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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熹对待扬雄与《反离骚》态度及其原 因探析/徐 涓

、 扬雄与《反离骚》

扬雄 ,字子云 ,成都人 ,少时好学 ,所好不 为章句 、训诂 ,博览群书 。 为 人简易平和 ,口吃不能多 谈 ,沉默而好深思 ,性清净 ,寡欲望 ,不汲汲于富贵 ,不戚戚 于贫贱 ,不慕虚名 ,不修产业 ,以读古今圣贤书 自娱 ,亦好辞赋 。

汉成帝时 ,扬雄从成帝去秦离宫甘泉 ,归作《甘泉赋》以讽谏 ,后又上《河东赋》、《校猎赋》、《长杨赋》以讽劝皇帝。 著作有《解难》、 《太玄 》、《法言》、 《训纂》,意欲 以文章而成名 于后世 。扬雄初并不追附势利 ,仕汉三世未升官 。后追 随王莽得 以升迁 ,王莽代汉 ,号 日 “新 ” ,时扬雄效仿 司马相如上封禅文 日《剧秦美新》,歌颂王莽新政 ,此文见于《文选》卷 四十八 。唐李善为《文选》作注 ,就对扬雄此行为予以谴责 :“ 王莽潜移龟鼎 ,子云进不能辟戟丹墀 ,亢辞鲠议 ;退不能草玄虚室 ,颐性全真 ;而反露才 以耽宠 ,诡情 以怀禄 ,素餐所刺 ,何 以加 焉 ! ” 王莽篡汉 ,指 出扬 雄既不能直言相 谏 ,又不能隐居不仕 ,反而露才邀宠 ,献 文歌颂新莽 ,实乃不可取。 后王莽 因上符命事诛杀心腹大 臣甄丰之子等 ,欲收监扬雄 ,时扬雄正在天禄阁校书 ,以为 不能免 ,遂投 阁下 ,差点摔死 。 当时京师以扬雄《解嘲》之语讽刺 说 :“惟寂寞 ,自投 阁 ;爰清静 ,作符命 。 ”

据《汉 书》载 ,扬雄倾慕 同乡 司 马相 如之赋 ,作赋常 以司 马相 如 为范 ,又责怪屈原文过相如 ,批评屈 原沉江而死之举 ,投书岷 山江流以悼念屈原 ,“先是时 ,蜀有 司马相如 ,作赋甚弘丽温雅 ,雄心壮之 ,每作赋 ,常拟之 以为 式。 又怪屈原文过相 如 ,至不容 ,作《离骚》 ,自投江而死 ,悲其文 ,读之未尝 不流涕也。 以为 君子得时则大行 ,不得时则龙蛇 ,遇不遇命也 ,何必沉身哉 ! 乃作书 ,往往摭《离骚》文而反之 ,自蟠山投诸江流以吊屈原 ,名 日《反离骚》 ,又旁 《离骚》作重一 篇 ,名 日《广骚》 ,又旁《惜誓》以下至《怀沙》一 卷 ,名 日《畔牢愁》,《畔牢愁》、《广骚》文多不载 ,独载《反离骚》”【 1351 。 《反离骚》全文见《汉书》扬雄本传 。

对于《反离骚》 ,晁补之评日 :又扬雄 为《反 离骚》,反与 变果异乎 ! 日《反 离骚 》非反也 ,合也。 盖原死 ,知原唯雄 ⋯ ⋯ 乃作书,往往摭《离骚》文而反之。 虽然非反 其纯洁不改此度也 。 反其不足以死而死也 ,则是《离骚 》之义 ,待《反离骚 》而益明。何者原惟不为 箕子 而从 比干 ,故君子悼诸不然与 日月争光矣。晁补之以为《反离骚 》中反之意为合也 ,指 出 屈原死后 ,知 屈原者唯有扬 雄 ,扬雄此文并非反对屈原之纯洁不改此度 ,而是反对其不 当死 ,所 以说《离骚》之意义 ,待《反离骚》而更加 明白。 待洪兴祖作 《楚辞补注》时 ,则不 以为然 ,他在对《离骚 》中“耿吾既得此中正兮”句补充注释说 :“《反离骚》云 :‘ 吾驰江潭 之泛溢兮 ,将折衷乎重华 ;舒中情之烦或兮 ,恐重华之不累与。 ’ 余恐重华与沉江而死 ,不与投 阁而生也 。” 笛对扬雄投天禄阁 事给予辛辣讥讽。

