始经常改道迁徙。这一现象在文献中有着生动的反映，战国以前黄河在文献中只称作“河”，战国时开始有“浊河”之称，汉代及以后“黄河”一词开始出现于文献记载中，西汉时人们更称“河水一石，其泥六斗。”黄河下游地区自然环境的变化，表面上与黄河的改道、泛滥密不可分，实质上源自人类对自然的过度利用。
《禹贡》是我国第一部地理学名著,全面记载了古代的水系。 由于年代久远, 古今地貌变化很大, 一些河道流经及名称今天已很难指证。 其中“九河”颇有歧义,受到历代学者的关注。 《禹贡》一篇出现两处“九河”, 其一在九州章, 曰: “ 济、河惟兖州。 九河既道, 雷夏既泽, 灉、沮会同, 桑土既蚕, 是降丘宅土。”其二在导水章,曰:“导河积石,至于龙门……北过降水,至于大陆;又北播为九河, 同为逆河, 入于海。”《禹贡》“九河”问题,历史上有很多的研究,其中有经学家的附会,亦有史学家的考证, 至现代则有历史地理学者的探索 。 两处“九河”是否相同? 能否指实? 其水文学意义是什么? 我们在前贤研究的基础上做进一步的探索,并联系先秦时期的黄河分流进行考察, 可以对《禹贡》“九河” 有更深入的认识,对“九河”问题亦可做出更好的回答。
一、再辩《禹贡》九河之不可确指
《禹贡》九河研究的首要问题是能否将其指实,包括河流名称考证和古河道的指认。 九河之不可确指在学界本已大致取得共识,但仍有论者试图将其指实,本文对此再略作申辩。九河在文献中不独《禹贡》有载,它也出现在战国时期的诸子著作中。 《孟子· 滕文公上》载:“ 禹疏九河,瀹济、漯而注诸海。” ① 《荀子· 成相》载:“禹有功,抑下鸿……北决九河。” ② 《墨子· 兼爱中》载:禹“东方漏之陆,防孟诸之泽, 洒为九浍。” ③ 又《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 二) · 容成氏》曰: “ 决九河之结。” ④ 可见战国时期禹疏九河之说已较为盛行。 可是关于九河的更多信息,我们却无从找到。 《汉书·沟洫志》记载西汉成帝时, 九河“ 既灭难明”, 而许商给出了九河的其中三条河名: 徒骇、胡苏、鬲津。 ⑤《尔雅· 释水》更是备列九条河名:徒骇、太史、马颊、覆鬴、胡苏、简、絜、钩盘、鬲津。 ⑥ 这是把后世的九条河附会为《禹贡》九河,并不可信。 6 世纪出现的又一部地理学名著《水经注》指出九河故迹已不知其所。 ⑦ 至清代,胡渭乃治《禹贡》之集大成者, 著《禹贡锥指》。 他细加考究, 得出结论曰: “ 九河所在, 后人率多附会”,“然而求九河者正不必尺寸皆合禹之故道, 亦不必取足于九” ⑧ 。 这其实可作为研究九河的不刊之论。 杨守敬也说:“' 九’ 者,极数也,言其甚多,不必限以' 九’ 也, 此当以汪容甫《释三九》之义诠之。” ⑨ 古人常以三九言数,汪中《释三九》, 对此有详尽的考辨。 他认为“ 三者, 数之成也”; “ 九者, 数之终也”。 数有虚实之分,“实数可稽也,虚数不可执也” 。 历史上儒生不知古人用三、九数字虚实的习惯,发生了许多的误解与附会。 考之《禹贡》,“三江”“九江”“九河” 等皆为虚数, 后世之人强加指实, 有违《禹贡》的原旨。
