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事不是凭空产生的，总是扎根于某个特定的土壤中，而能有效地孕育并滋养故事以及包容了故事的建筑，并赋予它们不同特质的，应该就是那一方文化土壤。
现代建筑以及其后的观念对于空间环境有着多种态度，认同、反叛、编织、拼贴以至形成某种标志性景观都代表着不同的建筑环境观，并且在信息相对发达的国际化时代，建筑对于环境更多的是一种主动的姿态。
但现代主义之前的建筑，不论是“风土”建筑还是上层“风雅”建筑[1]，都更多地受制于气候、材料、场地、经济以及宗教文化等因素。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也同样会滋养一方故事。
故事不是凭空产生的，总是扎根于某个特定的土壤中，而能有效地孕育并滋养故事以及包容了故事的建筑，并赋予它们不同特质的，应该就是那一方文化土壤。 现代建筑以及其后的观念对于空间环境有着多种态度，认同、反叛、编织、拼贴以至形成某种标志性景观都代表着不同的建筑环境观，并且在信息相对发达的国际化时代，建筑对于环境更多的是一种主动的姿态。 但现代主义之前的建筑，不论是“风土”建筑还是上层“风雅”建筑[1]，都更多地受制于气候、材料、场地、经济以及宗教文化等因素。(美)阿摩斯·拉普卜特.著 常青等 译 《宅形与文化》
这些因素绝不是孤立存在的，在前现代时期更是通过不同的方式在许多的方面有所体现，以此共同构成特点鲜明的地域文化。
以这样的文化认同，将建筑根植于这样的一个特定环境中，阅读与之相关的那些故事，才可能构筑更加具体的情境，也才可能展开相对比较深入的空间研究。——因此，读《金瓶梅》的那些故事，不能不仔细审视那些城市。
作为假托的北宋故事，小说对首都东京城作了一番描绘。
对于这一部分关于都城东京的城市研究，在小说中非为重点，但却是除了清河县之外着墨最多的一个地方。
明代的开封早已经不是都城，但仍然是一个有一定规模的大城市。对于它的城市历史研究非常全面，因此本文并不试图以小说《金瓶梅》中的描写来还原或是校正一些历史资料。相反，本文以历史资料及既有研究成果为可资信的依据，比对小说文本中对于东京城市的描述，以获取作者心中的宋代都城印象，并从叙事学的角度对这种印象加以分析。
如果说作者心中可能有一个都城模型的话，那么最有可能的一是北宋东京城，二是明代开封，三是明代早期都城南京，四是明代都城北京。
对于后面两个，城市资料相对比较完备，经初步比对即可排除，因此研究的重点放在前两者上面。
小说《金瓶梅》中对于东京城的描述主要有两次。
第一次是第十八回西门庆的亲家陈洪犯了事，家人来保、来旺“上东京打点”；第二次是第七十至七十一回西门庆升官转正，要“赶冬至令节，见朝引奏谢恩”。
……单表来保、来旺二人上东京打点，朝登紫陌，暮践红尘，饥餐渴饮，带月披星，有日到东京，进了万寿城门，投旅店安歇。到次日，街前打听……这来保等二人把礼物打在身边，急来到蔡府门首。旧时干事来了两遍，道路久熟，立在龙德街牌楼底下，探听府中消息。少顷，只见一个青衣人，慌慌打太师府中出来，往东去了。——第十八回
……到了东京，进得万寿门来。依着西门庆分别，他主意要往 相国寺 下。——第七十回
这两段文字中提到“万寿门”，笔者依据手边资料（图1），并不曾发现有门名此。
《东京梦华录》记宋代东京外城共十五座城门[2]，其名称（包括旧名及别名）均无“万寿门”，内城、宫城更无此门。
略微发音疑似的是其西部中门名为“万胜门”，但此门位于东京城西部，不论西门庆等人是从东北（清河、临清等）、从东南（徐州、淮安等），抑或从正东而来，都不可能选择此门进入。
倘说因万胜门与内城西门梁门之间有蔡太师宅[3]可能会做此选择，后面第七十回又说西门庆原想在相国寺住下，而相国寺位于东京城中部偏东，因此更不会选择此门。
又在研究过程中发现，小说《水浒传》第七十二回“李逵元夜闹东京”中曾写道：“（宋江等）抹过济州，路经滕州，取单州，上曹州来，前望东京万寿门外，寻一个客店安歇下了。”
又《金瓶梅》中李瓶儿的出身便是梁中书小妾，因在上元之夜被“李逵杀了全家老小”（第十回）而逃出来的。
因此，可以初步判定，《金瓶梅》中所讲“万寿门”，是沿用了《水浒传》的说法，并没有史实依据。
蔡攸道：“你去到天汉桥迤（崇祯本为“边”）北高坡大门楼处，问声当朝右相、资政殿大学士兼礼部尚书，名讳邦彦的，你李爷，谁是不知道！也罢，我这里还差个人同你去。”……