二、 朱熹对待扬雄及《反离骚》的态度

朱熹从洪兴祖之意 ,他对《反离骚》中 “舒 中情 以烦 或兮 ,恐重华之不 累与。 陵 阳侯之 素波兮 ,岂吾 累之独见许 ”句注释时就引用 洪兴祖所言 ,并称赞洪 氏的评价极为恰 当 。他说 :“言屈原欲 自投江以陵素波 ,舜必不许之也。 洪兴祖 日 :‘ 吾恐重华许原之沉江 以死 ,不许雄之投阁而生也 。 ’ 斯言得之矣 。 ”[5] 不仅如此 ,朱熹在《楚辞辩证 》中还详细分析 了洪兴祖之所以有如此之论 ,是 因为洪 氏有浩然正气 ,所 以才会 忤逆秦桧而遭贬死。故而 ,朱熹未将《反离骚》录入“续离骚”类 ,而是将其放在 《楚辞后语 》中作为反面材料予 以批判 。 他在《楚辞集 注 · 序》中说 :

若扬雄 则尤刻意于楚学者 ,然其《反骚》,实乃屈子之罪人也 ,洪氏讥之 ,当矣 。 旧录既不之取 ,今亦不欲特收 ,姑别 定为一 篇 ,使居八卷之外 ,而并著 洪说 于其后 。 朱熹认为扬雄之《反离骚》,实为屈原之罪人 ,前人既然未选人 ,朱熹《楚辞集注》也不予 录入 ,而是置于《楚辞后语》中 ,并将洪兴祖的批评 附在其后 ,以供读者品鉴 。不仅如此 ,朱熹还将扬雄 与宋玉 、司马相如 、贾谊等人 比较 ,认为扬雄作品 为最下 :

自原之后 ,作者继起 ,而宋玉 、 贾生、 相 如 、 扬雄 为之冠 ,然较其 实,则 宋、 马辞有余而理不足 ,长于颂 美而短 于规过 ;雄乃专为 偷生 苟免之计 ,既与 原异趣 矣 ,其文又 以模拟掇拾之故 ,斧凿呈露 ,脉理 断 续 ,其视 宋、 马犹 不逮 也 。朱熹指出扬雄远不如宋玉 、 司马相如 ,其实是抓住扬雄 贪生怕死之事 ,同时也是对扬雄攀附新莽政权的痛恨 ,认为此乃失节。 朱熹在《楚辞后语 ·序》中说 :

至于扬雄 ,则 未有议其罪者 ,而余独 以为 是其失节 ,亦蔡琰之俦耳 。 然琰犹知愧 而 自讼 ,若雄 则反讪前哲 以 自文 ,宜又不得与琰比矣 。今 皆取之 ,岂不以夫琰之母子无绝道 ,而于雄 则欲 因《反骚》而著 苏 氏 、 洪 氏之 贬词 ,以 明天 下之 大戒 也 。

朱熹批评扬雄之罪乃是失节 ,并将他与汉 中郎蔡 邕之女蔡琰相 比较 。 蔡琰为胡骑所虏 ,为 匈奴王生二子 ,后 曹操 以重金将蔡琰赎 回。 朱熹认为两人 同属失节 ,但 蔡琰犹知后悔 ,而扬雄却反讽前贤 ,又不能与蔡琰相比 ,扬雄 以《反离骚》而招致贬词 ,足可以明大戒 。朱熹在《楚辞后语》中 为《反离骚》作序 ,对扬雄其人其赋都予 以严厉批评。 他据史书 对扬 雄其人之本末加 以阐述 ,认为早在王莽为 安汉公时 ,扬雄作《法言》将王莽 比为伊尹 、周 公便是阿谀 。 后王莽篡汉之时 ,扬雄趋附王莽 ,得以升迁 ,又献《剧秦美新》来谄媚王莽 ,得 以校书天禄阁 。 后因刘 寻事牵连 ,扬雄恐惧 ,至投 阁未死 ,招致京师人讽刺 。 朱熹便断定扬雄为 屈原之罪人 ,其赋《反离骚》为《离骚》之谗贼。朱熹 的批评还表现在《楚辞后语》中他注释《反离骚》时 ,不 断指 出扬雄 的错误 。 以下试举几例说 明。如在注释 “精琼靡与秋菊兮 ,将以延夫天年。临泪罗 而 自陨兮 ,恐 日薄于西 山”一句时 ,朱熹说 :“此又讥原欲餐玉以延年 ,而反怀沙 以求死 。 盖雄知 生 固我所欲 ,而不知所欲有甚于生者故也。 ”在注释“ 累既攀夫傅说兮,奚不信而遂行?徒恐鹎鹅之将鸣兮,顾先百草为不芳”一句 ,他说:“言既慕傅说,何不 自信其言而遽去,徒以鹎鹅之将鸣为忧,而不虑反先百草以就死也。余音义亦见《骚经》。然傅说乃巫咸之语,雄误以为原 词也。 ”[51 朱熹先解释此句意思 ,然后认为这是巫咸所说之话 ,而扬雄错误地 以为是屈原 所说 。

