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莲教
白莲教是一种秘密流传的民间宗教，杂拜各种鬼神，它是由摩尼教、弥勒教、道教和佛教等各种宗教混合演变而成的。一般说法都认为白莲教起源于唐代一度盛行的摩尼教，南宋绍兴初年，吴郡(苏州)延禅寺的和尚茅子元仿天台宗教义并吸取摩尼教的教义与仪式创立。以佛教中的弥勒佛代替了明教会的迷摩尼佛。到元代末年就逐渐形成了以崇拜弥勒佛为主的"白莲教"。
白莲教还是明清时期主要的秘密宗教，崇奉"无生老母"与"弥勒佛"，宣扬弥勒佛未来会"改造世界"的传说，并以"教中所获资财，悉以均分"， "有患相救，有难相死，不持一钱可周行天下"等平均、互助思想在其中迅速流行，从者日众。 以"真空家乡、无生老母"为八字真诀，使人们在精神上得到一定寄托，对于处在水深火热之中力图摆脱现世的流民来说，具有很大的吸引力，因而从者日众。
白莲教从始创到清朝中叶的几百年中，始终不被视为正统宗教而受崇拜，而是作为异教被排斥。元明两代，农民群众曾多次利用白莲教的形式来动员、组织起义队伍，其中比较著名的有:元末韩山童在江淮的起义;明初永乐年间山东的唐赛儿起义;嘉靖年间四川的蔡伯贯起义;天启年间山东的徐鸿儒起义;清朝乾隆中期山东的王伦起义。
乾隆四十年(1775年)，河南白莲教支派混元教首领刘松起义失败，弟子刘之协、宋之清等继续于川、楚、陕等地传教。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刘之协于河南被捕后脱走，清廷通令大索州县，激起民怨。白莲教以"官逼民反"相号召，得到广大农民的支持，教众迅速发展 。
白莲教信物
白莲教组织起源
南宋绍兴三年，江苏吴郡昆山一带，一位名叫茅子元的僧人在佛教净土宗的基础上创立分支，称白莲宗，其教义与净土宗相差无几，其信徒也与一般佛教僧侣无异，崇奉阿弥陀佛，提倡念佛持戒，规定信徒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
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白莲宗渐渐发展成了白莲教，不再是过去单纯的佛教组织，而是一个半僧半俗的秘密团体，为了吸引底层百姓加入，白莲教将那些晦涩难懂佛教经卷进行简化，让其通俗易懂，并以民谣等很多形式传播。白莲教历经南宋，元，明三朝，期间多次被拿来当成农民起义的宣传工具。比如元末的红巾军起义，永乐年间的唐赛儿起义等，均以白莲教教义收拢人心。
清朝时期，白莲教经过明末清初的战乱，在民间迅速发展壮大，并且将反抗清朝统治作为宗旨，从顺治年间起，很多民间的反清活动背后都有白莲教的影子，清朝统治者虽然基本扑灭了明朝残余势力反清复明的火苗，但是对于民间的反清活动还是很难有效制止的，作为幕后操盘手的白莲教则渐渐成了清朝统治者的心腹大患。
为了根除白莲教，清朝历代帝王都在任上进行过对白莲教的血腥镇压，但是这场持久战很快便让清朝统治者意识到白莲教轻易是灭不掉的，因为他藏匿于百姓之中，根本就捕捉不到它的踪迹，再者，白莲教的教义历经几百年的传承在川楚一带几乎是妇孺皆知，清廷可以一次次在民间将白莲教的经书收缴上来，但是却没有办法将百姓心中的白莲教拔除，白莲教早已根深蒂固。
嘉庆皇帝
白莲教与清朝死磕了一百多年，康乾盛世的时候，老百姓能吃饱穿暖也不会选择去跟白莲教闹事，但是闹事动静小了不代表它就不闹了，盛世的社会矛盾虽小，但是却是在一点点积聚中，当到了乾隆末年，随着盛世不再，人口急增、耕地不足，贪官横行，老百姓的土地大量被富户兼并，活不下去的老百姓纷纷加入白莲教，社会矛盾终于积聚到了临界点，一场大爆发不可避免。
公元1796年，清嘉庆元年，各地白莲教教首聚在一起商议举行起义，约定于嘉庆元年三月十日同时起义，后因消息外泄，部分地区提前起义，其他地区纷纷响应，一场轰动华夏的农民起义就此爆发。白莲教起义爆发于四川、湖北、陕西边境地区，参加者多为白莲教教徒，人数多达几十万人。
清廷大为恐慌，连忙调集重兵镇压，由湖广总督毕沅和都统水保为总指挥，清军兵分好几路进行分区围攻，准备各个击破白莲教起义军。但是清军低估了起义军的实力，各路兵力配置都远少于起义军，白莲教义军发动教徒修建营垒，聚险而守，清军盲目进攻，连连受挫，一时间，清军战败的各种文书堆满了嘉庆的龙案。
嘉庆皇帝眼看着白莲教起义的野火越烧越旺，心中万分焦急，他面临最大的难题就是国库没钱，调兵打仗可是最烧钱的，清朝的家底早让他那个好大喜功，游山玩水的败家老爹挥霍的差不多了，国库数来数去能动用的就那么一二百万两白银，眼下要想扑灭白莲教，至少得出兵十几万，朝廷眼下哪来这么多银子呢。
湖广总督毕沅
白莲教这边可不给嘉庆皇帝喘息的机会，起义烽火很快便烧向河南，甘肃等地，大有夺清朝天下的势头，清廷开始不惜一切代价，几乎将大半国力都用在扑灭白莲教起义上，清廷先后从全国16个省调兵，与白莲教起义军大小战斗上千场，起义军在宗教思想武装下爆发出的战斗力让久不闻刀兵的清军吃尽了苦头，大量清军被歼灭。
这场大起义持续了九年，一直到嘉庆九年九月，最后一位白莲教义军首领苟文润被叛徒杀害，历时九年的白莲教大起义方告结束。
据统计，清军损失一、二品高级将领20多人，副将、参将以下的军官400多人，土豪劣绅1000余人。清政府为镇压起义耗费白银两亿两，相当于当时清政府五年的财政收入，从此，清王朝从所谓“隆盛之世”跌入了江河日下的深渊。
白莲教起义是清朝的转折点，清朝开始由盛转衰，盛世一去不返，纵观整个清朝，白莲教带来的破坏力之巨大可谓是清朝统治者最大的噩梦。
嘉庆年间白莲教在汉水流域的反清斗争
清王朝自１６４４年人主中原，经过顺治、康熙、雍正、乾隆一百五十二年残酷的种族统治和阶级压迫，官僚地主阶级兼并土地的步伐日渐加快，满清政权从中央到地方日趋腐朽，满清王朝的军队日益腐败，终于引发了汉水流域川、楚、陕三省的自莲教反清大起义。
一、川、楚、陕三省边界的南巴老林是乾隆末年阶级矛盾最尖锐的地区