那高安承应下了，同来保去了府门，叫了来旺，带着礼物，转过龙德街，迳到天汉桥李邦彦门首。正值邦彦朝散才来家，穿大红绉纱袍，腰系玉带，送出一位公卿上轿而去，回到厅上，门吏禀报说：“学士蔡大爷差管家来见。”先叫高安进去，说了回话，然后唤来保、来旺进见，跪在厅台下。——第十八回
因问：“老太监外宅在何处？学生好去奉拜长官。”何太监道：“舍下在天汉桥东，文华坊双狮马台就是。”——第七十回
另一个被提到的地方是“天汉桥”，这是一个有着历史依据的地方。
天汉桥由唐代汴州节度使李勉初建，唐时称为“汴州桥”，五代改称“汴桥”，北宋时则改名“州桥”。
《东京梦华录》详细地记述穿过城市的河流及上面的桥梁，“次曰州桥，正名天汉桥，正对于大内御街，其桥与相国寺桥，皆低平不通舟船，唯西河平船可
过，其柱皆青石为之，石梁石笋楯栏，近桥两岸，皆石壁雕镌海马水兽飞云之状，桥下密排石柱，盖车驾御路也，东西两阙，楼观对耸。”[4]
其地理位置非常重要，正扼于皇城门外，御街之前。位于最重要的城市南北轴线与汴河交叉的地方，后者向西流过蔡太师宅，并于城外通金明池。
依此可见，北宋时代的天汉桥是一座等级极高、镌刻精美、构造坚固的石构平桥。
然而单单从这个名称并不能确定《金瓶梅》中的天汉桥为实写。
除了这个名称外，其余如“北高坡大门楼”、“龙德街”及“文华坊双狮马台”等内容，皆没有发现相关依据。
并且，其中的某些地理位置描述，与北宋都城的核心位置似有不符。
一面令左右放桌儿摆饭，说道：“今日圣上奉艮岳，新盖上清宝箓宫，奉安牌匾，该老爷主祭，直到午后才散。到家，同李爷又往郑皇亲家吃酒。只怕亲家
和龙溪等不的，误了你每勾当。遇老爷闲，等我替二位禀就是一般。
——第七十回
依据《东京梦华录注》载，“上清宝箓宫在景龙门东，与晨晖门相对，政和五年建。”其地应在艮岳的北面。
依据小说《金瓶梅》的时序，西门庆此番进京是在政和七年的冬至，其后第七十一回皇帝也说“艮岳告成、上天降瑞”，因此“诏改明年为宣和元年”。
依此来看，小说中对于艮岳与上清宝箓宫的建造时间描述基本是正确的，两者之间的相对位置也是接近的。
西门庆忙问道：“你房儿在于何处？”李瓶儿道：“咫尺不远。出此大街迤东，造釜巷中间便是。”……言讫，挽西门庆相送到家。走出大街，见月色如
昼，果然往东转过牌坊，到一小巷，旋踵见一座双扇白板门，指道：“此奴之家也。”言毕，顿袖而入。西门庆急向前拉之，恍然惊觉，乃是南柯一梦。
——第七十一回
玳安毡包内拿着金段，从东街穿过来，要往崔中书家拜夏龙溪去。因从造釜巷所过，中间果见有双扇白板门，与梦中所见一般。悄悄使玳安问隔壁卖豆腐
老姬：“此家姓甚名谁？”老姬答道：“乃袁指挥家也。”西门庆于是不胜叹异。
——第七十一回
这两段文字写的是已经死去的李瓶儿托梦给西门庆，告知她转世托生的地方“造釜巷”。
是夜西门庆宿于何千户家，所有的关于造釜巷的位置描述都是以何家为座标原点开始的。
但小说中并没有关于何府的准确叙述，因此，这样的几段似乎精准的位置描写，也与故事的意境一般，只是南柯一梦了！
对于小说《金瓶梅》中这些城市叙事的解读，本身就对中国古代城市历史有着文化意义，对于相关建筑研究也有是一种物质环境的铺垫。
《金瓶梅》中关于北宋东京的城市描绘，总体虚多于实，既不是宋代的东京汴梁城，也不是当时的开封城，更不是当时的首都南京、北京（图2、图3）。
几处能确信的位置描述，也不过是文人的用典而已。
[1]这两个概念的具体内涵可详见(美)阿摩斯·拉普卜特. 宅形与文化[M].常青等译.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7:译者的话。[2]孟元老撰.东京梦华录注[M].邓之诚注.北京:中华书局,1982:1页。郭黛姮主编.中国古代建筑史·第三卷(宋,辽,金,西夏建筑)[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3对于北宋东京的描述沿用了这个材料的说法，详见第21-33页。(清)顾炎武撰.历代宅京记[M].北京:中华书局,1984详细描述了东京城的布局，也没有相关记述。[3]依据郭黛姮主编.中国古代建筑史·第三卷(宋,辽,金,西夏建筑)[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3，其中第22页《北宋东京城结构图》，并且参考了《东京梦华录》中的相关注释。[4]孟元老撰.东京梦华录注[M].邓之诚注.北京:中华书局,198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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