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金瓶梅插图册：纳尔逊-艾金斯艺术博物馆藏
《金瓶梅》是明朝四大奇书之一，清朝被禁。这套清代的《金瓶梅》插图是清朝佚名画师依照明朝金瓶梅的版画翻画的，这些难得一见的插图目前收藏于美国的纳尔逊-艾金斯艺术博物馆。
这套清代的《金瓶梅》图册，因为是翻画明朝版画，所以，画面中的衣冠服饰，生活习俗都与明朝息息相关。对于清代的小说插图，戏曲理论家和文艺评论家戴不凡曾在他的《小说闻见录》里这样评价：清代的一些小说插图，人不成形，马类乎狗，意趣全无；而明人刻小说即坊肆所为，亦多精工，生意盎然。而这套清代的《金瓶梅》插图因为是依照明朝版画翻画的，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得以把明代插图的大模样记载了下来。但其中漏掉的细节也是不少的，比如网友“羽林锋镝”对这套插图的评价：衣冠有点明朝的意思，但细节上已经错漏缺失了不少。”网友“夜眼猫”也说：“明代的衣冠服饰难掩清代的绘画风格。”
《金瓶梅》的明崇祯版插图
《金瓶梅》在明代有了崇祯版《金瓶梅》的版画插图，这是在技艺上和审美上都达到了极高水准的版画，在李烈初的文章《从金瓶梅看明代书画》中提 到，成书于明朝嘉靖年间的《金瓶梅》，对于当时的社会生活风尚，无论人事、礼仪、饮食、服饰，无不曲尽其详…崇祯版《金瓶梅》的插图，无异是明代春宫的代表作。全书100回，每回2幅，共得200幅。其中，直接描绘男女情事的共有20余幅。 历代版画，发展到明初，尚不精美；从万历开始，有飞跃式进展。当时出版的《小浒传》、《金瓶梅》、《西厢记》诸书插图，工整细致，雅丽生趣。确是“把版画 推向高潮，成为我国版画史上的鼎盛时期。“崇祯版《金瓶梅》插图，山水、楼阁、人物、花卉、鸟兽、器皿，无一不精。特别是人物，部位匀称，衣折流畅。如第15回《狎客帮嫖丽春院》，插图画妓女李桂卿与谢希大、张小闲踢气球，西门庆与妓女李桂姐拉手搭肩，一旁观看。还有应伯爵、祝日念、孙天化与玳安等，众人神态不一，而眼睛都注视着气球。论动态、神情、气氛，较之仇十洲有过之而无不及。
李烈初在文章中介绍，根据史书记载，明朝画家丁云鹏
、王文衡、顾正谊、陈洪绶等都曾为小说、戏曲画过插图。崇祯版《金瓶梅》插图的画家虽不详， 刻工倒留下了姓名：刘应祖、黄子立、刘启先、黄汝耀、洪国良。他们都是徽州人。明朝版画，徽州独盛。徽州刻工，世代相传，并有口诀。如：“木板雕画不稀 奇，功夫深来心要细。若要双刀 提线稳，多看多刻生巧艺。多看多刻还要想，刀刻件件样样巧。武功只有十八般，雕工难处 学到老。“正由于这种世代相传，精益求精的刻苦钻研精神，才使明代版画大放异彩。
这套清代的《金瓶梅》插图是清朝佚名画师依照明朝金瓶梅的版画翻画的
画面中的衣冠服饰，生活习俗都与明朝息息相关
文艺评论家戴不凡曾在他的《小说闻见录》里这样评价：
明人刻小说即坊肆所为，亦多精工，生意盎然
1网友评价： 衣冠有点明朝的意思，但细节上已经错漏缺失了不少。”
2网友说：“明代的衣冠服饰难掩清代的绘画风格。”
根据史书记载，明朝画家丁云鹏、王文衡、顾正谊、陈洪绶等都曾为小说、戏曲画过插图。
崇祯版《金瓶梅》插图的画家虽不详，刻工倒留下了姓名：刘应祖、黄子立、刘启先、黄汝耀、洪国良。
明朝版画，徽州独盛。徽州刻工，世代相传，并有口诀。如：“木板雕画不稀奇，功夫深来心要细。
他们都是徽州人
若要双刀 提线稳，多看多刻生巧艺。多看多刻还要想，刀刻件件样样巧。