刘起釪先生为治《尚书》之大家,他师从顾颉刚先生, 对《尚书》的研究卓有成就。 他著《九河考》一文,又将《禹贡》九河的问题提出, 并借助于现代科技的成果试图把历史上弄不清的九河弄个明白。 文中,他勾稽史料,对文献详加考证评点,认为要探索认识《禹贡》九河, 不能用汉代《尔雅》以来说的九条河,应该用科学工作者考察出来的河北平原黑龙港地区的九条地下古河道带。地貌学家从古河道的角度论证历史文献记载古河道的正确性,为历史地理研究中历史文献考证和现代地理学方法相结合开辟了一条新的途径,有很重要的学术意义。但简单的比附并不能将九河问题轻易解决, 对《九河考》一文的有关论证细加分析,发现其中疑点甚多。 黑龙港地区位于河北省中南部,是海河平原的重要组成部分,行政区划上包括衡水、沧州两市全部,邯郸、邢台的东部,保定、廊坊各一部分。 据河北省地理研究所1977 年编绘《河北平原黑龙港地区〈 古河道图〉 及〈 说明书〉 》,黑龙港地区有九条古河道带,即(1) 大名、馆陶、清河、枣强、景县、沧州的黄河、清河、漳河古河道带;( 2) 大名、卫东地区, 中间经山东, 至吴桥、东光、南皮、沧州和吴桥、盐山、孟村的黄河古河道带;( 3) 魏县、广平、巨鹿、新河、束鹿( 今辛集) 、深县( 今深州) 的黄河、漳河古河道带;( 4) 成安、肥乡、曲周、平乡、巨鹿的漳河古河道带;( 5) 冀县( 今冀州) 、衡水、武强、献县、交河( 今并入泊头) 、沧州的黄河、漳河、滹河古河道带;(6) 沿子牙河一带的漳河、滹河古河道带;( 7) 安平、饶阳、河间、大城的滹沱河古河道带; ( 8) 肃宁、河间、任丘的滹河、沙河、唐河古河道带;(9) 任丘、文安的拒马河古河道带等。 ① 数字的巧合使得拿这九条古河道指认《禹贡》九河颇有附会之嫌,我们只有从时代及地域上认真分析,才能得出确凿、让人信服的结论。 华北平原古河道纵横,自 中更新世,黄河进入华北大平原,黄河冲积扇开始发育,黄河泛流,留下了为数不少的古河道带。 我们当然不能以黑龙港地区的古河道来简单指认四千年前的黄河, 《说明书》也提到“ 埋藏古河道还没有进行分层和给予时代的确定”。 历史上,黄河在黄淮海平原南北摇摆, 《禹贡》所载九河只是当时的大致反映,古河道的年代不可不察。 从地域上来看,《禹贡》九州章所载九河在兖州, 其地在今山东德州、河北沧州以南,仅跨有黑龙港地区的东部边缘。 导水章所载九河在大陆泽以下, 而大陆泽的范围在今河北任县、隆尧、宁晋、束鹿、深县、冀县、南宫、巨鹿诸县间,正位于黑龙港地区的中部偏南。 上述九条古河道带真正在大陆泽以下的仅有(6) 、(7) 、(8) 、(9) 等条。 然则黑龙港地区的九条古河道带与《禹贡》导水章九河的地域并不完全契合,九河不可指认。
二、由《禹贡》九河看黄河的两大分流
历来考证九河者多将《禹贡》两处九河视为同一所指。 《禹贡》全文仅 1194 字, 如此短的篇幅出现的九河会所指不同吗? 这首先要从其所处的语境来分析。 九州章的九河属于兖州毫无疑问, 而兖州的范围如何呢? 一般来说,河济之间为兖州。 这当然是大概言之,并不能完全这样来界定。 黄河河道的变迁在历史时期有过多次,而兖州的地域范围却大致没变。 九州地域是人们经过长期的地理认知所形成的,其范围在相当长时期变化是不大的。 尤其在其初步形成时期, 九州并非行政区划, 而是人们地理观念的反映,不像后世那样会因政治因素而导致其地域范围的盈缩。 《禹贡》时期, 兖州要比后世范围更大,更往北延伸,但也绝不会到大陆泽以北。 而“九河既道”后,是“雷夏既泽,灉、沮会同”, 雷夏与灉水、沮水都在今天的山东菏泽地区,九州章的九河离此地亦不应太远。 导水章中的九河位处大陆泽以下,其基本不在兖州界内。 若将两处九河等同,也就将黄河的干流单一化, 而冀州的贡赋是由碣石转入黄河,我们知道,碣石地在昌黎,距兖州较远,这是讲不通的。
