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民族传统的“春秋笔法”

黎荔

中国古代把颜色分为正色和间色两种，正色是指青、赤、黄、白、黑5种纯正的颜色，间色是指绀（红青色）、红（浅红色）、缥（淡青色）、紫、流黄（褐黄色）5种正色混合而成的颜色。按照周礼衣冠制，正色和间色是明贵贱、辨等级的工具，丝毫不得混用。据周礼规定，诸侯所戴的头冠应该是黑布麻带，而公元前8世纪春秋时代鲁国君主鲁桓公却喜爱玄（透暗红的黑色）冠，以及紫色的冠带。而首位将紫服当做皇袍的，是春秋时期的第一位霸主齐桓公，据《韩非子·外储说左上》记载：“齐桓公好服紫，一国尽服紫。当是时也，五素不得一紫。”正所谓上有所好，下必甚焉，这对当时传统五正色的色彩观与礼教来说，是大逆不道的行为。孔子因维护周礼而厌恶紫色，他认为周代尚赤，以朱为正色，紫只属杂色，是间色，今紫色抢走了朱色的地位，是逆篡。所以《论语·阳货》中有“恶紫之夺朱也，恶郑声之乱雅也，恶利口之覆邦也”——这就是春秋笔法，一语双关，意思不单指颜色之争，话中还有反对朝代遭逆篡的政治含义。用笔如此隐曲，背后却有着立场，以春秋大义来论断，耸善而抑恶，一字定褒贬，墨气四射，意表无穷。

“春秋笔法”，亦称“微言大义”，是我国古代的一种历史叙述方式和技巧。大多认为由孔子首创，因为该词出处为《春秋》。《春秋》是春秋时期鲁国的编年体史书，相传为孔子所作。孔子常用不太明显的字眼委婉的表达自己的倾向，没有像一般的史书那样直接的点明褒贬，而是寓褒贬于曲折的文笔之中。作为一种史学上的笔法，“春秋笔法”一直被历代中国文人运用在各种文字体裁上，如诗歌、小说、议论。如今还被运用在现代新闻报道中，在《南方周末》的一些报道中就可以窥见其踪。《南方周末》从前“让无力者有力，让悲观者前行”的批评色彩看上去过于激进，从新闻舆论导向与社会稳定的层面出发，它近来一直受到宣传部门的批评，这无疑是其风格转变、越来越趋向“春秋笔法”的一大根源。

委婉的表达倾向，不直接表明态度，而是以曲折迂回的方式让人知道；同时用词极其精微，一字置褒贬，简练而含蓄地点评人事。春秋末年鲁国太史左丘明对这种文章笔法，概括为“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污，惩恶而劝善”。我觉得，“春秋笔法”实在是一笔重要的文化遗产。微词曲笔，这是极俏皮的笔法，从字面上读不出什么意味，全靠氛围、语气来达到反转的效果。行文中虽然不直接阐述对人物和事件的看法，但是却通过细节描写，修辞手法（例如词汇的选取）和材料的筛选，委婉而微妙地表达作者的主观看法，这是多么高妙的文笔手段。纯正的“春秋笔法”不是含沙射影、指桑骂槐，不夹带私货，不存私心杂念。“孔子作春秋，乱臣贼子惧”。当时的国君、大夫得春秋一字之褒者，其荣甚过天子之命服，得春秋一字之贬者，其辱过于天子之刑戮。所以孔子说：“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此即“寓褒贬，别善恶”。在这个意义上，春秋笔法是披着曲笔外衣的直笔，秉持大义，不偏离，不歪曲，不隐瞒。如《春秋左氏传》中的名篇《郑伯克段于鄢》一文中，郑国国君灭弟弟段的做法很阴险，所以称其为伯，而不称为庄公；弟弟不像弟弟，所以称段，而不称弟；兄弟间像两国国君作战，所以称克。如此，作者对整个事件的好恶褒贬就都表现出来了。兄之老谋深算，弟之骄纵贪婪，兄弟之间为了夺君位而你死我活的恶斗，全部透露出来。称庄公为“郑伯”，是讥讽他对弟弟失教；共叔段不遵守做弟弟的本分，所以不说他是庄公的弟弟；为了争夺王位，骨肉至亲成为殊死仇敌，以一“克”字讽之。简单的言语，透露出史家的社会价值观和道德的评判。不着一褒字，也不着一贬字，而褒贬自在其中。这种手法，正是《春秋》一书所用的手法。郑国最高统治者内部夺权斗争的尖锐性和残酷性，难道不能透过这些有意味的文字得以充分领会吗？

