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刘紫云
明代万历年间出版的《金瓶梅词话》，从《水浒传》中潘金莲与西门庆的情事脱胎而来，并敷演成洋洋洒洒的百回长篇。西门庆在《水浒传》里充其量只是个过客，被武松从酒楼摔到街心便呜呼哀哉了，却在《金瓶梅》中一跃成为主角。
在《水浒传》为人所熟知的桥段中，作者用潘金莲失手打落的叉竿捎出了西门庆：
又过了三二日，冬已将残，天色回阳微暖。……这妇人正手里拿叉竿不牢，失手滑将倒去，不端不正，却好打在那人头巾上。那人立住了脚，正待要发作，回过脸来看时，是个生的妖娆的妇人，先自酥了半边，那怒气直钻过爪哇国去了，变作笑吟吟的脸儿。这妇人见知不是，叉手深深地道个万福，说道：“奴家一时失手，官人休怪。”那人一头把手整头巾，一面把腰曲着地还礼道：“不妨事。娘子请尊便。”（《水浒全传》，人民文学出版社，1954年，第二十三回）
“那人”还只是个没有名姓的路人，读者跟随着“这妇人”的眼光，只看到一顶头巾，变作笑吟吟的脸儿。“那人”被不动声色地拎出来，又若无其事地驱遣开去。至于“那人”的容貌装束，作者没有交代，也只能交给读者自行想象。然而，兰陵笑笑生（《金瓶梅词话》第二回）却对“那人”产生兴趣并仔细描摹起来：
妇人便慌忙陪笑，把眼看那人，也有二十五六年纪，生得十分博浪。头上戴着缨子帽儿，金玲珑簪儿，金井玉栏杆圈儿；长腰身穿绿罗褶儿；脚下细结底陈桥鞋儿，清水布袜儿，腿上勒着两扇玄色挑丝护膝儿；手里摇着洒金川扇儿，越显出张生般庞儿，潘安的貌儿。
《金瓶梅》以两倍于《水浒传》的笔墨，对此二人的相遇进行了大幅改写和增补，补充了《水浒传》中所未出现的服饰描写，如缨子帽儿、金玲珑簪儿、金井玉栏杆圈儿、绿罗褶儿、陈桥鞋儿、洒金川扇儿等十分富于时代气息的物象。这些物象在后面的情节中还被提及，其中，第八回最为集中地进行了回应。
《金瓶梅》从潘金莲与西门庆忽如其来的相遇写起，一直到第七回为止，基本上照搬《水浒传》第二十三回故事；然而，正当二人难解难分之际，叙述者却刹住话头，撇开二人情事，于中插入西门庆迎娶孟玉楼一节。到第八回时，叙述者才将一再被延宕的潘金莲与西门庆情事线索收拢回来。这一回正值西门庆生日，潘金莲以此为由邀西门庆重返紫石街，然而她一见到西门庆，便：
一手向他头上把帽儿撮下来，望地下只一丢。慌的王婆地下拾起来，见一顶新缨子瓦楞帽儿，替他放在桌上……一面向他头上拔下一根簪儿，拏在手里观看，却是一点油金簪儿，上面钑着两溜子字儿：“金勒马嘶芳草地，玉楼人醉杏花天。”却是孟玉楼带来的。妇人猜做那个唱的与他的，夺了放在袖子里不与他……妇人因见手中擎着一根红骨细洒金金钉铰川扇儿，取过来迎亮处只一照，原来妇人久惯知风月中事，见扇儿多是牙咬的碎眼儿，就是那个妙人与他的扇子。不由分说，两把折了。
缨子瓦楞帽儿、金簪儿、洒金川扇，早在西门庆的初次亮相中就被郑重地描摹过，然而仅隔数月，二人再会时却已“人是物非”：缨子帽儿是新婚时备办的，簪子是孟玉楼的定情信物，此二者，明摆着西门庆新婚的事实；川扇上的牙痕，泄露了西门庆寻欢作乐的一贯行径。这些沉默物象所蕴含的新信息，经由潘金莲的观看被含蓄地传达出来。
西门庆是个“破落户财主”，在《水浒传》中他“从小也是一个奸诈的人”，而到了《金瓶梅》中，却“从小儿也是个好浮浪子弟”，“使得些好拳棒，又会赌博，双陆象棋，抹牌道字，无不通晓。”除了通晓浮浪子弟的本领之外，《金瓶梅》作者为西门庆“量身定制”的这副行头也极尽博浪派头。何以见得？
瓦楞帽（元至顺间刊本《新编纂图增新群书类要事林广记》续集卷六“文艺类“）
且让我们从“头”说起。由第八回所言“新缨子瓦楞帽儿”反推可得，第二回西门庆出场时所戴的“新缨子帽”也是瓦楞帽。“瓦楞帽”，又称作“瓦垅帽”、“瓦棂帽”，或即“缨子帽”、“缨子瓦楞帽”。瓦楞帽是元代帽式，方形平顶，顶缀珠玉，帽身由四片仰面瓦楞状织片缝缀而成，帽檐如缓坡，延至前额，可以遮阳。明人黄一正辑《事物绀珠》卷十三“冠服部”下“士庶冠类”云：“瓦楞帽，楞音稜，结牛马尾作。”瓦楞帽多用牛马尾编织而成，暖春至炎夏为取凉而戴。戴的时候，两楞搭靠头部左右，两楞落于面首前后。元代官民皆可戴瓦楞帽（如上图所示，两位身穿补服的官员燕居对弈，头上的瓦楞帽已摘下来，左者由侍者手中托举，右者置之榻上），到明清两代情况有所不同。