三省边界南巴老林是一个崇山峻岭地域辽阔的地区：“由陕西略阳、风县迤逦而东，经宝鸡、郦县、周至、洋县、宁陕、孝义、镇安、山阳、旬阳至湖北之郧西，中间高山深谷、千支万脉统谓之南山老林；由陕西之宁强、褒城迤逦而东往四川之南江、通江、巴州、太平、大宁、开县、奉节、巫山，陕西之紫阳、安康、平利，至湖北之竹山、竹娱、房县、兴山、保康，中间高山深谷、千峦万壑，统谓之巴山老林”。
南巴老林地旷人稀，土壤硗瘠，有大片原始森林，有铁矿、竹箭、木耳、石菌等天然物产与矿藏；亦可种植包谷、谷子、养麦、燕麦和豆类。在士地兼并高度集中的年代，这里成了广大流民赖以求生的福地。明代中叶成化年阃，湖北竹山、竹鼷、房县、兴山、巴东，四川大宁、巫山，陕西平利等地，成为荆襄流民集中地区。流民成为刘千斤（刘通）、李胡子（李原）起义的基本群众。清朝乾隆中叶以后，两广、两湖、四川、陕西、江西、安徽、贵州、河南等省失去土地的农民和破产的手工业者，纷纷向南巴老林流徙。仅平利、旬阳、白河、紫阳、石泉、汉阴六个县的统计：“自乾隆三十八年以后……川、楚问……穷民就食前来……数十余万。”就整个老林看，“江、广、黔、楚、川、陕之无业者，侨寓其中，以数百万计。这些流民进入南巴老林，“依亲傍友，垦荒种地，架数椽栖身，岁薄不收则徙去。”这即是所谓“棚民”。他们跋涉千里来到老林，原指望过上比家乡好的生活，但实际情况却与其想象的大相径庭。由于老林耕地少，随着流民的增多，他们不得不数十家租种地主“荒地一段”，交很高的租子。更有甚者，棚民租种的土地竟有“七八转之招主”。这些招主“各受佃户顶银”，其剥削之重可想而知。另外，他们还要受地方官吏的重赋剥削。以县为单位看，“钱粮不逾千两，而民间有数万之累，”各级胥吏层层加赋，棚民负担何其沉重！紫阳县令张志超说：“卑职时……巡行留心区别，见有男妇形憔额悴，其儿女衣敝裳残，其所迫既在饥寒，其所患犹在放纵恣肆。假如亵慢官箴，恣纵胥役，黔黎受虐，商贾被渔，安能使凿石不溃，壅川不溃乎！”张志超的这段话，一方面说明了佃户们生活的困难情形，另一方面说明他们起来反抗是必然的事情。佃户们租种一点薄地不足以维持生计，只好到山内各厂，如“木厢、盐井、铁厂、纸厂、煤厂”去做工贴补生活。这就为商业资本家在山内开厂提供了大量廉价劳动力。住在“西安、周至、汉中城”的商人，便在山内开办许多工厂。据统计：纸厂的情况是，“定远（今镇巴县）、西乡、巴山林甚多……西乡纸厂二十余座，定远纸厂逾百，……洋县、华阳亦有小纸厂二十余座。厂大者，匠作佣工……百数十人，小者亦得四五十人”。这些纸厂每年夏至前后有数万“男妇摘笋砍竹作捆赴厂售卖券……借以图生”。还有铁厂，“光化山、张口石铁厂七、八座，锅厂、坝铁厂三、四座”。炼铁要用木炭，铁厂附近还有炭窑。“运木装窑……开石挖矿，供给一炉所用人夫须百数十人”，大厂“六七炉，则匠作佣工不下千人。铁既成板，或就近作锅厂作农器，匠作搬运之人又必千数百人，……故稍大厂……有二、三千人。小厂分三、四炉，亦有千数百人”。还有木厂、木厢，“常家河、红羊河圆木厂、猴柴厂大小十数处”。“西安府属之周至县所管山内陆方……洋县……木厢最多，匠作佣工之人不下数万”。这些工厂的工人约计十余万人，也是自莲教起义最基本的群众。作为资本主义资本原始积累时期的手工业工厂，工人受厂主超经济的剥削特别残酷。一方面是厂主利用山内收成的丰歉，最大限度地榨取工人血汗。“山内丰登，包谷值贱，则厂开愈大……”；反之，山内歉收，“值包谷清风价值大贵，则歇厂停工”；另一方面是通过加大工人的劳动强度进行剥削，这种劳动强度是残酷的。例如板厂的背运工人，“背负……枋一块，重二、三百，上下竣坡之中，厂人喊日'某骡子’，实则骡亦不逮矣！但不能行远，目不过三、四十里，亦不歇店，自带铜锅干粮，结队宿崖屋树阴之中，真是残酷的剥削，悲壮的劳作！山内佃户、雇工、山民不仅时刻受到失业、饥饿的威胁和超经济的残酷剥削，而且还受到统治阶级豢养的差役、恶棍、讼师、地痞的迫害。这些人常与地方豪强地主相互勾结，利用保甲对山民们进行敲诈勒索。他们“无风生浪。遇棚民有事，敲骨吸髓，散兵亦附和为奸。如今日檄令查某案，明日差令禁某事……山民受其凌虐，莫可告诉”！“至命案之邻证，盗案之开花，一票尤必破数家”或“数十家”。山民之苦更是无可告诉。
二、组织领导
川、楚、陕人民大起义的白莲教白莲教起源很早，它是从各种宗教演变出来的。在北宋末和南宋初，有茅子元创立的“白莲菜社”，吸取由摩尼教演变来的“明教会”教义与仪式，并吸收了佛教里原有的弥勒佛代替明教会所崇拜的米摩尼佛，而成为崇拜弥勒佛为主的“白莲教”。
清朝前期，自莲教分布的区域主要是京畿一带和京畿以南。“乾隆中，傅中文任九门提督时，曾捕获黄村妖妇某氏伏法，其党惩治有差，其风稍熄”。自莲教遭到迫害后，逐渐向楚、豫、秦、蜀诸省发展。当时，川、楚、陕南巴老林内有好多教派，如有“日清香、日圆顿、日太阳、日天王、日白莲”，这些教派没有明确的教义和主张。而白莲教在秘密传播时，提出“弥勒转世，当辅牛八，入教者可免诸厄”的政治主张，号召人民起来反抗满清王朝的种族统治，恢复朱明王朝。“人教者可免诸厄”或者说“持咒念经，可免劫杀，立登仙佛”的口号，充分表达了广大劳苦大众摆脱现实苦难，追求幸福与光明的强烈愿望。当时参加白莲教的人，几乎包括社会各个阶层。在乡村有“乡约客头吃教”，在城市有“商人书办吃教”。但自莲教吸收的基本群众还是破产的小生产者。
《四川通志》中说：“白莲教……所聚之人，皆失业无赖之辈。”入教的人不仅可以从教义中吸取精神力量，还可以获得物质利益。白莲教规定“习教之人……不携赀粮，穿衣吃饭不分尔我”，“教中所获赀物悉以均分”，说明教徒之间物质利益是平等的。教徒“又以真空家乡无生父母为真言”，这就打破了农民安土重迁的观念，易为广大离乡背井的劳苦大众所接受。另外，白莲教还是一个有纪律有组织的宗教团体。未起义前，教中“以辈分尊卑，其掌教称师傅；起事后，以其魁为元帅，次为副帅，所辖为总兵、先锋……”，并分“青、白、黄、兰”等号㈨。教内还有戒律，规定教徒只要“持斋念咒，戒贪……戒淫、戒杀”，即可登佛成仙。这些戒律对约束教徒行动和整齐纪律发挥了积极作用，从而获得广大群众的爱戴和支持。自乾隆中叶以后，“宋之清……在襄阳一带传教；樊学明……在陕西一带传教；齐林……在襄阳一带传教；韩龙……在四川省太平、湖北来凤等处传教；谢添绣……在四川大宁等处传教”。经过十多年传教，白莲教将川、楚、陕各省大部分劳动人民团结在自己周围，为嘉庆元年的大起义奠定了坚实的群众基础。