武功只有十八般，雕工难处 学到老。“
正由于这种世代相传，精益求精的刻苦钻研精神，才使明代版画大放异彩。
《金瓶梅》服饰大考（序）
金学服饰研究所还原宋明服饰，传播华夏之美，我是国学研究者小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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缘起
国人谈性色变，乃至《金瓶梅》这本旷世奇作少有人读。5年前有朋友送我一套《刘心武点评金瓶梅》，阅之如获珍宝，爱不释手，反复咀嚼，意犹未尽。 与朋友聚会茶余饭后多有提及。 常有朋友提出什么时候开个讲堂讲一讲，再点此书的心是早有了，只因工作繁忙且一直找不到一个切入口，迟迟没有行动。偶然一次去参加华裳九州的汉服大秀，突然来了灵感，何不将此书故事讲一遍把书里的衣物考证一遍？ 遂去网上查了查，已有不少前辈做过相关研究，但由于工程浩瀚，几乎都是虎头蛇尾。经过深思熟虑，决定成立国芙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组织团队来做这项对中华文化传承之事，意在夯实民族文化自信。
文化价值
《金瓶梅》是中国古代文学史上第一部由文人所写的章回体长篇世情小说，它摆脱了之前长篇小说取材于历史故事或神话的传统，以现实社会中的人物和家庭日常生活为题材，从小家联系到天下、国家，反映现实社会，使中国小说现实主义创作方法日臻成熟。其价值得到过诸多文人大家的肯定，清初文艺理论家张竹坡称《金瓶梅》为“第一奇书”；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说到：“诸世情书中，《金瓶梅》最有名。”、“描写世情，尽其情伪”；毛泽东则说过：“《金瓶梅》是《红楼梦》的祖宗，没有《金瓶梅》就写不出《红楼梦》。”、“揭露封建社会经济生活的矛盾，揭露统治者和被压迫者矛盾方面，《金瓶梅》是写得很细致的。”
清康熙 兰陵笑笑生撰 金瓶梅(张竹坡批评本)故事梗概
《金瓶梅》一百回的故事讲述了《水浒传》中那个被武松三拳两脚当场打死的西门庆，由一个药铺小老板，地方小流氓，通过经营官场关系，勾结权贵，迎娶富人遗孀，成为富甲一方的官商，最后纵欲过度暴病而亡，落得个人财两空，妻离子散的悲凉结局，颇有警世意义。
服饰研究价值
《金瓶梅》作为中国晚明封建社会百科全书式的著作，对我国传统文化的留存和传承也具有相当大的价值，可以说是“叙述明代晚期社会风俗人情、衣著首饰,反映均相当真实具体”。《中国衣冠服饰大辞典》提到“书中（《金瓶梅》）对各种人物服装妆饰描述甚详,保存了不少重要资料......其中大部分为史碟所未备,有较高的参考价值。”一部《金瓶梅》，从服装到饰品，从质地到工艺，从款式到色彩，从着装到情景，全方位展现了中华服饰之美，为我们对明代服饰的研究提供了不可或缺的珍贵材料。
根据国芙团队统计，书中人物多达576人，其中对服饰、鞋、帽、配饰的细致描述词条就有500多处，包括上衣约160余处，裙裤90余处，巾帽近百处，鞋袜将近70处，首饰配饰亦有70处，由于该书中对服饰的描写较多，所以我们先对其进行归类分析，大致可分为衣服、鞋袜、巾帽、首饰这四类。
国芙团队旨在从《金瓶梅》中“发掘出原本深深地蕴藏在小说字里行间的传统服饰的美学理念，进而充分理解古老的中国服饰文化的博大精深和源远关系。
《金瓶梅》中常见的服饰示例
【比甲】
比甲则具有一定的随意性, 以日常家居穿着较多,且一般多为年轻女子所穿。