他还将“ 既亡鸾车之幽蔼兮 ,焉驾八龙之逶迤?临江濒而掩涕兮 ,何有《九招》与《九歌》”一句解释为“ 此言原实无车可乘 ,无 马可驾 ,又方就死湘渊 ,何有歌舞之乐?讥《骚经》之言不实也 ”。对于 “昔孔子之去鲁兮 ,斐斐迟迟而周 迈 。终 回复于旧都兮 ,何必湘 渊与 涛濑 ”一 句 ,朱熹认为孔子之事与屈原之事全不相 同 ,“孔子 ,异姓之 臣 ,其去鲁也 ,但乱政耳 ,未有危亡之爨也 ,可去而去 ,可归 而归 ,与屈原事全不相 似 ,雄说误矣 ” 。

朱熹在注释《楚 辞》时 ,对扬雄及其《反离骚 》是持批评否定态度 的。 他对扬雄失节之事念念不忘 ,以至在撰写史书《资治通鉴纲 目》中都著扬雄 以贬斥之词。他在与友人尤延之 的书信中曾讨论过此事 :

蒙教扬雄 、 荀或二事 ,按 温公 旧例 ,凡莽 臣皆书“死” ,如太师王 舜之类 ,独 于扬雄 匿其所受莽朝官称而以“卒” 书,似 涉曲笔 ,不免却按本例 书之 日“ 莽大夫扬雄死” ,以为足 以警夫畏死失节之流 ,而初 亦未 改温公 直 笔之 正例 也 。

垂喻扬雄 事 ,足见君子 以恕待物之心。 区区鄙意正 以其与王舜之徒所 以事莽者虽异 ,而其为事莽则 同,故窃取赵盾、 许止之例 而概 以莽 臣书之 ,所以著万世 臣子之戒 ,明 虽无 臣贼之心 ,但 畏死贪生而有其迹 ,则 亦不免于诛绝之罪。 此正《春秋》谨严之 法。 

朱熹指出 ,对当年攀附王莽的大臣,按司马光著作《资治通鉴》之旧例 ,都须写“死” ,而对于扬雄则有所 隐匿而以“卒”书 ,可以按照例书改为“死” ,这样可对那些失节畏死之人以示警戒 。 而这正是《春秋 》笔法 。 不仅如此 ,朱熹晚年与诸生讲学 ,经常让学生评价董仲舒 、扬雄 、王通 、韩愈 四人优 劣 ,并对扬雄其人其 学予 以批评 :

扬雄 则全是黄老。 某尝说 ,扬雄 最无用 ,真是一 腐儒 。 他到 急处 ,只是投黄老。 如 《反 离骚》并“ 老子道德”之 言,可见这人更无说 ,自身命也奈何不下,如何理会得别事?如《法言》一卷 ,议论不 明快 ,不了决 ,如其为人。 他见识全低 ,语言极呆,甚好笑 ! 荀、扬二人 自不可与王韩二人 同 日语。

朱熹这里指出扬雄之学 出于黄老 ,并认 为扬雄是腐儒 ,最无用 ,对其《反离骚》中著 录老子之言予以批 评 。

以上说 明朱熹确实对扬雄攀附新莽政权极尽批评讽刺 ,但如 果以此认为 朱熹对扬雄 只持全盘否定态度 ,那也不对 ,其实他对扬雄深沉会思索之处也表示过赞赏 ,只是他对扬雄之学问还是 以批评居多 ,据《语类》记录 :