三、自莲教起义的发展及其失败
（一）起义的爆发和襄阳义军首次入陕
嘉庆元年（公元１７９６年）正月趁“官弁兵丁多调赴湖南”镇压苗民起义的时候，湖北枝江、宜都两县的人民，在聂杰人、张正谟领导下首先揭竿而起。历史上著名的清嘉庆元年白莲教大起义开始了。枝江、宜都两县人民起义后，二月，东胡、当阳、远安、襄阳、宜昌、施南、荆门州等地群起ｎ向应，起义烈火迅速燃遍了湖北大地，震动了川、陕。其中势力最大、战斗力最强、声望最高的是姚之富、齐王氏（王聪儿）领导的襄阳义军。“襄阳贼数万最猖獗，贼首姚之富、齐王氏、刘之协皆在其中，为四方群盗领袖”。嘉庆元年四月战役开始。满清政府先调明亮、鄂辉到襄阳布署围剿。后又调直隶（河北）提督庆成、山西总兵德龄带兵两千赴襄阳会剿。还下令赦免在湖广、河南的蒙古“窃马谪犯”，让他们参加清军以“助骑队”⑥。六月，清政府又下令给清军统帅永保，令其“俾先靖襄阳，而后始分攻孝感、长阳”。在围攻襄阳的同时，清政府还加“调湖南苗疆兵二万前来”助剿。湖北各地义军与襄阳义军相互配合，共同抗击清兵。他们“出击分扰”钳制清兵。“归州、巴东、安陆、京山、随州、咸丰皆贼垒……贼已分扰孝感，东距汉阳百余里”，迫使清政府下令“武昌戒严”。清兵“参将傅成明等击孝感贼，遇伏败死”。毕沅惊呼：“官兵先后杀贼不下数万，而贼起益炽！”③经过五个多月的战斗，起义军撤出襄阳进人钟祥。“贼首姚之富、齐王氏……等大集钟祥，老弱男妇啸聚四、五万人，负隅山谷，各据险要”。九月，义军又从钟祥城北突围北上，分两路前进。一路东从枣阳赴唐县，一路自自河往西，经襄阳、吕堰驿直趋郑州。十月，四川白莲教组织起义响应湖北义军。“先是东乡教匪王三槐、冷天禄称东乡白号，太平龙绍周称太平黄号，巴州罗其清称巴州白号，通江冉文俦称通江兰号，相继作乱……并约齐王氏、姚之富等股匪由楚入蜀”。嘉庆二年正月，襄阳义军行至河南边境湖河镇，分三路进入河南：北路王廷诏进入叶县围攻保安驿，将清兵围困在裕州；西路李全经信阳折向应山、随州、确山，沿楚、豫边境向淅川、卢氏出击，并由卢氏、内乡经武关、商雒、商南进入镇安；中路王聪儿、姚之富从南阳进军嵩县，又回军向陕、楚边境阳地区出击，并从山阳进人郧西，又从郧西折回陕西。起义军的战术灵活机动，他们“不整队、不迎战，不走平原，惟数百为群，忽分忽合，忽南忽北”∞以牵制清兵。襄阳义军西上入陕的目的，一是沿途扩大起义军队伍，二是应四川义军的约会入川会师。义军的战术非常灵活机动，他们善于开展游击战和运动战。在义军面前，充分暴露了满清军队的腐败无能。他们或在义军后面却不敢追赶，或在义军前面却不敢迎战。乡间民谣讽刺清兵说：“贼至兵无影，兵来贼没踪，可怜兵与贼，何日得相逢；贼来不见官兵面，贼去官兵才出现”。
（二）襄阳义军强渡汉水与四川义军会师
襄阳三路义军先后从间道入陕，在汉江北岸的镇安县会师，后又沿汉江“北岸直起汉阴、石泉渡上游以合川贼”。清兵看出襄阳义军入川的意图，便严密监视义军“汉江潜渡”的行动，但义军仍于五月开始强渡汉江。据惠龄给嘉庆皇帝的奏报说：“黄龙铺西窜之贼，在紫阳县之白马石抢船渡江（五月十二日）”，并有“钱万正等……为贼雇船偷渡……张三清为贼渡送妇女老幼。”还说“紫阳白马石等处，居汉江上游，水祗深三、四尺，各股贼匪俱系骑马浮渡；间有抢过船只，装载老幼妇女；其强壮之贼，多系两人挽手并涉”。义军在人民群众大力援助支持下，扶老携幼，顺利渡过汉江。襄阳义军过汉江后，迅速分为三路入川：“其两路由通江人巴州，欲合方家坪罗（其清）冉（文俦）等贼；其一入太平、城口，欲合达州、大宁二贼”⑥。三路义军入川时，“先后分数队，且战且走，以缀官兵”，官“军遇贼，贼皆不迎，即越山遁；散则匿箐，聚则据险，日数变”。四川义军听到襄阳义军应约前来会师，都纷纷响应。“所追襄阳贼数万分道入川，……群贼（四川义军）响应，复猖獗”。王聪儿、姚义富所率义军入川后和徐天德、王三槐所部合并，“姚之富、齐王氏称黄号，徐天德称青号，王三槐称白号，设掌柜、元帅、总兵、先锋诸伪称，分屯肆扰”…，连营“三十余里”，声势浩大。尾追而来的清兵又重新做了围剿布署：令副将杨遇春剿温汤井（李全、王三槐、徐天德）；其余各路清兵“分趋南天洞……三面会攻”。正当义军与清兵摆开决战的阵势，襄阳义军突然决定“李全留川，其余将尽还湖北”。从战略角度考虑，襄阳义军匆匆撤离四川的决定显然是错误的。因为，当时四川义军约有“十余万人”，加上襄阳义军四、五万人，这是一支强大的队伍，如果川、楚义军形成合力，将会把起义形势向前大大推进一步，而避免被敌人各个击破。
（三）襄阳义军第二次入陕与王聪儿、姚之富的牺牲
七月初，襄阳义军分两路从川东沿长江东下进入湖北。前队王聪儿、姚之富率领的两万多人由兴山经保康、南漳进攻襄阳，在保康遭到刘廷雍率领的乡勇的抵抗而“连败之”，至南漳又受到总兵王文雄的阻击；后队王廷诏率领的义军余部经远安、当阳“声言进攻荆州”，清将明亮督清军下宜昌扼荆门州以待之，王廷诏又率义军折趋南漳与王聪儿、姚之富会师。八月，襄阳义军又分三路从宜城、钟祥走襄、樊。进攻荆、襄没有得手，又折回房县、竹山，假装要进入陕西，将清兵引入山中，义军欲趁机北渡汉江。由于清兵在汉江防范较严，义军北渡未果，“复西窜”进入陕西。九月，襄阳义军原留川部队李全部与“王三槐分党……沿汉东走”，又与义军大部队“相会于兴安（安康市）南岸”。襄阳义军第二次人陕的目的，是打算“夺取西安经营汉中”，与四川义军配合，利用汉水上游及其两侧的秦巴老林山区的有利地理环境，在当地群众配合支持下，和清兵进行更有力的战斗。襄阳义军到达汉中，清军又企图围歼他们，将“大兵云集”汉南川北。义军看破了清兵的阴谋，十二月，分路诱清“大兵人川”，其中一路“高均德……经由南郑渡江滋扰褒城”，”''掠……洋县，连日虏胁众复万余”，使“全陕震动”。清军带兵大员惊慌失措，明亮奏道：“以地势，则高均德将东惊兴安，扰楚、豫”，明亮“遂舍齐王氏率大兵八千驰赴汉中”追剿高均德。王聪儿、姚之富、李全、王廷诏等部义军“乘虚由石泉渡江”，直趋西乡、洋县、城固，又分两路从城固、洋县老林北出宝鸡、歧山合攻郧县，并扰周至，其先头部队“直犯西安”。进攻西安的义军先头部队王立奇与清军总兵王文雄战于屹子村（焦家镇附近），激战中王立奇牺牲，其余部败回。王聪儿、姚之富因“失援”被明亮、德楞泰部清军围困于“郧西界之甘沟”，义军东还湖北必经之路，被郧西“知县孔继杆率郧西乡勇严扼……。”义军“大窘，弃马登茅山”。王聪儿、姚之富都在左山，清兵深知消息“尽锐围攻”，义军无法突围，“齐王氏，姚之富陨崖”壮烈牺牲。