对于难以等同视之的两处九河,经学家亦只能给出牵强的解释。 九州章的“九河既道” 发生地在兖州,孔传谓:“河水分为九道,在此州界,平原以北是。”孔疏曰:“河自 大陆之北敷为九河, 谓大陆在冀州,嫌九河亦在冀州,故云' 在此州界’ 也。 河从大陆东畔北行, 而东北入海。 冀州之东境, 至河之西畔。 水分大河,东为九道,故知在兖州界平原以北是也。” ② 许商所言九河遗存及《尔雅》附会的九河亦大致在冀州与兖州交界地区。 然而,依此将两处九河统一起来,显然说不过去。
经现代历史地理学者的考证,先秦时期黄河下游存在着两大分流。 谭其骧先生认为黄河在今河南浚县西南大伾山西的古宿胥口,即分为东北、北两支大分流。 ③ 据此, 我们可以从历史地理的角度重新审视《禹贡》九河。 ④
对黄河在《禹贡》时代及以后相当长时期的分流,史籍上也有案可寻。 《史记· 河渠书》曰:大禹“乃厮二渠以引其河” ⑤ 。 对二渠的解释, 历来有较大的分歧。 有人认为是王莽河与漯水, 史念海先生则认为是公元前 132 年黄河在顿丘决口所行故道及漯水。 ⑥ 这个我们不做细究, 值得注意的是, 司马迁所说的二渠可看作黄河两大分流的反映。 对大禹治水,我们可以做如下的推测: 以当时的生产力水平, 大禹不可能修治让黄河分流的新渠。 “ 厮” 为分与疏导之意, 他对黄河的治理应是对已有的河道加以浚治,使黄河循旧道分流以杀水势。 当时的情况是兖州地势低下,在其境漫溢流淌的黄河构成了不小的灾害,大禹利用久已存在的北流故道将黄河的水量分出。 黄河自 进入黄淮海平原后有多条入海河道, 远古时全由河性和地势决定它的流向。 自 人类逐渐有力量与自 然抗争, 黄河的走向也会因人们的意志而发生一些变化。 大禹“厮二渠”正是对自 然的改造, 其结果是黄河在下游地区形成两大分流。 当然, 对大禹治水,我们还无法断定其功之巨微,黄河分流抑或是自 然形成,后世以之誉禹,亦未可知。
黄河的北支分流由于大禹的缘故被后世称为禹河, 在《水经注》中被称为大河故渎。 在河北平原,由于诸水汇聚,形成面积甚广的大陆泽,黄河在大陆泽以下,散播为多条河道入海,这也是人类介入前大河入海的常态。 由于其时处于海水大规模入侵后海退期间的稳定期,会出现潮汐河口的海水倒灌,于是九河“同为逆河,入于海”。 此九河正处于谭其骧先生考证的《禹贡》河与《山经》河之间的区域。 我们可以从“西河”这一地名来侧证黄河在夏商周时期的流向。 据《帝王世纪》,“( 启) 三十五年, 征河西” ① 。
古本《竹书纪年》:“( 启) 二十五年,征西河”,又“胤甲即位,居西河”, 西河是晚夏四帝之都, 其地在今豫北地区,当时的黄河以西。 ② 古本《竹书纪年》又载“河亶甲整即位, 自 嚣迁于相” ③ , 《吕 氏春秋· 音初》谓“殷整甲徙宅西河” ④ ,是西河为河亶甲所迁之相, 而相在今河南内黄。 商代甲 骨文中有“ 河东”, 如:“癸巳卜, ,贞令师般涉于河东。”( 《合集》5566) 又如: “ 行东至河。” ( 《合集》20610)⑤ 从出现“ 河东”的几条辞例的时间和距离推测,当时的黄河就在殷都( 今河南安阳) 之东不远处。 春秋时期, 子夏居西河为魏文侯师,其地亦当时的卫国。 ⑥ 这些都反映了夏商西周以至春秋时期,黄河以北支分流为主。
当时黄河的东北支分流即《汉书· 地理志》所载的大河俗称为《汉志》河,春秋以后逐渐成为黄河的主流。 所谓周定王五年( 公元前 602 年) 的河徙( 《汉书· 沟洫志》载“《周谱》云定王五年河徙” ⑦ ) 不应被否定,那只是黄河两大分流主流变换中较大的一次罢了。 这或许就是黄河由以北行为主,转而以东北支分流为主河道决定性的一次“改道”, 因此被记载下来。 大禹治水时, 兖州被黄河漫溢成灾。 兖州九河是黄河东北支分流多条河道入海的反映,“九河既道”,入海河道疏通了, 并且将灉水与沮水会同流入雷夏泽,兖州水患平息,人们才能够“降丘宅土”,从小土山上下来搬到平地居住。 有学者认为大禹治水主要发生在兖州,联系当时黄河的走向,这是有一定道理的。
