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建安二十年（215年），在今忻州市地面上发生了一件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大事，这就是曹操“省云中、定襄、五原、朔方郡，郡置一县领其民，合以为新兴郡。”（《三国志·武帝纪》）即撤销沿边四郡置新兴郡，内迁于今忻州市境内。
云中郡赵武灵王置（约在公元前300年），同时在郡内筑云中城、九原城；秦始皇时置九原郡（前214年），西汉改九原郡为五原郡，郡治九原；汉高祖刘邦分云中郡东北部置定襄郡（前195年前后）；朔方郡为汉武帝元朔二年置（前127）。从战国到秦汉，四郡一直与匈奴为邻。秦始皇三十三年（前214年）“秦已并天下，乃使蒙恬将三十万众”，“西北斥逐匈奴。自榆中并河以东，属之阴山，以为三十四县，城河上为塞。又使蒙恬渡河取高阙、阳山、北假，中筑亭障以逐戎人。徙谪，实之初县”又“迁北河榆中三万家”以充实34县。蒙恬从此威震匈奴。东汉时四郡共32县。
新兴郡乃析并州太原郡所置，即划出太原郡北部原阳曲县地（汉阳曲县包括今忻府区、定襄）置新兴郡。唐杜佑《元和郡县图志》：“忻州，定襄。……古并州之域。春秋时为晋地，战国为赵地，秦为太原郡也，今州即汉太原郡之阳曲县也。按汉阳曲县在今州东四十五里定襄县理是也，后汉末大乱，匈奴侵边，自定襄已西尽云中、雁门之间遂空，曹公立新兴郡以安集之，理九原，即今州是也。”
对迁回四郡，是郡置一县领其民，原来四郡32县人民集中到四个县向新兴郡迁徙，五原郡10县省为九原县，迁到今忻府区；定襄郡5县省为定襄县，迁到今定襄县；云中郡11县省为云中县，迁到今原平楼板寨，朔方郡6县省为广牧县，移置于今寿阳县西北古城。晋惠帝元康年间（公元291—299年），改新兴郡为晋昌郡，领九原、云中、定襄、广牧、晋昌等五县。晋昌县是从定襄县分出去的，所以今天定襄县城称晋昌镇。新兴郡范围大致包括今忻府区、定襄、原平南部、寿阳北部。
所以说曹操内迁四郡置新兴郡，对今忻州市是一件意义重大的历史事件，首先，忻州、定襄由汉代的一个县变成两个县，其地域一直延续到今；而忻州城即在此时兴建，也就是说最古老的忻州城就是曹操所建九原城。其次，由此而产生了云中山、云中河、九原岗等延续至今的地名。第三，如果有兴趣查阅古代方舆、地理志，则会发现，新兴郡并不是只包括此四县或五县之如此狭小，其地域竟几乎包括了今忻州市大部分县市区。
比如五台县就也在新兴郡内，《魏书·刘虎传》：“铁弗刘虎，南单于之苗裔，左贤王去卑之孙，北部帅刘猛之从子，居于新兴虑虒之北。”刘虎是西晋时人，说明在西晋时，五台县亦在新兴郡内。《读史方舆纪要》：岢岚“后汉末，为新兴郡地。魏、晋因之。”如果岢岚在东汉末为新兴郡地，那么静乐、宁武更应该为新兴郡地。而静乐康熙县志建置沿革明确载“东汉末废入九原县”；静乐在西汉为汾阳县，西汉汾阳县包括今宁武南部、岚县、岢岚、兴县、娄烦。东汉废汾阳县后，这些地方没见过更立其它县，是不是也应该归入新兴郡呢？又《元和郡县图志》：“建安中曹公又立马邑县，属新兴郡”。马邑县即今朔城区，如果连今朔城区也在新兴郡范围之内，则马邑县南面的东汉汾阳废县所属之宁武南部、神池、五寨、静乐、岢岚更应属新兴郡。