如庞春梅在做丫鬟时，日常穿蓝纱比甲，在第二十九回有所交代“头戴银丝云髻儿，白线挑衫儿，桃红裙子，蓝纱比甲儿”；最后成了周守备的正牌夫人后，服饰也有较大的流变，在第八十九回中，春梅“打扮的粉妆玉琢，头上戴着冠儿，珠翠堆满，凤钗半卸，上穿大红妆花袄，下着翠兰缕金宽襽裙子，带着丁当禁步，比昔不同许多”，此处也可印证当时的服制与等级有直接的关系。
《燕寝怡情》中穿比甲的女子
还原明代蓝纱比甲【袄】
袄, 是小说中李瓶儿最常穿着的上衣, 又称为短袄, 由短襦演变而来, 起源于北齐。李瓶儿对白绫袄似乎情有独钟, 书中提及与她相关的袄子这一服装一共有7次，其中3次穿的便是白绫袄。
古时女子元宵节常穿白绫袄，为传统习俗
清初 孙璜 仕女图 穿立领长袄的女子如第十四回写到, 在潘金莲的生日宴上，还在为花子虚守丧的李瓶儿前来，“身穿着白绫袄儿, 下身搭配蓝织金裙, 头上梳白紵布鬏髻, 还戴着珠子箍儿”，因为还在服丧期间, 按照礼制是不能穿太鲜艳的颜色, 所以她选择这一身白袄蓝裙，在颜色的搭配上相对素净, 但是裙子为织金裙, 隐约秀出华美的质感。梳理鬏髻也按照实际情况妥当搭配珍珠箍儿, 确是花了一番心思，可见李瓶儿是一个晓得细心为自己打算的聪明人, 既然决定跟着西门庆, 就会一心为这件事情做准备。
还原明代白绫袄 交领琵琶袖短袄【裙】
明代妇女一年四季无不穿裙, 裙幅一般为6或8幅, 式样变化非常快。《金瓶梅》中出现的裙子名目繁多, 妇女的四季穿着无一处离得开裙。
以拖泥裙为例，如第二十回, 李瓶儿与月娘敬茶时, “上穿大红遍地对衿衫儿, 翠蓝拖泥妆花罗裙”；第二十七回, 潘金莲和李瓶儿“家常都是白银条纱衫儿, 密合色纱桃线穿花凤缕金拖泥裙子”；第四十一回, 西门庆给大姐、春梅等人作了衣服, 其中裙子都是“翠蓝边拖裙”。可见女子上穿长袄或长衫, 下穿曳地拖泥裙, 有的外罩长比甲。因为衫、袄偏长, 裙子露在外面的约有三四寸左右。
明代 唐寅《金瓶梅》 女子的曳地长裙【袍】
明代女子袍服形制与品官常服同, 多为盘领、右衽、通袖, 礼服常用大红色, 胸背缀有方形补子。作为“副千户” (从五品) 正妻的吴月娘, 在礼仪场合就常穿各种花样的大红通袖袍。
明 命妇像 穿通袖袍的女子
明 一品夫人常服像 蓝色暗云纹圆领大袖袍如第二十四回，西门与众妻妾在正月十六喝“合家欢乐”酒。作者写道：“西门庆与吴月娘居上，其余李娇儿、孟玉楼、潘金莲、李瓶儿、孙雪娥、西门大姐都在两边同坐，都穿着锦绣衣裳，白绫袄儿，蓝裙子。惟吴月娘穿着大红遍地通袖袍儿，貂鼠皮袄，下着百花裙。”吴月娘的身份和地位促使她的着装一向端庄稳重、雍容华贵，此处也可见当时的服饰制度因妻妾的等级不同，也有明显的差异。
还原明代大红通袖袍【䯼髻】
䯼髻是明代已婚妇女的首服, 它用各种材料制成, 䯼髻材料的不同, 也体现出人物身份的不同。
孟蜀宫妓图及局部 唐寅 戴䯼髻的女子金丝䯼髻最贵, 第二十回, 李瓶儿“拿出一顶金丝䯼髻, 重九两”, 西门庆众多妻妾中也只有李瓶儿有金丝䯼髻。
还原金丝䯼髻银丝䯼髻次之, 也是晚明富裕人家妇女普遍拥有的首服, 西门庆的妻妾都有银丝䯼髻 ，如第二十回, 西门庆答李瓶儿语“他们银丝䯼髻倒有两三顶, 只没编这䯼髻”。《金瓶梅》中提到过用白绉纱制成的䯼髻、用头发制成的䯼髻、以及未婚女子戴的云髻。
从服饰看《金瓶梅》：追求人性的解放和人性的幽微
《
金瓶梅插图集（明代崇祯刻本）》，广西美术出版社，1993年
日本早稻田大学金瓶梅藏本。康熙影松軒金瓶梅，堪称孤本。兰陵笑笑生撰，张竹坡批点。清康熙三十四年（1695）