东北支分流作为黄河的主流从春秋以后的文献中可以看出。 《左传》哀公二年( 公元前 493 年) :“晋赵鞅纳卫大子于戚。 宵迷, 阳虎曰: ' 右河而南, 必至焉。’ ” 孔传曰: 戚在河外。 孔疏云: 戚在河东。戚为临河之邑,在今天的河南濮阳,位于《汉志》河的东岸, 可证当时的黄河流经濮阳。 《史记· 田敬仲完世家》记载齐威王二十四年( 公元前 333 年) 威王曰: “ 吾臣有朌子者, 使守高唐, 则赵人不敢东渔于河。” ⑧ 高唐在今山东省禹城市西南,《汉志》河经行高唐, 距北支分流甚远。 高唐是漯水分流之处, 也是兖州九河分流扇形的顶端。
由于春秋以降,黄河主要走东北支分流,后世学者对九河考察时, 将目 光主要放在后世黄河所处的地域。 《尔雅》所言之九河,除徒骇河外,全在《汉志》河以南地区。 当时黄河右岸分出了众多支津, 自 战国以后至汉代,由于这些分流的存在,人们便将之作为“ 九河既道” 之九河, 并概而论之, 统称为《禹贡》九河。 兖州与冀州两个九河流经的区域以深县、黄骅一线为界, 徒骇河即是北支分流的南界, 兖州九河绝无可能越过此线。 历代研究者的张冠李戴,不可不察。
三、《禹贡》九河与黄河下游分流河道的演变
《禹贡》制作时代虽难有定论,但所言九河绝非东周之后的实录, 而必为之前河道状况的反映。 探讨其时黄河中下游地区的水文环境,有助于我们对《禹贡》九河的出现及其含义有更进一步的理解。
《管子· 揆度》曰:“共工之王,水处什之七,陆处什之三。” ① 虽有史前洪水的背景, 但也大致反映了龙山时代以来的多水时空环境。 《禹贡》“降丘宅土” 揭示了大禹时代黄河下游平原洪水泛滥时人们居住之所在。 商代有“居丘”之说,胡厚宣先生遍览旧籍, 认为“ 古代北方川流特多, 湖泽广布, 地势卑洳,水潦汪然,故人民不能不择丘陵而居之” ② 。 “居丘”是在水潦遍地状况时人们的居住常态。 据甲骨文与文献记载,商周时期黄河下游地区的丘数量众多。 甲骨文中名丘之地有十几个,文献所载商代以前的丘有 10 余处,西周春秋时期的丘则多达 60 余处。 ③
商周时期华北平原的湖沼应远远多于后世。 如在殷都所在地的安阳,考古发掘推测有湖泊的存在,在安阳市区以东的洹河两岸及南岸约 3—4 公里以内陆区, 经勘探发现, 地下分布有一层深黑色或棕黑色沉积地层,推测是洹河冲积扇前缘承压水形成的湖沼沉积物。 ④ 而在殷都南的今辉县地区“ 近太行山麓一带,有十分丰富的承压水,并有多处露出地面,构成一条泉水溢出带……地下潜水水位很高,一般距地表 1 米左右。 这样的水热地理条件, 使这一地区全新世湖沼兴盛……而泉水溪流更是不计其数” ⑤ 。这也可反映出当时地貌的常态应该是到处涝洼积水的情况。
黄河在郑州以上多在丘陵、峡谷中穿行,由于地形地势的约束,古今流路变化不大,而下游河道在文献记载中的历史时期则移徙不定,决口频繁。 由于文献中少有西周以前的黄河水患记载,我们不敢断言其下游决溢情况。 但对黄河水患历史规律的探讨及河性的分析有助于窥测其时黄河水患面貌。 谭其骧先生认为:“自 有历史记载以来的几千年内, 黄河的灾害并不是一贯直线发展, 而是中间有过一个大曲折的。” ⑥ 黄河泛滥决堤之灾的发生并非历代全然相同,就文献记载来看, 黄河曾有过东汉至唐八百年的安流期。 那么《禹贡》九河形成的时代呢, 我们的基本判断是多水但少灾。 也就是说, 黄河下游河道并非像后世一些历史时期那样徙决不定,众多的湖沼以及从黄河分出的支津可以分流、蓄纳洪水, 有效地减少河患的发生,故此是一种相对稳定的状态。