（四）川、楚义军合并继续坚持战斗
王聪儿、姚之富牺牲以后，为了更有力地与清兵战斗，川、楚义军合并了。嘉庆二年九月，四川义军罗其清等从箕山向大鹏寨发，和人川的襄阳义军李全、高均德等部占据大鹏寨。这里地势险要，山前“各隘皆垒石严守”，山后“悬削数十余丈”，易守难攻。清兵将领额勒登保、德楞泰、惠龄、恒瑞等分四路进攻，结果三个月未能破寨。随军乡勇罗思举“从死士四十名”，设暗号、携火弹，夜间于山后悬削处踏巨竹长梯攀上后寨，放火烧营，山下清兵及乡勇“望火起，万炮齐逼”，义军“从梦中起，昏黑相杀，争堕死无算”，结果大鹏寨失守，义军被殪浮一万二千多人，起义军领导人罗其清被俘，冉文俦牺牲。大鹏寨战役以后，四川义军又迅速发展壮大起来。据福宁奏报：“川东北各府厅州禀报，多者万余，少者数千，其不知道首逆姓名者，尚不知凡几。新起之贼，实多于剿除之贼……贼愈剿而愈炽。”到了嘉庆四年八月，广大群众及咽噜党纷纷参加义军，冉天元部很快发展到“五万人”；向川西大举挺进。清政府急令德楞泰、勒保星夜赴川西追剿，双方大战于江油马蹄岗及其附近。鏖斗三昼夜，义军更番迭进不退；清兵数路皆大败，冉天元督众登山直取参赞德楞泰，德楞泰“率亲兵数十下马据山巅誓必死”！清军正在溃败之际，左路罗思举所率领之乡勇四千人赶到，纵乱石雨击，义军“皆弃竹牌反走，绊蹶满路，追斩（义军）千余，遂救参赞（德楞泰）于前山，咫尺相及，转败为胜”。冉天元被“禽之，贼遂瓦解”。这次战役失败，农民起义军逐渐走向下坡路。
（五）白莲教起义军最后的失败
嘉庆四年五月，嘉庆皇帝亲政。他看到满清政府对白莲教起义为期三年多的大规模军事围剿，不仅没有将义军剿灭反而激起人民更剧烈的反抗，为了挽救这种颓势，平息人民反抗的怒火，嘉庆皇帝对政府的一些官吏和军队中的带兵大员进行了所谓ｊ'整饬”；改善乡勇优抚、奖赏条例；对义军使用“剿抚”并用政策，普遍推行堡寨制度。这些政治军事性措施发挥了相当的作用，而义军却不懂得改变自己对清兵作战的策略。随着时间的推移，斗争愈来愈困难。到六年六月，义军总计不过“二万四千余人”。十月，只有“一万有余”。到了八年十月，“仅余二三百人”的队伍了。然而这些为数极少的义军，仍然活动在川、楚、陕三省边界的南巴老林里，“忽陕忽川，忽聚忽散，屡被围，复乘雾溜崖突窜，”坚持打击清兵；“有中数矢犹力战”者，其英勇顽强的斗争，使“三省不得解严。”直到嘉庆九年（公元１８０４年）八月，满清政府才宣布白莲教起义被“肃清”。满清政府为了镇压白莲教起义，调动了全国所能动用的兵力，耗费二万万两白银的巨额军费，为时长达九年。白莲教起义使满清政府的经济、政治力量受到了很大削弱，满清王朝的统治开始逐渐走下坡路了。
四、白莲教起义军在汉水流域三省边界南巴老林地区进行反清获胜的分析
（一）汉水流域南巴老林地区的地理形势
汉水，发源于陕西宁强县，横跨陕、楚两省，绵延长达一千五百公里。便于“运输、进攻和退却”。沿汉水两岸，“处处有险可设，势不能逐处安设重兵，贼匪猝然而来，虽有接应之兵，率皆鞭长莫及，防之不足恃”。川、楚、陕三省边界南巴老林地区，不仅地域辽阔，而且处处崇山峻岭。就湖北省与四川省、陕西省边界而言，“犬牙交错二二干七百余里，出川即入楚，出楚即入陕，层峦叠嶂，四路可通。若如无处不防，兵少则寇视之蔑如，兵多则以有用之师，坐困于无用之地”。从以上两段记载来看，汉水两岸南巴老林地区确实具有农民起义开展运动游击战的良好地理条件。同时，这个地区，。大劳动人民历来具有反抗压迫和剥削的优良传统，并且积累了进行反抗斗争的丰富经验。
（二）广大人民群众的热情欢迎和积极支持
白莲教起义军具有良好的群众纪律，就连嘉庆皇帝也无法否认：“……以前张汉潮，曾遇乏食向村庄内搜寻，并无可掠，止觅得桐油，即与贼匪分食充饥”，这说明义军宁肯找桐油充作食物，也不对人民进行虏掠。自莲教规定教徒“戒贪、戒淫、戒杀，可以成仙成佛”。这种禁欲主义的戒律，与白莲教起义军的群众纪律是完全～致的。而满清政府的官军们纪律又女Ｈ何呢？御史张鹏展说：“兵（清兵）无纪律，到处搜攘民间……民间畏兵如是贼”。两种军队的鲜明对照，道出了人民群众欢迎义军的个中原因。义军在川、楚只有千百人的队伍，“一入陕界，每队辄七、八千”。嘉庆四年十二月高均德二千余人的队伍，由四川向汉中出击，数日间增至一万多人。又例如嘉庆二年五月紫阳人民支援襄阳义军强渡汉水，以钱正万、张三清为首的劳苦百姓，偷偷给义军雇船，帮义军“渡送妇女老幼”。义军“所至之处，有屋舍以栖止，有粮食火药以接济，有骡马刍草以夺骑更换”。
（三）利用有利的地理条件进行灵活机动的运动游击战
白莲教起义军利用三省边界南巴老林地区有利的地理条件，“自由出入，神出鬼没”，今晚在此省，明早在彼省，行踪飘忽，来去无定，这就加深了各省统治者之间的矛盾。各省的督抚大臣、带兵大员们为了各自的利益，互相推诿，进而互相抱怨和责骂！嘉庆四年九月的圣谕道：“倭什布奏将楚省窜匪逐剿出境，湖北肃清。倭什布系守土之臣，固以楚省肃清为幸，而自朕视之，陕、楚何分畛域？三年以来，各省皆顾疆域，以逐出为邀功，从不肯实力痛剿。前此倭什布具奏安设楚省各边界卡座绘图进呈，当谕令尽心防御，乃未及月余，而李淑、辛聪等先后阑入，岂非有名无实！”⑥义军能在三省边界地区长期活动，在客观上是利用了三省边界封建割剧的矛盾。