古舆地学家说岢岚县、马邑县属新兴郡，自有他们的道理，但《三国志》无地理志，而《晋书·地理志》则新兴郡仍为五县，并没具体说到五县所辖境域，而后世一般认为这些地理志上没有明确归属的地方，在东汉末到北魏时都是废地，即无人居住，归属不明的土地。
这些归属不明的大片土地，在东汉末到魏晋之间真的就无人居住吗？如果真的无人居住，那么曹操为什么不把河朔四郡迁到这些地方，而要迁到靠近太原的阳曲、原平等县呢？而且迁来后连地名也迁来，以致后世人对定襄、九原到底是河套的定襄、九原，还是忻州的定襄、九原往往弄混。
查诸史料，发现这和东汉末年即进入山西内陆的南匈奴大有关系。即以上面所说的五台县为例：上面说到南匈奴刘虎居于新兴虑虒之北，而《魏书·地形志》载：“驴夷：二汉属太原，曰虑虒，晋罢。太和十年（486）复改，永安中属。”西晋建立是公元266年，从266年晋罢虑虒县直到魏孝文帝太和十年改驴夷县220年，虑虒县没有了，也即成为没有归属的废地，魏孝文帝重新置县，却改“虑虒”为“驴夷”，“驴夷”二字从字面看，谁都可以看出是带有侮辱性的名词，魏孝文帝为什么要改“虑虒”为“驴夷”？就因为曾经驻扎虑虒的南匈奴刘虎和后来建立大夏国与北魏为敌的他孙子赫连勃勃一直是北魏的“世仇”；而晋所以废虑虒县，大概也即因此地为南匈奴所居，地属新兴郡但不在治内。依此推测，宁武、静乐、岢岚等汾河上游水草丰茂的地方，在东汉末年以后，很可能也是南匈奴人所占据的地方。且看下面史书记载：
匈奴在东汉开国皇帝光武帝建武年间分裂为南北匈奴后，南匈奴于建武二十三年（公元47年）要求内附，投降了汉朝，建武二十六年（50年）“诏乃听南单于入居云中”；二十七年（51年）北匈奴三千人叛归，北匈奴追击，“南单于遣兵拒之，逆战不利，于是复诏单于徙居西河美稷（在今内蒙准格尔旗）”“南单于既居西河，亦列置诸部王，助为扞戍。使韩氏骨都侯屯北地，右贤王屯朔方，当于骨都侯屯五原，呼衍骨都侯屯云中，郎氏骨都侯屯定襄，左南将军屯雁门，栗籍骨都侯屯代郡，皆领部众为郡县侦罗耳目。”汉和帝永元三年（91年），东汉政府联合南匈奴击败北匈奴，北匈奴被迫迁往中亚，鲜卑趁势占据蒙古草原，吞并匈奴余种十余万落，开始强盛。鲜卑占据草原，南匈奴故地难回，便在塞内作乱。汉顺帝永和五年（140年）秋，南匈奴句龙吾斯等立句龙王车纽为单于，句龙王吾斯、车纽叛汉。二人招诱右贤王合兵，东引乌桓，西收羌戎及诸胡等数万人，攻占美稷，攻破京兆虎牙营，杀上郡都尉及军司马，遂寇掠并、凉、幽、冀四州。乃徙西河郡治离石。冬，车纽战败降汉。吾斯率部联合乌桓继续与汉对抗，汉安二年(143)冬，吾斯为汉将募刺客所杀。桓帝永寿元年（155年）和延熹元年（158年），南匈奴又两次反叛，与乌桓、鲜卑等族攻略汉边地诸郡，都被使匈奴中郎将张奂击降。东汉平叛后，为羁縻南匈奴，单于庭也随西河郡迁于离石左国城。汉灵帝中平元年（184）黄巾起义。南单于子於扶罗率匈奴兵助汉。遂将其众留中国（这里的中国指“中原”地区），破太原、河内，抄略诸郡为寇。汉献帝初平三年（192）曹操击匈奴於扶罗于内黄，皆大破之。建安五年（200）9月，曹操击降南单于。建安七年（202）袁绍死后，袁绍所封并州刺史其外甥高干联合二年前已被曹操打败收复的南匈奴单于呼厨泉，唆使南匈奴在平阳（今临汾）公然起兵反叛，被曹操派马腾之子马超打败，呼厨泉再次投降曹操。
