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资治通鉴》卷41，建武三年正月，刘秀在洛阳附近截击东返的赤眉军，迫使其全军投降，由于赤眉军人数众多，刘秀担心他们再次起事，就摆下阵势，扬言可以再决高下。这时，赤眉军纷纷表示臣服。“徐宣等叩头曰：‘臣等出长安东门，君臣计议，归命圣德。百姓可与乐成，难与图始，故不告众耳。今日得降，犹去虎口归慈母，诚欢诚善，无所恨也！’帝曰：‘卿所谓铁中铮铮，傭中佼佼也！’”
2．《资治通鉴》卷41，建武三年闰月，大将冯异受命接替邓禹平定关中，先败后胜，“帝降玺书劳异曰：‘始虽垂翅回溪，终能奋翼渑池，可谓失之东隅，收之桑榆。方论功赏，以答大勋。’”
3．《资治通鉴》卷42，建武五年，大将耿弇击灭盘踞山东的军阀张步，“后数日，车驾至临淄，自劳军，群臣大会。帝谓弇曰：‘昔韩信破历下以开基，今将军攻祝阿以发迹，此皆齐之西界，功足相方。而韩信袭击已降，将军独拔劲敌，其功又难于信也。……将军前在南阳，建此大策，常以为落落难合，有志者事竟成也！’”
4．《资治通鉴》卷42，建武六年，“帝积苦兵间，以隗嚣遣子内侍，公孙述远据边垂，乃谓诸将曰：‘且当置此两子于度外耳。’”
5．《资治通鉴》卷42，建武八年，“秋八月，帝自上邽晨夜东驰，赐岑彭等书曰：‘两城若下，便可将兵南击蜀虏。人苦不知足，既平陇，复望蜀。每一发兵，头须为白。’”
6．《后汉书·吴汉传》，吴汉是个话语蹇涩，但勤恳扎实的人，而且每遇困难，不屈不挠，“帝时遣人观大司马何为，还言方修战攻之具，乃叹曰：‘吴公差强人意，隐若一敌国矣。’”
7、六年春,异朝京师。帝谓公卿曰:“是我起兵时主簿也。为吾披荆棘,定关中。”异稽首谢曰:“臣闻管仲谓桓公曰:‘愿君无忘射钩,臣无忘槛车。’齐国赖之。
8、“汉光武帝每旦视朝，日仄乃罢。 数引公卿、郎、将讲论经理，夜分乃寐。皇太子见帝勤劳不怠，承闲谏曰：‘陛下有禹汤之明，而失黄老养性之福，原颐爱精神，优游自宁。’帝曰：‘我自乐此，不为疲也。’”
9、建武六年夏，刘秀见诸将为隗嚣所败，派冯异增援栒邑，尚未到达隗嚣已出兵进攻。冯异当机立断，未采用同僚的常规建议，火速占城并麻痹敌人，然后看准时机突然进攻，取得大胜，整体局势就此改观。有的将领却想抢他的功劳，刘秀担心对战局有影响，马上下诏书说：“虏兵猥下，三辅惊恐。栒邑危亡，在于旦夕……”
10、出处《后汉书·祭遵传》“遵为人廉约小心，克己奉公。赏赐辄尽与士卒，家无私财。”
11、《后汉书·王霸传》宾客从霸者数十人，稍稍引去。光武谓霸曰：“颍川从我者皆逝，而子独留。努力！疾风知劲草。”
12、《后汉书·隗嚣传》“如令子阳到汉中、三辅，愿因将军兵马，鼓旗相当。”
13、《后汉书·邓晨列传》：更始北都洛阳，以晨为常山太守。会王郎反，光武自蓟走信都，晨亦间行会于巨鹿下，自请从击邯郸。光武曰：“伟卿（邓晨）以一从我，不如以一郡为我北道主人。”
14、《东观汉记·光武帝纪》：帝闻之，下诏让吴汉副将刘禹曰：“城降，婴儿老母，口以万数，一旦放兵纵火，闻之可谓酸鼻。家有敝帚，享之千金。禹宗室子孙，故尝更职，何忍行此！”
另外与刘秀有关的成语典故还有：人各有志、糟糠之妻（宋弘）、聚米成山（马援）、垂于竹帛（邓禹）等。
[10]益州传送公孙述瞽师、效庙乐器、葆车、舆辇，于是法物始备。时兵革既息，天下少事，文书调役，务从简寡(不搞文山会海。)，至乃十存一焉。
[11]甲寅，以冀州牧窦融为大司空。融自以非旧臣，一旦入朝，在功臣之右，每朝会进见，容貌辞气，卑恭已甚，帝以此愈亲厚之。融小心，久不自安，数辞爵位，上疏曰：“臣融有子，朝夕教导以经艺，不令观天文，见谶记，诚欲令恭肃畏事，恂恂守道，不愿其有才能，何况乃当传以连城广土，享故诸侯王国哉！”（完全符合权不可久恋，才不可常持，亲不可放纵的做人规矩。）因复请间求见，帝不许。后朝罢，逡巡席后（在席位后面徘徊），帝知欲有让（要谈辞职的事），遂使右左传出（就让左右传旨催他离开。）。他日会见，迎诏融曰：“日者知公欲让职还土，故命公暑热且自便；今相见，宜论他事，勿得复言。”融不敢重陈请。
[12]五月，匈奴寇河东。