五、白莲教起义失败的原因关于白莲教起义失败的原因，下面分四个方面论述。
（一）没有领导广大群众斗争的政治纲领
白莲教起义一开始，提出了“官逼民反”的政治口号，发动农民武装起义。那么，起义的最终目标是什么？不明确。嘉庆皇帝四年正月诏书中说，白莲教起义只“不过往来食，并无僭号据城之事”…。可见纯粹是一群缺衣乏食的贫苦农民，在为填饱肚子进行斗争。既然没有最终的奋斗目标即政治纲领，自然也就制订不出路线、方针、政策来，且不论其正确与否。。中国数千年封建社会大小数百次农民起义没有解决这个问题，清嘉庆元年白莲教起义也不可能解决这个问题。
（二）军事上的流寇主义及缺乏统一的领导
白莲教起义军在不利的情况下，在川、楚、陕边界南巴老林地区穿来穿去进行“东荡西游”的游击战，在有利的情况下同样如此。它们没有利用有利时机建立起稳固的根据地。长期坚持流寇主义的作战方式，这就给满清统治者实行“坚壁清野”政策以可乘之机。而正是“坚壁清野”政策，给予实行流寇主义作战方式的义军以致命的打击。导致义军失败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军事上缺乏统一的领导。各股义军各自为战、互不统辖。没有统一的布署和指挥，无法真正集中统一起来，形成一个巨大的力量，对清军进行更有力的斗争。
（三）义军严重丧失革命警惕性和宗派主义的危害
据史料记载，部分义军从领导到战士，在政治上严重丧失革命警惕性。例如四川南充知县刘清，曾带领乡勇“万余”，同总兵朱射斗破方山坪义军；又与清军配合在巴州一带夹攻王三槐、徐天德等部义军，共杀义军战士“八百”余名，并“击退罗（其清）、冉（文俦）’＇来援。明明是一个屠杀义军的刽子手，但义军却被他所谓“廉洁”的名声所蒙蔽。甚至称刘清为“刘青天”，让其在自己军营中自由出入，宣传皇帝“招抚”的谕令。刘清在义军军营内先后活动七年，共“招抚三万余人”。据有关资料记载，自莲教起义军内部的宗派主义也是很严重的。早在嘉庆二年初，四川总督宜绵就在奏章中说：“川楚贼虽同教党各不同，计三贼必各据一隅以牵我，”说明连清军都早已看出义军内部宗派主义的根苗。嘉庆二年六月襄阳义军入川，虽曾与四川义军配合作过战，但当发现清军有聚歼自己的意图时，不懂得主动团结四川义军共同对敌，而是匆匆撤军回湖北去了。
（四）地主武装乡勇的起用及坚壁清野政策
乡勇又名乡兵或团练，是地主阶级镇压人民维护其阶级利益的武装。“乡里小民（地主）……各卫身家，遇地方偶有不靖，自行团集什伍，保护田庐”。嘉庆元年白莲教大起义，满清政府“迨至剿办邪匪，带兵大员及地方官等召募乡勇多名展转随征……愈集愈多，数盈累万”。襄阳绅士梁有谷，达州知州龚景翰等又先后提出“坚壁清野”之议，被满清政府所采用。统治阶级实行“坚壁清野”的做法极端恶毒，它既割断了义军与人民群众的联系，又断绝了义军的粮食来源，使义军遭遇到极大的困难。满清统治者说：“坚壁之谋，则行之确有成效……贼至无人可裹无粮可掠，贼势自衰矣！” 正因为乡勇在平息自莲教起义过程中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所以到咸丰年问太平天国革命时，满清政府再度起用乡勇——曾国藩的湘军——镇压太平天国革命。
六、结束语
白莲教在宋、元、明朝曾多次被农民利用进行反封建斗争，到清代乾、嘉时期又被川、楚、陕人民利用反抗满清封建统治者，可见白莲教在当时确实代表和体现了人民群众的利益、愿望和要求，对组织发动起义发挥了巨大作用。但是，我们也应该清醒地看到，白莲教组织发动人民起义的口号，具有很大的消极作用和负面影响。这主要表现在：
一是仅凭这些口号，只能发动一场大规模的反抗运动；由于缺乏完整的理论作为指导思想，因此无法指明最终的奋斗目标。没有政治纲领，所以也就无法制订政治路线、方针和革命政策。
二是白莲教狭隘的宗教教义，对农民起义军产生了极大的麻醉作用。首先是对阶级敌人的反动本质认识不清．严重丧失革命警惕性，敌我不分，是非不明。其次是“同教不同党”，使义军内部产生严重的宗派主义的分裂倾向，始终未能形成一个强有力的集中统一的领导集团。
三是由于白莲教是代表农民小生产者利益的狭隘的宗教集团组织，所以各省各地的各股义军自成体系，各自为战，力量分散，在军事上没有形成集中统一的强大合力，更缺乏持久作战的战略观点。清嘉庆元年的白莲教起义，是我国封建社会末世的一次以宗教为外衣的反抗种族统治和阶级压迫的大规模农民反封建革命运动。白莲教起义的失败，使我们认清了宗教与农民革命的关系。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宗教可能对农民反封建革命的发动，发挥一定的积极作用，但随着运动的发展，其消极作用和负面影响将会日益显露出来，甚至最终断送革命，而且随着时代的前进，宗教对农民起义发挥的有益作用愈来愈少，其危害作用却愈来愈大。
郧阳的白莲教
白莲教是我国自东汉以来一直延续到清中期嘉庆年间的民间团体。纵观其千余年的历史，很难简单地界定它是正义或邪恶的。当朝政腐败，生灵涂炭之时，它以宗教教义团结劳苦大众，反抗封建暴政；但改朝换代后，社会趋于安定时，少数首领也会为个人的利益蛊惑大众倡乱，导致政府镇压，破坏社会的安宁。
白莲教的“老底”
白莲教是一种秘密流传的民间宗教，杂拜各种鬼神，它是由摩尼教、弥勒教、道教和佛教等各种宗教混合演变而成的。一般说法都认为白莲教起源于唐代一度盛行的摩尼教，南宋绍兴初年，吴郡（苏州）延禅寺的和尚茅子元仿天台宗教义并吸取摩尼教的教义与仪式创立。以佛教中的弥勒佛代替了明教会的摩尼佛。到元代末年就逐渐形成了以崇拜弥勒佛为主的“白莲教”。
白莲教还是明清时期主要的秘密宗教，崇奉“无生老母”与“弥勒佛”，宣扬弥勒佛未来会“改造世界”的传说，并以“教中所获资财，悉以均分”， “有患相救，有难相死，不持一钱可周行天下”等平均、互助思想在其中迅速流行，从者日众。 以“真空家乡、无生老母”为八字真诀，使人们在精神上得到一定寄托，对于处在水深火热之中力图摆脱困窘的流民来说，具有很大的吸引力，因而从者日众。