瓦楞帽（元至顺间刊本《新编纂图增新群书类要事林广记》前集卷十一“仪礼类”）
明代人范濂《云间据目抄》卷二《风俗》载：“瓦楞骔帽在嘉靖初年，惟生员始戴，至二十年外，则富民用之，然亦仅见一二，价甚腾贵……万历以来，不论贫富，皆用骔，价亦甚贱。”西门庆的初次亮相，是当时标准的博浪子弟派头，他所戴的帽子自然不是低廉劣质品，由此或可推测《金瓶梅》所述之情形当在嘉靖“二十年外”、万历之前，彼时瓦楞帽不再是生员的帽子，而已然成为富民如西门之辈的首服。
戴瓦楞帽男立俑，陕西省西安市长安区韦曲街道办夏殿村出土，陕西考古研究院藏
瓦楞帽及帽顶玉制小鸟（《黄金、丝绸、青花瓷——马可·波罗时代的时尚艺术》）
《水浒传》中潘金莲的叉竿打落西门庆的“头巾”，《金瓶梅》中却打在了“缨子帽”上，帽子偏斜，头上风光一览无余，露出“金玲珑簪儿，金井玉栏杆圈儿”，正是镂空制作的细巧金发簪和金网巾圈儿。网巾在元代既已出现，为男子束发之用。明代以来，男子无论贵贱，束发皆须用网巾，又于网巾之外戴帽。网巾口以绢帛沿边，即所谓“网巾边”；网巾边上系带，即“网巾带”；网巾带从一对小环中交相穿过系结于后，这一对小环便称作“网巾圈”。网巾圈的材质，或玉，或金，或银和银鎏金，“金井玉栏杆圈儿”正是西门庆的金网巾圈儿。（扬之水《金井玉栏杆圈儿》，《文史知识》2016年第5期）
网巾（《三才图会》）
网巾-河北隆化鸽子洞元代窖藏出土（修复后，丝网下为软衬垫）
网巾圈儿（网巾边左右对称的金环），湖北广济县明张懋夫妇墓出土
再来看西门庆的衣裳鞋袜，从上到下分别是绿罗褶儿、陈桥鞋儿、布袜儿、护膝儿。其中，“褶儿”是遗存于明清两代的元人辫线袍。辫线袍是蒙元时期最为流行的袍服，元人多称“辫线袄子”或“腰线袄子”。《元史·舆服志》：“辫线袄，制如窄袖衫，腰作辫线细褶。”“腰作辫线细褶”的工艺有“折褶”和“缝缀”两种方法。“折褶”工艺是利用面料本身材料打褶形成，“缝缀”工艺是另用材料缝于腰部，且其材料有“用帛做腰线”和“丝线捻成”之分。辫线袍的式样如《事林广记》步射总法插图中射箭人物所穿袍服；其制作过程是先把上衣和下裳分开裁后，在裳的腰部叠褶，然后把衣和裳缝合的衣服款式。穿的时候，将预留腰线结于右侧系带或纽扣上。
瓦楞帽、辫线袄（元至顺间刊本《新编纂图增新群书类要事林广记》后集卷十三“武艺类”）b
辫线袍（《三才图会》）
成书于1473年（明宪宗成化九年）的朝鲜汉语教科书《训世评话》，以文白对照的方式编写典故和对话，是当时朝鲜人学习汉语的教材。其中，有一组对话为：
【笔者按：文言】古者有一富人郭兴，凡见古器皆买之，多积家中。一日，有街中一人将尽破贴里衣来告曰：“此是宋宰相吕蒙正不做官时所服之衣也。”兴闻而即买之。
【白话】古时有郭兴道的人，原是财主。平生只好看古器，但见古器呵，便是破坏东西，也不问价钱多少，都买趱积。有一日街上有一人将一领破褶儿来说道：“这个褶儿是宋朝吕蒙正宰相不得发迹时穿的褶儿。”正是好古物，郭兴便买了。
上一段文言中出现的“贴里”，在白话对照版中被译改为“褶儿”。这意味着“贴里”就是“褶儿”，“褶儿”即“贴里”。当然，也有另一种可能，即“贴里”是“褶儿”的一种。“褶儿”，又作“褶子”，是明代官话对元代辫线袍的称呼；“贴里”，或作“帖里”，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三十载明代正统六年对蒙古瓦剌的赏赐十分丰厚，其中便有“五色彩段，并苎丝蟒龙直领、褡护、曳撒、比甲、贴里一套”等物。根据《明宫史》卷三记载可知，明代内臣穿贴里，“其制如外廷之披褶”，是一种在腰部折褶的内襟处贴有里衬的辫线袍；可穿于外衣之内，也可当作外衣穿。《金瓶梅》第二回（绿罗褶儿）、第四回（绿纱褶子）正值春夏之际，天气渐热起来，西门庆的褶子都是外穿的。