立之 问 :“扬 子与韩文公优劣如何 ?” 日 :“ 各 自有长 处。 韩文公见得 大意 已分明,但 不曾去子 细理会。 如 《原道》之类 ,不 易得也。 扬子云为人深沉,会去思索。如 阴阳消长之妙 ,他直是去推求。 ” 一学生 问,扬雄与韩愈孰优孰劣?朱熹 回答 ,两人各有所长 ,韩愈文章如《原道》见得 大意分明 ,但学 问做得粗疏 ,而扬雄好学深思 ,所见如阴阳消长的妙处 ,他都能去推求 。他评价说 :“扬子云韩退之二人也难说优劣。 但子云所见处 ,多 得之老氏,在汉末年难得人似它。 亦如 荀子言语亦多 病 ,但就彼时亦难得一 人如此 。 ”朱熹指出扬雄 、韩愈难分优劣 ,扬雄所见多 得老子之学 ,但在其所处汉末那个时代来说 ,当 时难得有人能像他那样有 学问。 就像苟子一样 ,虽然言语也多不对 ,但那时也难得一人可与之相 比。 朱熹将扬雄学问 与韩愈 、荀子比较 ,还是能历史地看待扬雄 的学问成就。

问扬雄 。 日:“雄之 学似 出于老子。 如《太玄》日 :‘ 潜心于渊,美厥灵根 。 ’ 《测》日 :‘ 潜心 于渊 ,神不昧也。 ’ 乃老氏说话 。 ” 问:“《太玄》分《赞》于三百六十六 日下,不足者乃益以 ‘ 踌赢 ’ ,固不是 。 如《易》中卦气如 何?” 日 :“ 此 出于京房 ,亦难 晓。 如《太玄》中推之 ,盖有 气而无朔矣 。 ” 问:“伊 川 亦取雄《太玄》 中语 ,如 何 ?” 曰:“ 不是取 他 言 ,他 地 位 至此 耳 。 ”学生 问扬雄 ,朱熹指 出扬雄之学 出 自老子 ,但也有不是处 。 当 学生 问朱熹所推崇 的程颐亦取扬雄之学时 ,朱熹认为这与扬雄学问的地位有关 ,这里暗含的意思是扬雄学问本来就有很高成就 ,他对扬雄 学问成就并非视而不见 。

叉问 :“程子谓 ‘ 扬子之 学实,韩子之学华’ ,是如 何? ” 曰 :“ 只缘韩子做 闲杂言语 多 ,故谓之 华。 若扬 子 虽 亦有之 ,不如 韩子 之 多。 ”

学生问,程颐认 为扬雄学问实在 ,而韩愈学问浮华 ,这又怎么解释呢?朱熹说那是因为韩愈做 闲杂言语 比较多 ,而扬雄虽然也有 ,但 比起韩愈 ,还是要少 。 其实学生 的追问说 明朱熹平时批评扬雄很多 ,但学生认 为连程颐都对扬雄表示赞赏 ,这又作何解?朱熹在这时候 ,颇能抛开扬雄是莽大夫 的成见 ,对扬雄学问做客观 的评价 ,但这些评价里有些勉强 的意味 ,事实如此又不得不承认 。 朱熹有时候讲学 ,就直接引用扬雄之学 ,他说 :“扬子云谓南北为经 ,东西为纬 ,故南北为纵 ,东西为横 。 六国之势 ,南北相连则合纵 ,秦据东西 ,以横破纵也。 盖南北长 ,东西短 ,南北直 ,东西横 ,错综于其 问也。 ” 

三 、 原 因探 析 及评 价

这里有一个很有趣 的现象。朱熹对于扬雄《反离骚》中用老庄之言 ,是持批评态度 的。这 可以与贾谊《鹏鸟赋》中著录老庄之言进行 比较 。贾谊在赋作中加 入老庄之言曾招 致 司马迁批评 :

史公读之 ,叹其 同死生 ,轻去就 ,至 为爽 然 自失。 以今观之 ,凡谊所 称 ,皆列御 寇、 庄 周之 常 言,又为伤悼无聊之故 ,而籍之 以 自诳者 ,夫 岂真能原始反 终 ,而得 夫朝 闻 夕死之 实哉 ! 谊有 经世之才 ,文章盖其余事 ,其奇伟 卓绝 ,亦非司 马相 如 辈所能仿佛 。

朱熹反驳 司马迁并对贾谊在赋作 中加 入老庄之言表示 理解 ,认 为贾谊乃经世治 国之才 ,而作文章乃其余事 ;对于扬雄 《反离骚》中加入黄老之言 ,朱 熹则认 为这人更无说 ,见识极低 ,语 言也呆板 。 何以相 同之举措 ,却 招 致不同对待?