《禹贡》九河并非大禹治水时才出现, 更非大禹导水而人为开凿, 九河的形成由来已久。 这是黄河的河性与平原地貌相结合而产生的。 以冀州九河为例,九河所摇摆的地域范围在地质上属于冀中坳陷,地貌上形成洼地,黄河的流经使这里出现湖泽。 进入中全新世, 湖沼水面曾极度扩展, 成为古白洋淀的全盛时代。 黄河尾闾在此游荡,由此形成九河。 后来随着泥沙的堆积,湖沼萎缩,九河全面发育,分流注入渤海,即《禹贡》所载的“九河同为逆河,入于海”。 这是一个漫长而不断演化的过程, 九河数目 不定,河道亦不定。 只是进入文明时代后,人们把这一现象记录下来,而有九河之谓。
《禹贡》兖州九河更多地表现为黄河的支津。 反映了黄河下游平原上所遗存的黄河支津水道长期存在的状况。 济水、漯水其实皆为黄河的支津,只不过由于其水势甚大,分水口靠近上流,且在分流处的黄河彼岸有黄河的支流注入,被人们误以为是穿黄而过的河流。 济水更是被列为独流入海的四渎之一。
漯水至《水经注》时代也仍然存在。 《禹贡》九河其实如同济水、漯水一样,有些作为黄河的支津而长期存在,有些成为其他河流的河道,有些则干涸而不见于后世。 这与黄河主流河道的固定及变迁关系密切。
九河分流入海的状况在史前时期是一种常态,不知经过了多少洪荒岁月 。 然而伴随着人类越来越多地在此区域的繁衍生息,这一水系面貌对人的生存构成较大的不便与威胁。 一旦出现尧舜禹时代的“汤汤洪水方割,荡荡怀山襄陵,浩浩滔天” ① , 它所带给人们的震恐是巨大的。 大禹治水或是使黄河的干流由兖州分出,重走冀州的北支分流,黄河在兖州的尾闾不免仍为九河, 但分流黄河的水势使得兖州摆脱了洪水漫溢的局面。 表现在《禹贡》中则是“九河既道”,“桑土既蚕”, “降丘宅土”。 而冀州则又一次出现大陆泽下九河入海的常态。
历经夏商西周,冀州九河留在人们的印记中。 在河北平原到处有黄河的踪迹,即使在黄河转向东北支分流后,河北平原水系出现长时期大范围的变化,直至汉魏时期海河水系的形成。 九河中的部分河道被后世河流所利用,更多的则湮废了。 不过有一个现象让我们仍能看出九河的影子。 “河”在古代是黄河的专称。 除了黄河,其他河流皆称为某某水。 这一点《水经注》表现得非常清楚,但在河北平原却有些河流可以被称为某某河,如巨马河、沽河、商河、清河、潞河、滹沱河、瓠子河等,《汉书· 地理志》中河北平原则有12 条水道称河。 ② 按之河道所经,可以推测这些河流,大多曾经是黄河的分流河道或本就是黄河干流的一部分。 在黄河离开河北平原后,由于历史的播衍,人们习惯上将其呼为“某某河”。 这一现象已为学界所熟知。 当然并非河北平原称“某某河”的这几条河流就是《禹贡》时期九河的遗留,这仅是名称上的延续罢了。 其所指不单是原来九河所经,有些河道承接太行山来水,连带着把后世整条河流皆呼为“某某河”。
要之,《禹贡》九河是先秦时期特别是春秋以前黄河下游入海河道状况的反映。 它的形成是由于黄河泥沙沉积且无大堤的束缚,因之在平原地区散漫分流入海。 随着黄河下游地区人口的增多,黄河的这种漫流与分流状态越来越受到人的干预。 战国时开始筑堤, 使黄河下游河道渐趋固定单一。 冀州九河随着黄河主干道东移,分流黄河的功能不再,但其河道可以承接太行山的来水, 其遗存或在《水经注》某某河的称谓中留下踪影。 兖州九河由于后来黄河长期被大堤所束,形成单一河道,除了济水、漯水,其他小的河流逐渐干涸,有些遗迹为人传载而被附会为《禹贡》九河。 至此, 黄河尾闾的河道基本上渐趋湮灭,九河也只留在《禹贡》中而故迹却“未知其所”。