说《金瓶梅》里的服饰为中国古代服饰的集大成者毫不为过，服饰是如此的丰富与繁华，显现出中华文化的悠久与灿烂。就服饰而言，无论是服饰的制度、服饰的多样、服饰的生产、服饰的价位，还是服饰与人物的关系，以及通过服饰来传达追求人性的解放和人性的幽微，凡此种种小说的美学意义与历史取向，在中国的古典小说里，没有任何一部可以与之相颉颃。
《金瓶梅》里有两位主要人物，一为潘金莲、另一为西门庆。书中对眼花缭乱的服饰的描写，也正是从这二人开始的。
头上戴着缨子帽儿，金铃珑簪儿，金井玉栏杆圈儿；长腰身穿绿罗褶儿；脚下细结底陈桥鞋儿，清水布袜儿；手里摇着洒金川扇儿，越显出张生般庞儿，潘安的貌儿。（《金瓶梅词话/第二回》，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一印。本文如没有特别指出的，均出自这个版本）
头上戴着黑油油头发髢髻，一迳里踅出香云，周围小簪儿齐插。斜戴一朵并头花，排草梳儿后押。难描画，柳叶眉衬着两朵桃花。玲珑坠儿最堪夸，露来酥玉胸无价。毛青布大袖衫儿，又短衬湘裙碾绢纱。通花汗巾儿袖口儿边搭剌。香袋儿身边低挂。抹胸儿重重纽扣香喉下。往下看尖翘翘金莲小脚，云头巧缉山鸦。鞋儿白绫高底，步香尘偏衬登踏。红纱膝裤扣莺花，行坐处风吹裙裤。
第一段写的是西门庆的服饰，第二段写的是潘金莲的服饰。在《金瓶梅》一书里，作者不仅深谙当时的社会、世俗和人情，而且对服饰、服饰制度及服饰的变化也相当的熟稔。重要的是，《金瓶梅》写服饰还有更重要的关节，那就是对旧制度的挑战。《礼记/玉藻》专讲服饰制度，并在《礼记/深衣》指出：“古者深衣，盖有制度”：君臣有别、尊卑有别、老幼有别、男女有别、士庶有别。从《后汉书》至《清史稿》，辟有（与车并列）的专志“舆服志”。服饰与制度密切相关，《金瓶梅》却开辟了服饰的另外写作。《金瓶梅》里的服饰，展示出了灿烂中华文明的另一种风采。
《金瓶梅》里的女性服饰
月娘的：穿着银鼠皮袄，遍地金袄儿，锦蓝裙；金莲的：两个大红遍地金鹤袖，衬着白绫袄儿；李瓶儿：貂鼠皮袄……这还只是妻妾冬装一部份。平日子的则更讲究。
月娘有时穿“大红路绸对衿袄儿，软黄裙子；头上戴着貂鼠卧兔儿”，有时又穿“头戴银丝髻，周围金累丝钗梳，珠翠堆满，上着藕丝衣裳，下着翠绫裙，尖尖趫趫一对红鸳，粉面贴着三个翠面花儿”等。我们知道吴月娘是西门府上大娘，穿戴自不一般。第二十四回，西门与众妻妾在正月十六喝“合家欢乐”酒。作者写道：“西门庆与吴月娘居上，其余李娇儿、孟玉楼、潘金莲、李瓶儿、孙雪娥、西门大姐都在两边同坐，都穿着锦绣衣裳，白绫袄儿，蓝裙子。惟吴月娘穿着大红遍地通袖袍儿，貂鼠皮袄，下着百花裙”。此处，因服饰制度，妻妾的等级是相当清楚的。不过，《金瓶梅》的杰出在于：这种服饰的制度，以及在服饰制度上的等级，并没有妨碍《金瓶梅》充分显示市民社会兴起时的平等诉求。
服饰于《金瓶梅》，当然具有小说家言的“炫技”。但是“炫技”，不仅展现出一部杰出的市民小说断不能缺少的“道具”，同时又建构了文本自身。春梅先是大房吴月娘的丫鬟，后成了宠妾潘金莲的丫鬟，接着又成了西门庆的“情人”，再以后又成陈经济的“情人”，最后，则成了周守备的正牌夫人。因此，春梅的服饰前后有极大的变化。作丫鬟时，大约是“头戴银丝云髻儿，白线挑衫儿，桃红裙子，蓝纱比甲儿”（见第二十九回）。到了守备夫人时，春梅的服饰是“打扮的粉妆玉琢，头上戴着冠儿，珠翠堆满，凤钗半卸，上穿大红妆花袄，下着翠兰缕金宽襽裙子，带着丁当禁步，比昔不同许多”（见第八十九回）。春梅服饰的流变，可见服饰制度的投射。宋惠莲，本是西门庆仆人来旺的媳妇，成为西门庆宠爱的“地下情人”之后，“一套绿闪红缎子对衿衫儿、白挑线裙子。又用一方红销金汗巾子搭着头，额角上贴着飞金并面花儿，金灯笼坠耳……月色之下，恍若仙娥，都是白绫袄儿，遍地金比甲”；“被一阵风过来，把他裙子刮起，里边露见大潞红裤儿，扎着脏头纱绿裤腿儿，好五色纳纱护膝，银红线带儿”。事实上，《金瓶梅》写惠莲服饰，写得这般光彩和这般的性感，从某种意义上看，则是为惠莲“命薄”吁不平。