西门庆初次出场所穿的贴里，绿色、罗地，或即明中期以来的流行样式。嘉靖十一年赏赐琉球国王之物中就有“绿贴里一件”（陈侃《使琉球录》“诏敕”）。朝鲜汉语教科书《朴通事谚解》（1677年）里讲到裁剪、备办时装，有贴里、比甲、搭护、上盖，刚好凑成一套男装。其中，贴里是明绿色的：
今日是乙丑日斗星日。……今日好日头，斗星日得饮食的日头，好裁衣。将出那段子来裁。这明绿通袖膝栏绣的做帖里，这深肉红界地穿花凤纻丝做比甲，这鸡冠红绣四花做搭护，这鸦青织金打蟒龙的做上盖。都裁了也。
辫线袍（《黄金、丝绸、青花瓷——马可·波罗时代的时尚艺术》）
辫线袍，内蒙古包头达茂旗明水墓出土，中国民族博物馆藏
元代云肩织金锦辫线袍（局部），中国民族博物馆藏
元代以后，尽管明朝政府曾下诏：“衣冠如唐制”，试图恢复汉族服饰礼仪，但元代辫线袍不仅没有随着服制改易而消失，反而在很长时期内对后世服装式样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活动于明代后期的范濂追忆他从小到大所亲历的服饰风尚变迁（《云间据目抄》卷二）：
男人衣服，予弱冠时皆用细练褶，老者上长下短，少者上短下长，自后渐易，两平其式。即皂隶所穿冬暖夏凉之服，盖胡制也。后改阳明衣、十八学士衣、二十四气衣，皆以练为度，亦不多见。隆万以来，皆用道袍，而古者皆用阳明衣，乃其心好异而非好古也。
所谓“胡制”、“细练褶”应该就是指上下衣分裁、腰部叠褶的辫线袍。然而，这种带有明显元代遗存风格的袍子，到隆庆、万历以后就不那么流行了，入清以后为道袍所取代。因此，明末清初的小说中，主人公时兴装束的经典样式成了：
戴了一顶瓦楞帽，穿了一领葱色绵紬道袍，着双宕口鞋。（《型世言》第十七回）
戴了一项马尾瓦楞帽儿，穿了一件新葛布袍儿，阔桶漂白水袜儿，浅脸黄草鞋儿，拿着一把青阳扇儿，拴着一个阿魏扇坠儿，一气走到铁家。（《姑妄言》第二十四卷）
这身打扮除了袍子之外，几乎与西门庆并无二致。而且，前者出现的“宕口鞋”正是后者所言“浅脸黄草鞋儿”。《云间据目抄》卷二载万历以来松江地区的风俗:
鞋制，出南京轿夫营者。郡中绝无鞋店与蒲鞋店。万历以来，始有男人制鞋，后渐轻俏精美，遂广设诸肆于郡治东，而轿夫鞋始为松之敝帚矣。……宕口蒲鞋，旧云陈桥，俱尚滑头，初亦珍异之。结者用稻柴心，亦绝无黄草。自宜兴史姓者客于松，以黄草结宕口鞋甚精，贵公子争以重价购之，谓之史大蒲鞋。此后宜兴业履者，率以五六人为群，列肆郡中几百余家，价始甚贱，土人亦争受其业，近又有凉宕口鞋，而蒲鞋滥觞极矣。
西门庆脚下的鞋，虽不能确定到底是用稻柴心还是用黄草编织的，但根据西门庆彼时的身价可以推测，这双“细结底陈桥鞋儿”应当是贵公子都争相购买、正当潮流、轻俏精美的宕口蒲鞋，而不是过气的廉价货。明代将领谭纶（1520-1577年）的家书中曾提到“寄回陈金盘露酒二樽，白鮝四拾斤，广葛一匹，陈桥鞋一双”（《谭襄敏公遗集》卷二），可见陈桥鞋在明代中期仍为时人所珍异，为赠亲之佳选。《金瓶梅》中，作为浮浪派头装束的一部分，陈桥鞋当属高价日用品，惟其如此，西门庆才会将其作为可资炫耀的门面亮出来。
蒲鞋（《新编对相四言》）
至此，一个轻俏精致的浮浪子弟已呼之欲出。《金瓶梅》作者从《水浒传》的层层包围中找到了一道裂缝，新西门从旧西门身上脱胎离魂，越过这道裂隙，从英雄江湖奔向市井生活，暂时逍遥于他的新天地中，将旧西门留在了大限将至的“病榻”上。
本文原刊于《中华文化画报》2018年第3期，插图有增删，标题有更动
作者介绍
刘紫云
文学博士，北京工商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讲师，从事古代小说与明清文学研究，曾发表论文《论〈金瓶梅词话〉的物象选择与日常叙事形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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