《禹贡》是我国第一部区域地理著作,也是我国现存最古的地理文献之一。作者不详。旧说它是夏史官所作或大禹亲笔,但都不足凭信。它是今传本《尚书·夏书》中的一篇。其成书年代历来颇有争论,有夏禹说、西周说、春秋说、战国说和秦汉说。目前多数学者从顾颉刚之说,是战国后期的著作,成于公元前3世纪前期。
《禹贡》全篇仅有1193字。它以明确的地理概念,采用区域研究的方法,用地理实体(如山脉、河流等)为标志,将全国划分为9个区(即九州),并对每区(州)的位置、疆域、山脉、河流、植被、土壤、物产、贡赋、民族和交通以及各州之间的差异等自然与人文地理现象,作了异常生动的叙述。全篇包括“九州”、“导山”、“导水”、“五服”4部分。
1、九州部分。叙述上古时代洪水横流,不辨区域。大禹治水以后,“禹别九州”,把当时中国的疆域划分为冀、兖、青、徐、扬、荆、豫、梁、雍9大区域,并扼要地描述了各州的地理概况。九州的划分,按自然条件的差异,以天然的山、河、海等为界。虽然并不严格,但基本上是一个区(州)为一个大的自然区。
冀州。位居中央,帝王都城所在。西以山西、陕西间的黄河为界,东以河北的黄河为界,南以河南的黄河为界,主要为山西黄土高原及部分华北平原,约相当今河北、山西两省。
兖州。“济、河惟兖州”,济为古济水,河指于河北沧县东北入海的古黄河。该州东南据济水,西南至黄河,于济水和黄河之间,主要为今华北平原。
青州。“海、岱惟青州”,海指今渤海,岱即泰山。该州东南据渤海,西南至泰山,于渤海与泰山之间,主要为今山东半岛丘陵地。
徐州。“海、岱及淮惟徐州”,海指今黄海,岱是泰山,淮为淮水。该州东至大海,北及泰山,南至淮河,主要为今黄淮平原。
扬州。“淮、海惟扬州”,淮为淮河,海指今东海。该州南及大海,北至淮河,于淮河与东海之间,主要为长江下游平原及江南丘陵。
荆州。“荆及衡阳惟荆州”,荆指荆山(今湖北南漳西),衡指衡山。该州北抵荆山,南据衡山之南,即荆山和衡山之间,主要为长江中游及洞庭湖盆地。
豫州。“荆、河惟豫州”,荆即荆山,河为黄河。该州西南及荆山,北至黄河,主要为中原地区。
梁州。“华阳黑水惟梁州”,华指华山;黑水说法不一,有金沙江、怒江、澜沧江之说,多数学者认为是怒江上游的哈拉乌苏河。该州北抵华山之阳,南及怒江上源,主要为西南山地。
雍州。“黑水西河惟雍州”,西河指陕、甘间的黄河;黑水有张掖河(在今甘肃)、党河(在今甘肃)、大通河(在今青海)等之说,笔者趋于党河。该州西至甘肃党河,东及龙门段黄河,主要为陕西黄土高原。
可见,九州的范围包括黄河、淮河和长江三大流域。
2、导山部分。记述黄河、淮河和长江三大流域间山脉的名称、分布特点和治理情况,并说明导山的目的是为了治水。按我国地势西高东低的特点,自西向东、自近至远地依次叙述,并将中国的山势归纳为“三条四列”(见崔东壁:《考信录》),最早提出了山系的概念:
三条。北条:岍——岐(以上在陕西渭河北岸)——荆山——壶口——雷首(以上在陕、晋间)——太岳——砥柱——析城——王屋(以上在晋南)——太行——恒山——碣石(河北昌黎境内)。中条:西倾——朱圉——乌鼠——太华(以上甘、陕境内)——熊耳——外方——桐柏(以上豫皖境内)——陪尾(鲁南)。分支:蟠冢(陕南)——荆山——外方——大别(以上鄂、皖境内)。南条:岷山——衡山——敷浅源(江西庐山)。
四列。第1列:岍——碣石。分布在渭河、黄河之北,即北条。第2列:西倾——陪尾。为江、淮与河、渭的分水岭,即中条主干。第3列:蟠冢——大别。为汉江、淮河与长江的分水岭,即中条分支。第4列:岷山——敷浅源。即南条。