这也正如流行于长江流域的青红帮，以分布地域广，能互助互济号召天下，形成强大的社会力量。
因此，历代政府对白莲教都是采取取缔、镇压的态度。白莲教从始创到清朝中叶的千多年中，始终不被政府视为正统宗教而受崇拜保护，而是作为异教被排斥。元明两代，农民群众曾多次利用白莲教的形式来动员、组织起义队伍，其中比较著名的有：元末韩山童在江淮的起义；明初永乐年间山东的唐赛儿起义；嘉靖年间四川的蔡伯贯起义；天启年间山东的徐鸿儒起义；清朝乾隆中期山东的王伦起义等。
郧阳是白莲教的摇篮
郧阳地处鄂、渝、川、陕四省交界处，三千里汉江穿境而过（郧县汉江航道147公里），切分秦巴。汉江上达陕西汉中、下达湖北荆襄及武昌以至江苏南京，可谓“六省通衢”之地。
郧阳可以说富庶：地域辽阔，山林密布，汉水流域的淤积小平原差不多都是千亩连片的良田沃土；山林之出木材、竹子、药材、飞禽走兽丰富多样；而汉水及其支流的鱼虾更是千百万年郧阳人的重要食材，郧阳所发现的秦砖（黏土红砖）及大量汉砖，其饰纹大都是肥硕的鱼，偶或配饰有白鹤及渔网……以此良好的生存环境，郧阳不但养育了我们无数的先祖先民，更在明中叶接纳了全国几百万流民于此生存繁衍，也因此有了郧阳府及湖广行都司之设，使郧阳达于烈火烹油之盛！
陕西的张小华先生在他的巨著《宁陕的前世今生》中，这样形容当时的郧阳：“郧阳城本来是一个非常非普通的小县城，一朝成了知府衙门、巡抚衙门和行都司驻地，城池大规模扩建，修葺屋宇，修浚水道，拓宽街道，城市面貌焕然一新，郧阳小城一跃成了“雄藩巨镇”。在当时，郧阳城成为汉江上最大的商埠，到处是商铺、会馆，酒肆、学宫、校场。”
但也应当说郧阳是贫穷的。那是因为战争与流民过度开发所致。
郧阳的交通便利与富庶，也使之成为历代兵家必争之地而灾难倍重。一场战争的兵燹烈火，刀兵过处，户无完缶，数十年所建设的家园毁于一旦，其后数十上百年都难恢复元气。例如郧阳东八乡本是林木茂密的富庶之地，明清有许多外省移民都安居于此，但嘉庆元年（1796）的白莲教起义与同治元年（1852）太平军扫荡郧阳，一场大战山林几乎悉数烧尽，其后百余年童山濯濯，岩石裸露，连人畜饮水都十分困难。
康熙初年，地处川、楚、陕交界的郧阳山区因明亡清兴之战及李自成、张献忠余部的抗清斗争而极度荒芜，地广人稀，灾难深重的郧阳山区汉水两岸“关市尽空，村舍无烟，水旱频仍，户口凋敝，十不过二三。”官虽设而无民可治，地已荒却无人耕耘。康熙以“盛世滋生人丁，永不增加赋税”号召天下之民来此垦种。郧阳先民就有了“扎草为界”的迁徙传说。
从康熙后期起，在不过百余年的时间里，外省人口的移入，迅速改变了郧阳地区地广人稀的状况，郧县人口由康熙十九年（1680）的1368丁（《郧阳府志》），到乾隆三十七年(1772)发展到75010人，人口的迅速增长带动了经济的复苏和迅速发展上升。康乾盛世，为郧阳地区的发展与繁荣创造了一次重要契机。
但世事总是利弊相生，郧阳山区在康乾盛世人口数量急剧增加，对自然的过度开发，也使郧阳再度陷入困境。
乾隆后期，土地高度集中，大批流民陆续聚集于川、楚、陕交界的郧阳地区及周边谋生，众以数百万计 。由于人口增长迅速，土地兼并严重，河南、安徽、江西各地出现饥民。乾隆三十七年至三十八年（1772年—1773年），川、楚两省饥民来到两省交界山区的谋生者就达数十万人。加上来自河南、安徽、江西等省的流民，大约有一百万人前来谋求生路。但川楚边境地区土壤瘠薄，气候恶劣，人们多依赖山地自然资源谋生。，但山地的自然资源是有限的，某些甚至是不可再生的，随着过度开发，资源的不断消耗，经济发展的空间也逐渐减小。当山地尽已开垦，林木砍伐殆尽之时，维持原有的生活就变得极为困难了。
所以流民除搭棚佃耕土地外，还受雇于木材厂、铁厂、纸厂，获取微薄工钱，方能生存。他们受地主、厂主的剥削，还要受官差的勒索，生活极为艰难。加以封建统治阶级生活奢侈、贪官污吏横行、人们不满和反抗情绪日增，白莲教的宣传也随之增加了反抗现实的内容。绝望中的流民便成了白莲教传播的对象。以流民为主体的郧阳山区百姓在艰窘的求生中，对白莲教“有患相救，有难相死，不持一钱可周行天下”的教义宣传深信不疑，便或公开或秘密地加入了白莲教，使地处三边交汇之地的郧阳成为白莲教的摇篮。
嘉庆元年川楚白莲教起事
清高宗乾隆皇帝登基之后，满清政权也达到了鼎盛时期。他志得意满，自以为是雄视世界的天朝上国大帝，既鄙视西方的机械制造与电气化，斥之为“奇技淫巧”；又对国内潜滋暗长的白莲教势力无比愤怒，下决心要在他手里彻底铲除这“邪教”。便依凭强盛的国力采用高压手段疯狂镇压白莲教。乾隆四十年（1775年），河南白莲教支派混元教首领刘松起义失败，弟子刘之协、宋之清等继续于川、楚、陕等地传教。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刘之协于河南被捕后脱走，清廷通令大索州县，激起民怨。
乾隆六十年（1795），湖北各地白莲教首，秘商在次年“辰年辰月辰日”（嘉庆元年三月初十）共同起事（嘉庆元年为丙辰龙年。民间相传“龙年天下大乱”。 ），让教徒制备刀把火药。白莲教的迅速发展和其反清内容，引起了清政府的严重不安，清廷遂下令大规模搜捕白莲教徒。大批教首、教徒被捕遇害，地方官则以查拿邪教为名，行敲诈勒索之实。“不论习教不习教，但论给钱不给钱”，“不遂所欲，即诬以邪教治罪”。
一时之间，白莲教在全国偃旗息鼓。但高压政策并不能解决盛世之下的阶级矛盾，所以，在他登基六十年后的1795年，为了不超越他爷爷康熙大帝在位六十年的祖制，不得不把皇权交给他的儿子嘉庆皇帝。就在新老皇帝交接班的时节，白莲教各地教首遂以“官逼民反”为口号，号召教徒奋起反抗。得到广大农民的支持，教众迅速发展 ，压抑既久的白莲教大起义爆发了！
白莲教起义（1796—1804），又称为“川楚教乱”或“川楚白莲教起事”。指中国清朝嘉庆年间爆发于四川达州、东乡（今宣汉）、陕西、河南和湖北边境地区的白莲教徒武装反抗清政府的事件。从嘉庆元年（1796）到嘉庆九年（1804），历时九载，是清代中期规模最大的一次农民战争。