从上面记载可知，早在东汉建立之初，南匈奴便入驻了包括云中、定襄、五原、朔方等的沿边八郡，到东汉末年更逐渐延伸到中原腹地的河东郡临汾。
南匈奴进驻晋阳汾河之滨后，时附时叛，很不好管理：“初，南匈奴久居塞内，与编户大同而不输贡赋。议者恐其户口滋蔓，浸难禁制，宜豫为之防。”游牧民族逐水草而居，帐篷一支起就是家，时间长了，可能不再到处游牧，和当地有户口的老百姓大略相同，但是不在户籍管理之内，不服劳役不交税，而且人口增长户数增加，所以有人担心难以禁制。曹操帐下谋士很多，谁是提出“宜豫为之防”的那个“议者”，史无明载，但有一个人却实实在在不仅做了“防”的工作，而且还将包括南匈奴在内，入驻内陆的胡人都纳入了户籍管理。这个人就是当时的并州刺史梁习。
梁习任并州刺史在建安十一年（206年），这一年曹操击败归降未久而又反叛的袁绍外甥并州刺史高干，彻底占据了并州，于是任命梁习以别部司马任并州刺史。（“并土新附，习以别部司马领并州刺史。《三国志·梁习传》”）梁习所管辖的并州刺史部，领太原郡、上党郡、西河郡、云中郡、定襄郡、雁门郡、朔方郡、五原郡、上郡等九郡。也就是说析太原郡所置的新兴郡和迁回的云中郡、定襄郡、朔方郡、五原郡都在他的治下。
梁习接收的并州，是袁绍、高干扔下的一个烂滩子，情况十分复杂混乱。袁绍从建安二年（197）自称大将军，占领冀、幽、青、并四州后，为了对抗曹操，对东汉以来不断入驻塞内的匈奴、鲜卑、乌桓等游牧民族采取笼络放任利用的策略，乱封单于，以本家侄女等嫁给所封单于和亲，以致进驻游牧各族在境内无所管束，肆意横行。官吏百姓有不少叛逃归降胡狄部落的。平阳之战曹操收复河东郡，直到四年后才彻底打败高干，收复并州。袁绍四世三公，出身豪门，占据北方四州后，政治上无所用心，除了放任利用入驻的游牧民族外，对地方豪门同样不加抑制，而是“使豪强擅恣，亲戚兼并。下民贫弱，代出租赋”。所以州中许多豪族拥兵自重，甚至聚众为寇，祸害地方。
梁习做过多年地方官，对治理地方很有经验，以别部司马领并州刺史是带兵进入晋阳的，面对并州乱局，他采取软硬兼施，恩威并用手段，首先收拾地方豪门和游牧部落。他带兵巡视全境，每到一地，便以礼召集豪门领袖和部落酋长，如果愿意合作的，便推举他们到幕府中任职，如果仍然反抗的，便带兵镇压，先后斩首千余级。
鲜卑部落首领育延，经常入边骚扰抢掠。一次育延率五千余骑进入境内，派人面见梁习，希望能在边境互市贸易。梁习分析形势后，当面承诺跟育延在一座空城中交易，使者走后，立即敕令各郡县做好战备，一听号令，立即带兵前来，然后带领部队与下属官吏前往商定地方，约见育延。市易中，有鲜卑人捣乱，负责市易的官吏立刻将捣乱者抓了起来。育延大惊，命令鲜卑骑兵弯弓搭箭，将梁习等人围困。当场吏民一时惶怖，不知所措。梁习发出号令后，呼唤育延过来谈判，育延见梁习早有准备，于是离队过来谈判。梁习叫来负责市易的官吏，问其为何要抓胡人，官吏禀报说，该胡人强行侵犯百姓。梁习指着育延骂道：“你们胡人自己先犯法，官吏何曾侵犯你们，你怎敢命令骑兵来恐吓我方？”斥责完后，命令部下亲兵当场将育延斩杀。恩威并施之后，州中数以万计的人蜂拥归附。