有学者认 为朱熹批评扬雄是 出于政治原因 :“朱熹为什 么要对扬雄深恶痛绝 呢?我们认 为这是 因为扬雄是屈节 以侍新莽的贰 臣 ,朱熹对扬雄进行批判 ,也就是对毫无 民族气节的秦 桧等人进行鞭挞 ,这是一种借古讽今的斗争手段 。 ”不错 ,朱熹是主战派 ,他对秦桧等投 降派恨之入骨 ,每到一处 ,看到秦桧祠便要捣毁之。 他在给皇帝上封言事 时也多次 明确表示 自己对金抵抗 的强硬主张。 这种政治 因素也确实是朱熹对扬雄批评 的重要原因。 而政 治原 因的背后 ,追根溯 源 ,却还得从朱熹的道文观念说起。

朱熹持道文统一并 以道在文先的道文观念 ,认为 “ 即文以讲道 ,则 文与 道两得 而一 以贯之 ,否则亦将两失之也”,表示文与 道是一 以贯之 的统一 关系 。 同 时他又说 :“道者 ,文之 根本 ;文者 ,道 之枝叶。 惟其根本乎道 ,所以发之于文 ,皆道也。 ”朱熹表示“这文 皆是从道 中流出 ”。朱熹认为 ,道者乃性之形体 ,而“性是心之道理 ,心是主宰于身者 。 四端便是情 ,是心之发见处 。 四者之萌皆出 于心 ,而其所 以然者 ,则是此性之理所在也” 。性有仁 、义 、礼 、智 、信等道德 ,性为 心之本体 ,“心有体用 ,未发之前是心之体 ,已发 之际乃心之用 ”生即理 ,而情感 、意志 、学 问 、文章 ,都是心之用 ,由心 中发出 。 文从道 中流出 ,因文都由心所写 ,譬如“三代圣贤文章 ,皆从此心写 出 ,文便是道”【7] 。朱 熹认为 性无不善 ,待发用 之后 ,便有好有坏 ,而人之情感 、学问 、文章都根于心 ,唯有圣人之心无不正 ,所言无不为 经 ,“圣贤之心 ,既有是精明纯粹之实以旁薄充塞乎其 内,则其著见于外者 ,亦必 自然条理分明 ,光辉发越而不可掩盖 ,不必托于言语 、著于简册 ,而后谓之文,但 自一身接于万事 ,凡其语默动静,人所 可得而见者 ,无所适而非文也”。

圣人之心精明纯粹 ,发而为言 ,也就是《六经》,朱熹进而认为 “道在《六经》,何必他求 ”⋯ 。这样 ,朱熹考察一个人 的文章 ,并不单单从其文字角度看 ,而是首先关注“道” 的层面 ,而道又需要从心之所发用 处观察 ,所 以他从 不喜欢就文章而讨论文章。 他不是追求文章背后所蕴含 的道 ,而是通过对一个人 的道德以及情感 、意 志 、行为 等多 方 面考察后 ,才确定文章好坏 ,也就是看文是否 由心所发 ,亦即文章是否从道 中流出 。 这样看来 ,他对扬 雄与贾谊 的不同态度就很好理解 ,他批评扬雄 ,便是因 为他攀附新莽政权之事进而否定其人及其作品 ,对贾谊的推崇也 主要是因为贾谊有经世安邦之才进而对他的《吊屈原赋》、《鹏鸟赋》极其推崇而增人《楚辞集注》。这里可增添一则材料加以佐证 ,如朱熹《楚辞后语 》中录入班婕妤之《自悼赋》时,对其文辞加 以评述之后 ,便对其德行 、学问进行夸赞 :