嘉庆元年（1796）正月，湖北枝江、宜都白莲教率先发动起义，湖北长乐、长阳及四川各地的白莲教徒也纷纷响应。。三月，襄阳姚之富等奉王聪儿为总教师，在襄阳起义。清廷急令湖广总督、四川将军、湖北巡抚、西安将军等率兵镇压，击溃多支义军。
面对清军围剿，唯有王聪儿、姚之富领导的义军避开平原，专走山区，采取流动作战的策略，力量迅速壮大，成为湖北起义军的主力。这支义军于次年（1797）初由豫经陕入川东，与四川义军会合。嘉庆三年（1798）春，王聪儿、姚之富部被清军围追堵截到郧西，宁跳崖而死，守义不降！余部与四川的义军联合。
嘉庆四年（1799），清廷以勒保为经略大臣，节制川、陕、楚、豫、甘五省官军进击，并晓谕州县办团练，坚壁清野，攻抚并施。使义军处境艰难，张汉潮等人相继牺牲。
嘉庆五年（1800），清廷任勒保为四川总督，集主力于川西阻截起义军。经数次激战，剩余起义军退入南山和巴山老林。至嘉庆九年（1804）九月，起义军残部被清军陆续击破，起义被平定。
清中期这最大的白莲教教民起义“川楚教乱”，因郧阳处川、楚、豫、陕毗连地域且流民最众，故成为这次战事的中心。因此修撰于同治五年（1866）的《郧县志·边防事迹》中详尽记载了这次战事：
“乾隆六十年冬，奸民倡白莲教，谋叛自荆（州）、宜（昌）起，以白布缠头，白旗为号，勾连襄（阳）、郧（阳）贼目分头举事……
嘉庆元年二月二十日，白莲贼党围房县，陷保康；二十二日陷竹山，郡城（郧阳城）戒严……郡城人心惶惶，奸人乘隙为难……” 其中记载了斩杀的白莲教人员，也记载了参与堵截剿杀白莲教义军的乡绅乡勇。特别是郧县大堰吴锡章，率团防乡勇于火车岭堵截白莲教义军，几乎战死。且在《郧县志·人物志·德行》中详尽记载其行状，并说明在白莲教之战后，被陕西总督、宜昌湖北巡抚评定为六品军功， 并“以'義勇可嘉’表其庐”。这块大匾从嘉庆年到建国后两百余年间，一直悬挂在大堰响耳河吴家老屋作为吴氏家族的荣耀。该家族也成为郧阳望族之一，代代人才辈出。可惜改革开放后，有人在此开油坊，把这大匾劈柴烧了。但郧城北郊吴家河吴氏墓园里，吴锡章的豪华大墓至今犹存（民国二年复修）。
在嘉庆初年的白莲教起义中，郧阳百姓被官府斩杀多少人，官修的府志、县志自然没有记载；但官军、乡勇、士绅死于战事者，却在同治版《郧县志》的《忠杰》、《死难》篇中详尽记载，一一录出姓名。例如在金家坪、顾家岗、茅坪三次战斗中官方就有260人战死。
应该说，当时围剿义军的官军十倍于义军，是强势群体，义军及从教的百姓是弱势群体；官军死260余人，那弱势一方的死亡人数则十倍不止。据张培玉先生《十堰战事·白莲教起义》记载，仅郧县五峰泥河口、孤山一战，就杀死义军两千多名。至于义军陷保康、房县、郧西、两竹的拉锯战，死亡人数当在数万人。
清廷对白莲教政策的变化
嘉庆初年白莲教起事时，乾隆帝作为太上皇节制嘉庆，他对于白莲教在他交班时大起事，是对皇权的蔑视，是对他历年镇压白莲教的挑战！震怒之余，挟制嘉庆坚持剿杀镇压政策。镇压愈狠，反抗愈烈，白莲教起义从川楚豫陕四下蔓延，迅速成燎原之势。
嘉庆四年（1799）正月初三，太上皇乾隆驾崩。嘉庆帝彻底解除了父亲的节制，立即改变了对白莲教的策略。他清楚，乾隆末年，崇奢之风对败坏的吏治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其宠臣和珅的擅权结党更使腐败进一步加深，库银连年锐减，吏治每况愈下，百姓生计日益艰难，天下何能不反？前朝之弊与当朝之患逼迫嘉庆帝改变策略，整饬吏治。嘉庆帝立即诛杀和珅，缓和了阶级矛盾，安定了民心。
嘉庆帝亲政掌握朝政大权后，认为镇压川楚教乱一味剿杀却久战无功，就改变对付白莲教乱的策略为剿抚并用。一是实行“坚壁清野”之策，断绝义军与百姓的联系使义军处境艰难；二是晓谕州县办团练，依山隘寨堡，扼守要路，攻抚并施；三是嘉庆五年（1800），嘉庆提出“不论教不教，但论匪不匪”的观点，制定出“随剿随抚，但治从逆，不治从教，剿抚并施”的策略，将参与谋反之“乱民”与习教之“教民”区分开来处置，收效甚好。
同时清廷又出台招抚措施，“其绥靖之法有三，或清查叛产，或量给流亡绝产，或于南山老林垦荒”，在垦荒地区，嘉庆帝还增设提督、总兵加强军事统治。
为加快平定白莲教乱的进程，清廷用分而治之的办法瓦解了起义军。嘉庆六年（1801），清廷颁布《御制邪教说》，强调将参与造反的“首逆”与受“愚弄胁迫”的“附众”区别对待，一些教徒或临阵投降，或因朝廷招抚策略的推行而归顺，这些措施加快了平定川楚教乱的进程。
起义军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坚持战斗。但清廷推行坚壁清野战术，筑起大量寨堡，将村落百姓强行移居其中，又训练团练进行防守，从而切断白莲教起义军队的粮草与兵源。至嘉庆九年（1804），白莲教起义终告失败。
更重要的是，嘉庆在战后处置义军及教众政策，彻底摒弃了乾隆一律“诛九族”的残酷办法；对于参与起义的首领类，改为“诛三族”（父母亲、兄弟及配偶、妻族）。其余一般教众，也就是“首恶必办、胁从不问。”
一个典型的实例是，茶店长岭赵湾村有一赵姓人家，明成化年间随流民自陕西迁此务农。到清代乾隆年间这家有了弟兄四人赵谦、赵肃、赵书、赵启。老三赵书参加白莲教，并于嘉庆初年参与白莲教起义，战乱平息后被清查问斩！幸好那时家贫，弟兄四人都没成家，父母也早已过世，就没祸及别人。但老四赵启受到惊吓，便回到陕西老家谋生。
后来赵谦、赵肃的后人因茶店自然条件差，便到府城大东门外富庶的胡家洲打工。其中有赵氏兄弟二人在胡家洲闫老爷家当长工，后老大离去，老二留下。
闫老爷有位独生女，人称 “麻子大脚”，29岁尚未出阁。闫老爷看这赵老二憨厚而机敏，便招赘为婿，赵老二自然在闫老爷身后继承了全部家产。这“麻子大脚”后来居然连生九子，定居于此的赵姓遂成为胡家洲第二大姓，耕读传家。赵氏由此大兴，后辈儿孙出了许多专家、学者与业务骨干。