服饰于此，我们可以管窥到作者的趣味和价值取向。不仅惠莲的服饰与西门府上众妻妾的服饰相近，而且像爱月儿、吴银儿这样属于娼门的女性，在服饰上也被“一视同仁”。如吴银儿的服饰“头上戴着白绉纱髻、珠子箍儿、翠云钿儿，周围撇一溜小簪儿。上穿白绫对衿袄儿，妆花眉子，下着纱绿潞绸裙，羊皮金滚边。脚上墨青素缎鞋儿”；爱月儿的服饰“新妆打扮出来，上着烟里火回纹锦对衿袄儿、鹅黄杭绢点翠缕金裙、妆花膝裤、大红凤嘴鞋儿，灯下海獭卧兔儿”。
等级、性别、尊卑里的人，都追求服饰的华丽，在《金瓶梅》里确实是一种众生平等的暗喻。《宋史/舆服五》指出“士庶之间、车服之制至于丧葬，各有等差。近年以来，颇有逾僭”；“诏县镇场务诸色公人并庶人、商贾、伎术、不系伶人，只许服皂、白认、铁、角带，不得服紫”；“倡优之贱，不得与贵者并丽”等；《明史/舆服三》对士庶妻妾服饰也有明确规定“不许用大红、鸦青、黄色”等。无论按宋季服饰制度还是明季服饰制度，《金瓶梅》于服饰制度上的僭越与叛逆，仅服饰而言，这部小说反礼教的价值取向非常鲜明。
仕宦大家王招宣府的寡妇林太太的服饰，则又有另一层深意。招宣府林氏的服饰是：“妇人头上戴着金丝翠叶冠儿，身穿白绫宽绸袄儿，沉香色遍地金妆花缎子鹤氅，大红宫锦宽襕裙子，老鸦白绫高底鞋儿”。这一套服饰，是西门庆众妻妾、丫鬟以及有的娼门女子所没有的。崇祯版绣像本《金瓶梅》有200幅插图，独林氏服饰唯一。其他女性服饰都没有花纹，林氏的服饰描有花纹（即妆花缎子鹤氅）；其他女性没有头饰，即便有，也只是束带与简单的钗簪，独林氏头上有冠。这表明林氏的“命妇”（祖上是所谓的“太原节度邠阳郡王”）身份，同时叙述了林氏久寡的欲望与西门庆以粗鄙之人征服上层女子（“命妇”）的“业绩”（对此，清人张竹坡曾给予招宣府主人痛斥“一丑招宣”）。可见《金瓶梅》里的服饰描写与叙事，不仅在于作者对于服饰的展示，同时也是对人物性格与命运的一种叙事。
《金瓶梅》里的男性服饰
女性服饰在《金瓶梅》里是服饰叙事的重头戏，但男性服饰的描写与叙事，同样是其整个文本的重要组成部分。西门庆的第一次亮相，作者用了九个“儿化”的词来写西门庆服饰。此形象即土豪标准像。到了西门庆贿赂做上了“金吾卫衣左所副千户”一职后，西门庆的服饰，有了重大的变化。西门庆官职刚到手，就“使人做官帽，又唤赵裁缝率领四五个裁缝，在家来裁剪尺头，攒造衣服”；迎请朝廷大员着“青衣冠带”；去京都拜见位极人臣的蔡太师“戴上忠靖冠”和“穿上外盖衣服”。此时的西门庆，毕恭毕敬，不再是阳谷县寻花问柳的土豪，而是一位像模像样的官员。
全书虽写的是大宋故事，但所有场景都发生在明期（《金瓶梅》初刻大致在隆庆万历年间，即公元16世纪中期），服饰于此，既给我们留下（近）古代服饰的样式和（近）古代服饰的制度的真实记录，又留下了许多想象空间。