豪门归附，斩杀育延后，梁习又迫使匈奴单于和各部诸王降伏，然后把他们都编入户籍，在州内供职。梁习将在内陆的南匈奴等游牧民族部落人口编入户籍是地方治理上的一个重大举措，这一政策的实施为后来曹操分南匈奴为五部，选汉人为司马以监督之，做出了示范，扫清了障碍。诸胡一旦进入户籍管理，就和当地汉人编户一样了，让你出丁当兵，你就得出丁当兵，让你交纳赋税，你就得交纳赋税。当时正是曹操扫灭群雄用兵之际，于是梁习在并州境内按户征发壮丁，无论豪门还是诸胡，都得服役。将这些编入军队的壮丁送走出征后，梁习又逐渐迁移他们的家室到邺城作人质，“前后送邺凡数万口”。梁习又上表增置屯田都尉二人，带领六七百民夫在道路两旁耕种谷物，发展生产，勤劝农桑。
梁习一系列的政策，恢复了并州境内的社会秩序：“单于恭顺，名王稽颡，部曲服事供职，同于编户。边境肃清，百姓布野”，人民安心于勤事农桑，颁布法令都能达到令行禁止的效果。
梁习的并州刺史当到第七个年头的建安十八年（213），形势发生了变化，这一年，曹操迫使汉献帝封他为魏公，魏公大丞相曹操从建安九年（204）大破袁尚，平冀州，就自领冀州牧，封魏公后仍领冀州牧。为了扩大冀州地盘，曹操将汉十三州恢复为禹贡九州，把并州、幽州合并到冀州。
并州撤销了，梁习的并州刺史当然也不存在了，但曹操并没有让他离开并州，而是让他转任议郎、西部都督从事，仍然坐镇晋阳，统率原来的军队，不过在行政上要受冀州牧曹操的直接领导。建安十九年（214）曹操打败占据西凉的韩遂、马超，平定凉州陇右地区；又在合肥打败江南入侵的孙权。建安二十年（215）春正月，便下达“省塞外云中、定襄、五原、朔方四郡，郡置一县领其民，合以为新兴郡”的命令。魏公曹丞相以朝廷名义下了命令，坐镇晋阳的西部都督从事梁习当然是无条件执行。于是一边派出懂舆地建筑的能吏到阳曲县境内选址筑城，一边选派得力文臣武将率军队赶赴沿边四郡清郡迁民。
就在新置新兴郡四县分别筑城以安置沿边四郡迁回人民第二年的“建安二十一年（216年）秋七月，南单于呼厨泉入朝于魏王，操因留之于邺，使右贤王去卑监其国。……分其众为五部，各立其贵人为帅，选汉人为司马以监督之。”“左部帅刘豹统辖万余户，居太原郡故兹氏（今汾阳县）；右部6千户居祁县（今山西祁县）；北部4千余户居新兴郡（今忻州市境内）；南部3千余户居蒲子县（今山西隰县）；中部6千户居大陵县（今山西文水）”共3万余户，人口近20万。
曹操不但在邺城扣留软禁了南匈奴单于，而且还把山西境内的匈奴分为五部，分别“选汉人为司马以监督之”，而《三国志·梁习传》是这样说的：“后单于入侍，西北无虞，习之绩也。”这就是说治理并州，内迁四郡，南匈奴分五部，单于被扣留，西北无虞，都是梁习的功劳。既然这些都是梁习的功劳，那么，是不是可以说，这些主意或建议也应该是梁习出的？他是不是就是那个“议者”呢？其实梁习是不是那个议者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让胡人入户籍的事他早办了，四郡内迁的措施他实行了，该做的事他做了。至于这是曹操的决策还是梁习的建议，是曹操决策了梁习实行，还是梁习建议了曹操决策，谁也说不出结果。作为后人，只能对此作出评价。行文到此，前面提到的为什么四郡不迁到其它地方而要迁到今天的忻州地面的问题也就接近了答案。