关于长岭赵湾赵书因参加白莲教被杀事，赵氏后人口口相传，但不能记入家谱——白莲教被清政府界定为“邪教”，嘉庆“川楚教乱”是反叛。直到2018年胡家洲赵氏编撰《郧阳赵湾 胡家洲赵氏家谱》才将这段家族史实记载下来。
川楚白莲教
或称白莲教起义或川楚白莲教起事。指中国清朝嘉庆年间爆发于四川、陕西、河南和湖北边境地区的白莲教徒武装反抗清政府的事件。从嘉庆元年(1796年)到嘉庆九年(1804年)，历时九载，是清代中期规模最大的一次农民战争。
嘉庆元年(1796年)正月，湖北枝江、宜都白莲教首领张正谟、聂杰人率众先起，长乐、长阳等地教徒纷纷响应。三月，姚之富等奉齐林妻王聪儿为总教师，在襄阳黄龙呆起义。清廷急令湖广总督毕沅、湖北巡抚惠龄、西安将军恒瑞等率兵镇压，击溃多支乱军。面对清军围剿，王聪儿、姚之富乱军避开平原，专走山区，于次年(1797年)初由豫经陕入川东，与四川教匪会合。嘉庆三年(1798年)春，王聪儿、姚之富跳崖死，余部在张汉潮等率领下，与四川的教匪联合。
嘉庆四年(1799年)，清廷以勒保为经略大臣，明亮、额勒登保为参赞大臣，节制川、陕、楚、豫、甘五省官军进击，并晓谕州县办团练，坚壁清野，攻抚并施。使教匪处境艰难，张汉潮等相继牺牲。嘉庆五年(1800年)，清廷任勒保为四川总督，集主力于川西阻截教匪军。经数次激战，教匪退入南山和巴山老林。至嘉庆九年(1804年)九月，教匪残部被清军陆续击破，教乱被平定。
清朝鹰犬
清军合围
白莲教面对清军的围剿，采取“忽分忽合、忽南忽北”的战术，展开大规模的流动战。各地教民不断加入，波及川、楚、陕、豫、甘五省，使起义军力量日益壮大。我们看看当时的嘉庆帝，都派哪些武将去镇压起义。廷先后调遣湖广总督永保，湖北巡托惠龄、陕甘总督宜绵。湖广总督勒保统兵征剿，但清军将领观望避战，战果甚微。最终是以副都统额勒登保出任经略大臣，才将其镇压。
额勒登保（1748年—1805年），瓜尔佳氏，字珠轩，满洲正黄旗人，清朝名将。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授头等侍卫。随福康安镇压台湾林爽文起义。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又跟从福康安出征廓尔喀，摄驻藏大臣职务。嘉庆元年（1796年）参与镇压湘黔苗民起义、围剿川楚教乱。额勒登保初隶海兰察部下，海兰察谓曰：“子将才，宜略知古兵法。”
嘉庆四年(1799年)八月被正式任命为经略大臣，是嘉庆时期镇压白莲教起义的第五任清军统领，额勒登保上任后，推行了坚壁清野，想方设法把起义军引出老林，集中歼灭，同时又对起义军内部招降纳叛，使起义军屡遭重创，实力大大削弱。额勒登保运用剿、堵，扰的策略，剿抚兼施，使白莲教起义军逐渐走向绝境。额勒登保于杨遇春，勒保等人相合配合作战，最终斩杀起义军首领林之华，生擒覃其耀，罗其清等。
这场白莲教大起义，历经9年，清廷先后调集全国16个省的兵力，耗费白银2亿两，用额勒登保，王文雄，勒保和杨遇春等武将，才将其镇压。
杨遇春(1760年-1837年4月3日 )，字时斋。四川崇州人。 清朝名将。嘉庆二年(1797年)起，率军镇压川楚白莲教起义，屡战有功，史称"遇春谋勇俱绝，剧寇半为所歼" 。嘉庆十一年(1806年)，平定陕西宁陕镇驻兵哗变。嘉庆十八年(1813年)，以参赞大臣身份率兵镇压天理教起义及陕西南山厢工起义。道光六年(1826年)，以代理陕甘总督之职率军讨平张格尔叛乱，收复南疆西四城。道光八年(1828年)，正式担任陕甘总督。张格尔伏诛后，因功绘像紫光阁。道光十五年(1835年)，以年老辞官返乡，进封一等昭勇侯。道光十七年(1837年)，杨遇春病逝，年七十八 。
“贵州第一猛将”的果勇候——杨芳。清乾隆三十五年（1770 年），在贵州松桃县南门街的一户杨姓农家里，诞生了一个男孩。孩子生下来后，杨父为其取名为杨芳，希望他长大后能光宗耀祖、流芳百世。杨芳10 岁才入塾读书，13 岁应童子试。16岁时，杨芳父亲亡故，迫于生计，他愤而投笔从戎，入铜仁协左营行伍，从此开始了历时 57 年的军旅生涯。乾隆六十年（1795 年），清廷镇压石柳邓、吴八月领导的湘黔大起义中，他侦察报信，冒死攻寨，得到都司杨遇春、云贵总督福康安的赏识，被提拔为台拱营守备。嘉庆二年（1797 年），杨芳随军出征湖北、四川、陕西的川楚白莲教起义，每战皆为先锋，因灭掉了白莲教主力而被赏戴花翎，晋升下江营游击。嘉庆五年（1800 年）四月，在甘肃雒南的龙驹寨，杨芳随提督杨遇春袭击义军杨开甲、张天伦部队，在镇安生俘义军头目王鸿儒，在洋县擒杀杨开甲。嘉庆帝对他倍加赞赏，因“作战甚力”、“功勋卓著”赐他“诚勇巴图鲁”名号。
德楞泰(1749-1809年)，字惊堂，蒙古正黄旗人。乾隆六十年(1795年)赴贵州镇压苗民起义。嘉庆二年(1797年)后，转战川、陕，鄂三省，镇压白莲教起义。嘉庆三年追袭王聪儿、姚之富，迫使二人跳崖而死。嘉庆五年被起义军所围，几乎被歼，最后才反败为胜。
王文雄，字叔师，贵州玉屏人。嘉庆元年(1796年)以直隶通州协副将身份被调往襄阳镇压白莲教起义军。嘉庆四年，王文雄积劳成疾，仍然竭力督战。次年，他在士门关与杨开甲起义军战斗中，断臂坠马，死前仍高呼“不能仰报君恩矣”。嘉庆帝闻讯后十分震撼，封其为三等子爵，祀昭忠祠，谥“壮节”，谕慰其母，赐银千两。
姜晟，字光宇，江苏元和人，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进士。嘉庆元年(1796年)，姜晟随额勒登保和德楞泰镇压白莲教农民起义军，加总督衔。
此奏折记载成都将军德愣泰、西安将军恒端、湖北巡抚惠龄等清军大将，采取围堵的战术围剿起义军。其中有皇帝的朱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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