《禹贡》导山中的山系概念明确,且所记山都真实可考。但也受堪舆思想影响和当时条件的局限,因而有记述错误之处。如岷山与衡山、敷浅源既不相连成条,也不成列;中国的山系或山脉,既有东西向的,也有南北向的,以及南西北东向和南东北西向,如北条中的太岳、太行山脉都是近南北向的,受南北向的地质构造控制,与受东西向地质构造控制的东西向山系呈现两个系统。
3、导水部分。叙述了九州境内35条河流的分布、源地、流向、经过地区、所纳支流、河口及其疏导情况,都从西向东、由北至南、从上游到下游、由干流到支流,作了有条不紊的描写。
开始记述西方的弱水和黑水。弱水上源为今甘肃山丹河,下游是山丹河与甘州河合流后的黑河,入内蒙古境后称额济纳河(见《辞海·地理分册(历史地理)》)。黑水,众说纷纭。后记黄河水系、长江水系、淮河水系。除弱水是“入于沙”外,其余大河皆“入于海”。正确区分了内陆河流与入海河流,并阐述了大河源发于山地、朝宗于海的一般规律。
但黑水的记载有矛盾,导水部分的黑水记载与九州部分雍州、梁州之黑水记载都不一致。“河导积石”、“岷山导江”的不正确观点在中国影响2000年左右,而且导山部分的三条四列中竟然不提积石。
4、五服部分。叙述国力所及范围,以京都为中心,按距离远近,以500里为率,将全国分为甸、候、绥、要、荒五服(服指五畿以外之地)。对五服内政教布施、人民负担也有规定。
《禹贡》是在生产力水平不高,巫风流行的历史条件下撰写的。它突破了当时许多书籍中传播的神秘观念,从实际出发翔实地记录了全国范围内的各种地理现象,既不像《山海经》那样掺杂神话,又不像《尔雅·释地》、《周礼·职方》那样仅罗列地名,它开创了中国历史上翔实派区域地理研究的历史时代,是今天研究中国上古时代地理环境的最重要文献。它对中国以后两千多年的地理著作、地理观念,乃至文化都有深刻的影响,成为《汉书·地理志》、《水经注》、《元和郡县图志》、《太平寰宇记》,以及唐宋以后许多地理著作的征引和研究对象;“九州”、“四海”的观念,一些山、河、湖的名称,一直沿用到今天。其九州、五服部分所反映的大一统思想,对中国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对封建中央集权制的形成和巩固都具有积极的作用。
在封建社会,《禹贡》被推崇到至尊的地位,成为必读的经典。由西汉孔安国以后,历代注释、考证《禹贡》的人不断,成果也夥。其中以清代胡谓用力最深,也多创见,他的《禹贡锥指》一书集历代研究《禹贡》之大成。外国学者研究《禹贡》成绩较为显著者有:德人F·von李希霍芬,日人小川琢治、饭岛中夫和内藤虎次郎等。前人的研究可分为两个方面:汉至唐,以解释《禹贡》经文为主;宋至清,以考证《禹贡》地理为主。在研究方法方面也形成汉、宋两派,汉学详于训诂,注重师承,失于墨守成规,抱残守缺,以唐代孔颖达为代表;宋学敢于创新,注重批判,失于简单武断,牵强附会。无论是汉学、宋学,其基本错误是误认为《禹贡》是4000年前夏代史官所作,以至是大禹亲笔;把《禹贡》奉为“经”,根据《禹贡》去研究夏史,过于相信《禹贡》中“三江”、“九河”等说法,在考证、注释时务求找出三条江、九条河等,代表人物为宋代蔡沈。以新的科学观点和方法研究《禹贡》始于20世纪30年代,成绩显著者当推顾颉刚、郭沫若,代表作为顾颉刚的《〈禹贡〉注释》。
《禹贡》的不足之处,一是过于简略,二是误记之处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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