西门庆本是阳谷县的地痞土豪，即使当了“金吾卫衣左所副千户”（宋并无此官职；《明史/官职》记有“金吾”等十九卫，“副千户”一职，从五品），他更多的时间，仍是在阳谷县做生意和找女人。所以西门平素最喜的服饰是“五彩飞鱼氅衣，白绫袄子”，尤其是“白绫”。“白绫”在《金瓶梅》里，并非吉物，相反，是西门庆与他的女人们的凶兆和死亡的转喻。西门庆的女人，大都喜欢穿红色的服饰。潘金莲、李瓶儿、庞春梅、宋惠莲等，包括一身豪装的林太太在西门庆面前也穿的是“大红裙”。一白一红，极具性感和文本暗喻，同时也见证了色彩于服饰是服饰制度的重要内容。尤其是像《金瓶梅》这样用于人性的善恶、用于人物的性格、用于人物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在中国文学里是罕见的。
《金瓶梅》里的服饰既是“道具”更是文本
《金瓶梅》里的服饰花样繁多、流光溢彩，几为穷尽其有：皇亲国戚、达官贵胄、士子商贾、命妇庶妻、小姐丫头、贩夫走卒、朝服礼服、官服民服、时装职装、外套内衣……在《金瓶梅》里，连一些过客，如只出现一次的兵勇等的服饰，都写得极为认真、决不马虎。当然，一些服饰或许是“小说家言”，尤其是官服，如提刑官的服饰。提刑官一职独见宋，即“提点刑狱司”里任职官，品级大约在三至四品之间。查《宋史/舆服四/诸臣服下》并不见“黑青水纬罗五彩洒线猱头金狮补子圆领，翠蓝罗衬衣，腰系合香金带”之制度；再查《明史/舆服三/文武官冠服》也不见此制。可见其杜撰的意味。即便是杜撰，《金瓶梅》也有根据。《明史/舆服三/文武官冠服》标出三品四品的文官服为“孔雀”(三品)、“云雁”（四品），武官为“虎豹”，《金瓶梅》将其“虎豹”转为“金狮”。并在“金狮”之前，还加一“猱头”。猱，是一种类猿动物，猱作为服饰制度的标识，均不见宋明两季官职服饰制度。“猱头金狮”显然具有搞笑的元素。此“搞笑”以及另一些场景里的服饰“展演”，把服饰的现实与超现实、真实与虚构，结合得天衣无缝。仅此，足显《金瓶梅》文本的讽喻与反讽的卓尔不群。
《金瓶梅》的服饰研究目前尚很薄弱
《金瓶梅》里所涉及到的服饰制度及服饰的丰富性，是当时及后来的文学作品（包括《红楼梦》在内）所没有的。与《金瓶梅》几乎同时期的《水浒传》（说唱成于元末明初、刊刻于明中期、通行本于明晚期），服饰描写与叙事算是丰富的，沈从文晚年的鸿篇巨制《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商务印书馆，2011）有专节论及《水浒传》及明人绘水浒画。沈先生指出“衣着形象描写相当清楚”，男性方面的特点是“素朴”。沈先生也指出《金瓶梅》里的服饰“衣着首饰，反映相当真实具体”。不过，从沈先生的论述看，存在两个方面的疑问。一、沈著有专节论述《水浒传》而没有《金瓶梅》的专节；二、《金瓶梅》里的服饰不是素朴而是华丽的（前文所引即可证明）。
哈佛学者田晓菲在《秋水堂论〈金瓶梅〉》（天津人民出版社，2014）一书里，以教化叙事不如人性的复杂和幽微叙事，反复申诉“词话本”不如“绣像本”。如田晓菲说西门庆的形象，“绣像本的描写比词话本中那个比较常见的、比较漫画化的浪荡子形象更加复杂和全面”。其实，就服饰而言，“词话本”比“绣像本”丰富多了。特举一例：“词话本”第五十九回写郑爱香儿的服饰“头戴着银丝髻，梅花钿儿，周围金累丝簪儿，打扮的粉面油头，花容月貌，上着藕丝裳，下着湘纹裙”；《绣像本》（康煕三十四年金瓶梅藏本影松軒本/日本早稻田大学藏）只一句“却说郑爱香儿打扮的粉面油头，见西门庆”。
两两比较，前者因为服饰的“繁褥”，活脱脱展示出一个娼门子弟在有钱客人面前的作态；后者，文字的意味寡谈了许多。“词话本”里的服饰描写与叙事，除了作者有些“炫技”外，实际上是小说人物形象与人物关系的重要“构件”。如果这个话题有些“靠谱”，那么，如同“金学”远不如“红学”那样“显学”，《金瓶梅》的服饰研究似乎也很薄弱。