《晋书·地理志》上有句话：“魏黄初元年（220），复置并州，自陉岭以北并弃之，至晋因而不改。”置新兴郡4年以后，“陉岭以北并弃之”，这一点，无论曹操还是梁习在置新兴郡时都应该是早就料到的，既然陉岭以北迟早要放弃，而今天忻州西面的西八县和东面的五台县都是南匈奴人的地盘，四郡只有迁到往忻、定、原盆地最合适，因为内迁人民一方面是为保护自己的官吏百姓，另一方面也是为了给内陆补充人口。《后汉书·郡国志》汉顺帝永和五年（140年）的户籍人口统计：“雁门郡14城，户31862，口249000。太原郡16城，户30920，口200124。”太原郡16县的人口竟比雁门郡14县的人口少下近5万，而户少连1000也不到。雁门郡每户平均7.8人，太原郡每户平均6.4人。这就是上面所说的入驻匈奴、鲜卑等胡人只计口，无户籍造成的。显然在雁门郡内胡人部落要比太原郡内多，太原郡内的汉人要比雁门郡内多，要补充当然先补充人口少的太原郡。补充太原郡又为什么要选太原郡北面的阳曲县呢？这自然也很明白，并州的州治在晋阳，在晋阳北面另置一郡，新兴郡就可成为晋阳屏障。另外，沿边四郡本就是匈奴入侵屏障，四郡坚持下来的人民长期与匈奴对峙、相处，制匈肯定有丰富作战经验，而这四郡在三国时就出了很多勇将，比如五原郡的“吕布，九原人也，以骁武给并州”；云中郡的张杨字稚叔，“以武勇给并州，为武猛从事”。这两个人就都是因本人武艺高强，被选拔到晋阳并州刺史府的。在这些被迁人民中，应该不乏张杨、吕布式的勇武人物。将匈奴老对手和南匈奴又放在一块土地上，不失为一种高明策略。曹操和梁习这一战略眼光已被后世的历史所证明，忻州成为“晋北锁钥”、“三关总要”即为置新兴郡，筑九原城所奠定。
梁习不仅治理地方政绩超人，而且遇事有智谋而行动果决。建安二十二年（217年），曹操攻取汉中后回师长安，留下骑兵都督太原乌桓王鲁昔率军屯池阳。鲁昔爱妻住在晋阳，想念妻子，恐日后无法回去见面，于是以其部属五百骑兵反叛，回军并州。到并州城下，鲁昔让部下骑兵藏于山谷间，自己单骑独入晋阳，接上妻子共骑出城。州郡官吏知鲁昔善射，不敢阻拦，报告梁习。梁习命令州从事张景率鲜卑骑士出城追击。鲁昔一骑两人，负重行迟，未来得及与其部众会合，就被鲜卑骑士赶上射死。曹操听闻鲁昔反叛，十分担心其日后会成为北边边患；后听说梁习已派人将其斩杀，大喜，遂以梁习前后功劳封为关内侯。
曹丕称帝后，于黄初元年（220）重新将并州划出，恢复并州后，再次任命梁习为并州刺史，并晋封为申门亭侯。黄初六年（225年），梁习率军出并州征讨鲜卑轲比能，大破之。魏明帝太和二年（228年），入朝任大司农。太和四年（230年）逝世。
梁习在并州任职二十多年，政绩常为天下第一，传有“梁习治最”典故。就其治理并州，抑豪门，斩育延；置屯田，劝农桑，使得“单于恭顺，名王稽颡，部曲服事供职，同于编户”，州内宁肃，百姓安心，就足以称为“治最”；而其具体实施内迁四郡，空边实民，置新兴郡、筑九原城，更是在忻州历史上留下了浓重的一笔，永远值得忻州人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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