十四年（戊戌、38）[1]夏，邛谷王任贵遣使上三年计，即授越太守。
[2]秋，会稽大疫。
[3]莎车王贤、鄯善王安皆遣使奉献。西域苦匈奴重敛，皆愿属汉，复置都护；上以中国新定，不许。
[4]太中大夫梁统上疏曰：“臣窃见元帝初元五年，轻殊死刑三十四事，哀帝建平元年，轻殊死刑八十一事；其四十二事手(亲手)杀人者，减死一等。自是之后，著为常准，故人轻犯法，吏易杀人。臣闻立君之道，仁义为主，仁者爱人，义者正理。爱人以除残为务，正理以去乱为心；刑罚在衷（适中），无取于轻。高帝受命，约令定律，诚得其宜，文帝唯除省肉刑、相坐之法，自余皆率由旧章。至哀、平继体，即位日浅，听断尚寡。丞相王嘉轻为穿凿，亏除先帝旧约成律，数年之间百有余事，或不便于理，或不厌（不得）民心，谨表其尤害于体者，傅奏于左（谨把其中对大体为害最严重的，附在后边）。愿陛下宣诏有司，详择其善，定不易之典！”（不知早于西方多少年，研究刑法法典。此时代恰与古罗马同代，他们却在研究民法典，可惜中国不能继承相传，这正是中国一个天子一道令的弊病。）事下公卿。光禄勋杜林奏曰：“大汉初兴，蠲除苛政，海内欢欣；及至其后，渐以滋章。果桃菜茹之馈，集以成赃，小事无防于义，以为大戮。至于法不能禁，令不能止，上下相遁，为敝弥深。臣愚以为宜如旧制，不合翻移。”（凡事均有不同意见。）统复上言曰：“臣之所奏，非曰严刑。《经》曰：‘爰制百姓，于刑之衷。’衷之为言，不轻不重之谓也。自高祖至于孝宣，海内称治，至初元、建平而盗贼浸多，皆刑罚不衷，愚人易犯之所致也。（严刑峻法只是原因之一。）由此观之，则刑轻之作，反生大患，惠加奸轨，而害及良善也！（一条著名的法律原则。）”事寝，不报。（这是一段关于立法修法的论断，谈及适中和对奸诈不轨的人施恩，就是伤害善良的人的两条法律原则。中国不缺法律专家，就是多了行政权力对法律的粗暴干涉。）
十五年（己亥、39）[1]春，正月，辛丑，大司徒韩歆免。歆好直言，无隐讳，帝每不能容，歆于上前证岁将饥凶，指天画地，言甚刚切，故坐免归田里。帝犹不释，复遣使宣诏责之；歆及子婴皆自杀。歆素有重名，死非其罪，众多不厌；帝乃追赐钱谷，以成礼葬之。（刘秀污点。这说明再有度量的人，下级说活要注意方法。）
臣光曰：昔高宗命说曰：“若药弗暝眩，厥疾弗瘳。”（商王武丁对傅说说：“如果药物不能使人感到昏眩，疾病就不能痊愈。”）夫切直之言，非人臣之利，乃国家之福也。是以人君日夜求之，唯惧弗得闻。惜乎，以光武之世而韩歆用直谏死，岂不为仁明之累哉！
[2]丁未，有星孛于昴。
[3]以汝南太守欧陽歙为大司徒。
[4]匈奴寇钞日盛，州郡不能禁。二月，遣吴汉率马成、马武等北击匈奴，徙雁门、代郡、上谷吏民六万余口置居庸、常山关以东，以避胡寇。匈奴左部遂复转居塞内，朝廷患之，增缘边兵，部数千人。（这很愚蠢，匈进我退。）
[5]夏，四月，丁巳，封皇子辅为右翊公，英为楚公，陽为东海公，康为济南公，苍为东平公，延为淮陽公，荆为山陽公，衡为临淮公，焉为左翊公，京为琅邪公。癸丑，追谥兄为齐武公，兄仲为鲁哀公。帝感功业不就，抚育二子章、兴，恩爱甚笃；以其少贵，欲令亲吏事，使章试守平陰令，兴缑氏令；其后章迁梁郡太守，兴迁弘农太守。
[6]帝以天下垦田多不以实自占，又户口、年纪互有增减，乃诏下州郡检核。于是刺史、太守多为诈巧，苟以度田为名，聚民田中，并度庐屋、里落，民遮道啼呼；或优饶豪右，侵刻羸弱。（治天下难于打天下，关键在治吏。）
时诸郡各遣使奏事，帝见陈留吏牍上有书，视之云：“颖川、弘农可问，河南、南陽不可问。”帝诘吏由趣，吏不肯服，抵言“于长寿街上得之”。帝怒。时东海公陽年十二，在幄后言曰：“吏受郡敕，当欲以垦田相方耳。”帝曰：“即如此，何故言河南、南陽不可问？”对曰：“河南帝城，多近臣；南陽帝乡，多近亲；田宅逾制，不可为准。”帝令虎贲将诘问吏，吏乃实首服，如东海公对。上由是益奇爱陽。遣谒者考实二千石长吏阿枉不平者。（刘秀还是官僚主义，大地主兼并土地，皇亲国戚横征暴敛他竟然从十二小儿那里得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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