再举几件个案，以证《金瓶梅》的服饰描写与叙事前无古人。张岱的《陶庵梦忆》写尽晚明繁华，对于庙宇、楼台、街市、居家、人物、器物、酒肆、茶楼、美食、游冶、戏曲、评书、礼祀、节庆等等，都有详尽且妙笔生花的记录，却没有服饰的记录。晚明屠隆的《考槃馀事》，几乎写尽人间乐事器物，共分“书”“画”“纸”“墨”等十五笺，只在“起居器服笺”中有很少一部分谈及服饰。谈及的也只是简单的“禅衣”“道服”“冠”“披云巾”和“文履”（顺便一说，后人有人认为屠隆是《金瓶梅》的作者，仅此看，我是不相信的）。
如果再作横向比较，更能看出《金瓶梅》在服饰描写与叙事上的史学价值和美学价值。初版于1930年的《图说日本服饰史》(高桥健自著，李建华译，清华大学出版社2016年出版)，是日本服饰史的筚路蓝缕之作。这部服饰史（起于大约公元6世纪的“飞鸟时代”至仿效欧美的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明治时期”）所提供的服饰样品与个案，总共不过300件左右。如果专门编一部《金瓶梅服饰谱》，其样品和件数肯定不会少于《图说日本服饰史》。
一部《金瓶梅》写尽天下服饰！一部《金瓶梅》集古代服饰之大成！一部《金瓶梅》就是中国古代服饰的博物馆！
《金瓶梅》里的服饰旨在寻求市民生活平等的趣味
有繁花似锦的描写与叙事，《金瓶梅》还不止于在服饰的制度，更在于打破制度以寻求市民生活平等的旨义和趣味。《金瓶梅》里的服饰，还涉及到服饰织造的规模与服饰的商品价位（这对于明代经济研究一定大有裨益）。
先说规模。第四十回有专门写西门庆府上为其妻妾做衣服的章节。一段是：“西门庆衙门中回来，开了箱柜，拿出南边织造的罗缎尺头来。每人做件妆花通袖袍儿，一套遍地锦衣服，一套妆花衣服。惟月娘是两套大红通袖遍地锦袍儿，四套妆花衣服”；一段是：“李娇儿、孟玉楼、潘金莲、李瓶儿四个都裁了一件大红五彩通袖妆花锦鸡缎子袍儿，两套妆花罗缎衣服。孙雪娥只是两套”，月娘则有“一件大红遍地锦五彩妆花通袖袄，兽朝麒麟补子缎袍儿；一件玄色五彩金遍边葫芦样鸾凤穿花罗袍；一套大红缎子遍地金通麒麟补子袄儿，翠蓝宽拖遍地金裙；一套沉香色妆花补子遍地锦罗祆儿，大红金枝绿叶百花拖泥裙”。在此，西门庆为妻妾共做衣服“三十件”。“词话本”为此专为西门府上做衣服的赵裁缝提写了一首六言长排（“绣像本”无此诗）。起首便称“我做裁缝姓赵，月月主顾来叫。针线紧紧随身，剪尺常掖靴靿”。从裁缝的繁忙到服饰的呈现，其规模和数量，几乎难以估计。
西门庆从开药铺和坑蒙拐骗发家，到后来开段（缎）铺（西门庆黑吃了别人的钱所开）。这表明：一、服装生意也许比药铺更赚钱，二、当时对服装的需求都很旺盛。第六十回“西门庆立段铺开张”，开张货物“共装二十大车”，开张喜宴“十五桌”。西门庆的狐朋狗友、三大姑六大舅，还有官场中人夏提刑的礼物，其场面之铺陈和热闹，可见当时服装业的繁荣——这哪里是沈从文先生所说的“素朴”？
再说服装的价位。李瓶儿一件皮袄六十两、祭李瓶儿孝绢二十两，西门庆为梳笼粉头李桂姐、出手就是五十两银（为李讨四套衣服），第四十回提到赵裁缝为西门府上做衣服工钱五两等。可见，服装动辄以两、几十两计。那么，现在我们来看看《金瓶梅》里其他地方涉及到银两价位的话题。第七十回里有一张皇帝嘉奖众大臣的钱物清单，皇帝奖赏最高者五十两，最低者五两。与西门府上妻妾的服饰价位比，皇帝嘉奖的最高价位，不值李瓶儿一件皮袄，皇帝赏给某大臣的五两，只是赵裁缝为西门府上众妻妾做一次衣服的工钱。
