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第一个“律师”——邓析

与子产同时代的另一位郑国人，名为邓析，是一个思想活跃、激进，而又能言善辩的人。他站在与子产不同层面的地位上，代表着新兴的地主阶级的利益，反对一切效法先王，要求进一步的改革。他私自开设学校，为人们教授法律知识并帮助人们诉讼，可以被认为是中国第一个律师。他对子产的改革并不十分满意，对其《刑书》的内容也有所批评，《吕氏春秋》上载有“子产以刑书治郑，邓析务难之”。于是，邓析就私自编写了刑书，写在竹简上，称为“竹刑”。晋人杜预在注《左传》时就说到邓析“欲改郑所铸旧制，不受君命，而私造刑法，书之于竹简，故言‘竹刑’”。结果是继承子产的郑国执政驷颛处死了邓析，而采用了他所写的《竹刑》。有史书说“驷颛用其刑书，则其法可取，杀之……盖别有当死之罪。”

公布成文法之风并不会闭塞在一国的国境之内。在距子产“铸刑书”二十三年之后，在当初的反对者叔向的故乡晋国也发生了效仿郑国而“铸刑鼎”的事件，这是在子产公布成文法后又一次大规模的行动。根据《左传正义》的记载，这部成文法典当时已经在国内施行，只是“未尝宣示下民”而已。到了昭公二十九年冬天，即公元前513年，“是年冬，晋赵鞅、荀寅帅师城汝滨，遂赋晋国一鼓铁，以铸刑鼎，著范宣子所为刑书焉。”

对这样的行为一再出现，标榜“克己复礼”和“吾以周”的儒家鼻祖孔丘又发出惊叹：“晋其亡乎，失其度矣！”可见，在孔子看来公布成文法是一种“失度”和“乱制”的表现，认为刑鼎的制作违背了礼制的精神，使得上下贵族和平民之间没有了分别，要遵循一样的规则，孔子认为：“今弃是度也，而为刑鼎，民立鼎矣，何为尊贵？贵何业之守？贵贱无序，何以为国？”孔子的担心多少还是与之前叔向有共通之处，认为法的公布会造成礼的秩序的溃散，但是这在当时已经并不能引起人们多少的回应。因为成文法的公布已经成为当时的大势所趋。在这之后的几十年间，中原各国相继公布了自己的成文法，中国古代法制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

同时，在经历了这样一个以公布的“法”替代界限模糊的“礼”作为国家的统治模式，开辟了一个新的道路。这种新的统治模式，为后世法家所称誉并进行了理论上的论证，并将之称为“法治”，战国时代的法家在此之中获取了不少可以借鉴的东西，推动了自身的发展。当然，这时候的“铸刑鼎”或者“竹刑”算不上是以法治国，而是因时制宜地对礼制的改革。但是却为后世旷日持久的“礼治”与“法治”之争拉开了序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