至其情 虽出于幽怨,而能引分以 自安 ,援古以 自慰 ,和 平中正,终不过 于惨伤 ,又其德性之 美,学问之力 ,有过人者,则论者有不及也 。呜呼贤哉 ! 《柏舟》、《绿衣》见录于经,其词义之关,殆不过此云。朱熹认为 班婕妤之《自悼赋》,文气平和 中正 ,并不过于凄惨忧伤 ,加之班婕妤本人德性贤淑 、学识过人 ,以往评论者皆有所未论及 ,此等贤人之作 当可与《诗经》之《柏舟》、 《绿衣》相媲美 。朱熹考 察扬 雄其 人 ,对他 的德 行方 面很不满意 ,但是对他 为学 的好学 深思处也 不得不客观评价 ,所以即使他在注释《楚辞》时对扬雄深恶痛绝 ,但晚年在与学生讨论学问时 ,对扬雄 的学 问在批评 的同时也有所肯定 。 所以他对扬雄是抱着极其复杂 的态度 的。但总 的来说 ,他对扬雄还是 以批评居多 。 后学对朱熹批评扬雄 ,有 赞 同也有 反 对 。 这里试列 举几家 。

明代张旭也 同意朱熹之说 ,认为 :“ 以故扬雄之《反离骚》、蔡琰之《胡笳 》,朱子亦不 去焉 。盖琰 以失节之妇犹知 有子 ,而雄 以名世大儒反不知有君。 故两存之 ,其责之之意深矣。 ”如①张旭批评扬雄为 世间 大儒但不知 有君 ,这是应该受到 责备 的。 明代蒋之翘也持同样 的观点 ,对朱熹 的见解表示赞 同 :“况乎相 如 以浮词媚主上 ,雄为莽大夫而复反其意以 自文过 ,倘 屈氏有鬼 ,必执罪而问之 ,是尚得并称欤?”清代方苞则对朱熹提出批评 ,指 出他批评扬雄 的不对之处 :“朱子定《楚辞》,删《七谏》、《九怀》、《九叹》、九思》,以为类无疾而呻吟者 ,卓矣 。而极诋《反骚》,则 于其词 旨 ,若未详也。 吊屈子之文 ,无若《反骚》之工者 ,其隐疾幽愤 ,微独东方 、刘 、王不及也 ,视贾 、严尤若过焉 。今人构疾罹祸殃,其泛交相慰劳 ,必日此无妄之灾也 。戚属至 ,则将咎其平时起居之无节 ,作事之失中 ,所谓垂涕泣而道之也 。雄之斯文 ,亦若是而 已矣。 知《七谏》、《九怀》、《九叹》、 《九思》之虽正而不悲 ,则知雄言虽反而实痛也 。然雄之末路诗张苟免 ,未必非痛屈子之心所伏积而成。 文虽工 ,其所以为文之意则悖矣 。 岂朱子恶其 为文之意 ,于词指遂忽焉而未暇以详与? ” 坊 苞认为朱熹删去东方朔 、王褒 、刘 向 、王逸等人 四篇赋作 ,这是正确做法 ,但极其诋毁《反离骚》,却是不对。他指 出吊念屈原之文章 中,无如《反骚》之工整与沉痛者 ,(  谏》、《九怀》、《九叹》、《九思》之篇虽然形式端 正但其实感情并不悲痛 ,而扬雄《反骚》虽然著反词而其实情感沉痛。今人姜亮夫也支持方苞所言 ,对扬雄表示理解 ,他说 :“《反骚》已人《后语》,今复人 录者 ,宋 以来论 《反骚》之当 录与否 ,多有争论 。 至《后语》刻本 中 ,有直删去之者。 大概 以雄 为莽大夫 ,事二姓 ,不足以污屈原者。 士处不得 已之时 ,如 构疾罹祸 ,则反言 以自慰 ,亦聊以慰其私痛 ,方氏言之悉矣 。 ”

历史客观地看待朱熹批评扬雄 及其 《反离骚》,就知道朱熹批评扬雄 ,其实是与 当时 的政治环境相关 ,也与朱熹 自己的道文观有关 ,离开 了当时的环境以及朱熹的学问体系单纯来或褒或贬地评价朱熹对待扬雄 的态度是没有任何意义 的。

四 、 结语

作为理学家的朱熹 ,他对文学作品的评 价始终离不开 以“ 道为根本” 的标准 ,而“道 ”则为人心之本体——性 ,心之发用 而为人之情感 、德行 、意志 、学问,对文学作 品的作者之德行的考察 ,便影响他对文学作 品本身的评价。扬雄攀附王莽政权是其德行之污点 ,这便是朱熹对扬雄及其《反离骚》进行批评 的重要原 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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