再看，西门府上的丫鬟买出卖进，大约一个值四两至七两（见第三十回，李瓶儿买一丫头，讲价从七两五钱讲到七两成交；第三十七回，四两一个）；西门庆纵欲身亡后，西门府上作“鸟兽散”，曾是西门庆小妾的孙雪娥只卖了八两（见第九十回）……据一明小品所载，在明一季，平民的生活每年大约一两五，戚继光的士兵军饷月银一两。明中期一两白银兑换铜钱十钱（一千文）。那么一钱可以做什么呢？第六十八回，西门庆请娼门四女献唱，打发的钱是：四妓女每人三钱、厨子五钱、倒茶小儿每人二钱、丫头桃花儿三钱。可见一两银子是可以做许多事的。这般看来，西门府上的服饰，大都是“天价”。
《金瓶梅》中奢华服饰与“本朝之制，敦尚节俭”的对比
凡涉明史，我们知道，“本朝之制，敦尚节俭”（明·刘侗等《帝京景物论/方逢年/序一》），但我们在《金瓶梅》里看到的却是如此奢华的服饰。明自万历进入它的后期，明后期有两大社会现象：一是明皇的怠政（如明神宗自万历十六年后便基本不上朝，须知万历一朝共四十八年），二是以苏州为中心的江南，其经济与文化非常繁华。对于后者，《剑桥中国明代史（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写得清楚：“在向整体化迈进的步伐加大的同时，明代中国农业的专业化和商业化程度急剧发展，丝、棉、瓷器产业快速增长”。
《剑桥中国明代史（下）》还特别指出“这些地区的中心都市，如苏州、松江、嘉兴、南京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业已成为中国丝绸业之都的苏州……甚至农村附近的一些小集镇也变为兴旺的染色、上浆及相关行业的中心”。海外史家于此注意到了“丝”与“棉”在明代中后期的快速增长，以及与丝、棉、绸、缎相关的产业和工艺的繁荣。由于日益壮大的服饰产业所带来的赋税与管理等，明中央政府专设“织染杂造局”（《明史/职官四》）。
正是这一“快速增长”与“繁荣”，为《金瓶梅》里锦绣灿烂的服饰（尽管有些是小说家言）提供了施展天地的平台。“节俭”于此，因经济的繁荣和文化的多元，便“销声匿迹”。我们知道，《金瓶梅》事件发生的地点在一个叫阳谷县的地方。阳谷县，在《水浒传》里明确指定为在山东（小说中有山东方言）。如果通过《金瓶梅》的小说文本来看，再通过小说中描写的西门府上的亭台楼阁来看，很显然，它们与江南的园林近似。崇祯绣像本《金瓶梅》的插图（200幅没有画工的署名，仅几图有刻工的署名）有可能出自陈洪绶等明末著名画家之手，而陈老莲的出生地和谋生地，正是明后期中国出版业最为盛行的闽浙地区。如果从“绣像本”的200幅插图所提供的背景看，小说里的事件、人物，特别是生活细节，很有可能发生在江南，至少有清楚的江南场景（小说中曾提及漂亮的绸缎来自“南边”）。
明后期江南地区的商业繁荣，带来了文化的繁荣和多元，由此推动了戏曲和小说的发达，于是《金瓶梅》应运而生，书里对服饰的描写和叙事所达到的万千气象也应运而生。
说《金瓶梅》里的服饰为中国古代服饰的集大成者毫不为过，服饰是如此的丰富与繁华，显现出中华文化的悠久与灿烂。就服饰而言，无论是服饰的制度、服饰的多样、服饰的生产、服饰的价位，还是服饰与人物的关系，以及通过服饰来传达追求人性的解放和人性的幽微，凡此种种小说的美学意义与历史取向，在中国的古典小说里，没有任何一部可以与之相颉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