在现当代作家中，深得春秋笔法、精于讽刺者无过于鲁迅。高水准的鲁迅杂文，不是近乎谩骂的“丧家的资本主义乏走狗”此类写法，而是将严于斧钺的诛心之笔，藏于明褒暗贬、注彼写此、旁敲侧击之中，从而锻造出独具匠心的具有巨大表现力的行文笔法。我们都熟知的《故乡》中，关于杨二嫂的描写，就是褒贬不着一字的鲁迅式的春秋笔法。杨二嫂是怎样一个人，她的自私贪婪、恣睢放纵，已经用自身的言语和动作显露得清清楚楚，我们完全可以意会得到，鲁迅暗寓在语言背后的感情倾向，至于到底是谁——闰土还是杨二嫂——在草灰中埋藏了碗碟？当小说结尾，母亲似乎用平静的口气向“我”复述这次蹊跷的埋碗事件时，那段隐含多重意义、值得细细分析的文字本身，已将作者的言外之意传达给读者了。

在近世数百年来，春秋笔法写得最好的，我认为无过于《红楼梦》作者曹雪芹。《红楼梦》题眼所在是要戳穿这个世界，以“虚敲旁击之文，反逆隐曲之笔”，在“文字狱”的乾隆王朝达到讽世的目的，但正面猛攻根本不可能，于是曹公采取了倾斜的写法，“皮里阳秋”的笔法。对于《红楼梦》这种春秋笔法，并不是所有现代作家都能读懂并加以赞赏的。也有人因曹雪芹的曲笔，“写得异常闪忽、迷惘，不可捉摸”，而搞不清楚“作者对于贾府一群人的行为和声誉，到底是揭露还是掩饰？”并认为：作者对于所塑造的人物，应有批判的倾向性，划出肯定或否定的明白界线，不能含糊摇摆，造成颠倒迷离的感受，教读者无从辩认其是非爱憎之所在。”这显然是没有真正读懂《红楼梦》的曲笔微词的叙事策略，没有咀嚼领会到传统小说的“藏闪”之法，而陷于非此即彼的简单化思维。真正读透了《红楼梦》的现代作家，无一不称道“雪芹游龙莫测之笔”，这也是《红楼梦》最难学的地方，能够学得个中三味者，无一不是现代作家中的顶尖高手。因为，能够使出避实就虚、转闪空灵的笔法，必须要是灵机妙悟的聪明人不可。例如，鲁迅行文不事渲染，常用简约的文字传达丰厚的内涵，漫不经心似的一笔带过，但效果恰似“一石击起千层浪”，说到行文的曲径通幽、别有意趣，现代作家中少有能与鲁迅匹敌者。举个例子，鲁迅小说《肥皂》描写道学先生的变态性欲，就颇得“言虽在此，意实在彼”的“柳藏鹦鹉”法，写得旁敲侧击、笔笔生姿，连小说中的当事人四铭，也对自己的骚动浑然不觉，最后被明眼妻子一针见血指出时，读者才猛地回过味来。正是“无字处皆其意”，这种笔法，需要读者细读揣摩，“睹一事于句中，反三隅于字外”。

从鲁迅到周作人，周氏兄弟都是既懂得热嘲，也深明隐讽之道的，所谓隐讽，其妙在隐，使人不知道这是讽，才可以收潜移默化之功。他们的杂文中常用似断实连的结构，或是才一触及问题便故意戛然而止，或是在引用材料之间不加综合联缀的话，或是附记长过正文，表示有更深更痛的意思无法写出，这些留下空白的地方，都是为了避免行文刻露，而引导读者自己用思考去补充、去深入。

《春秋》之有微词，史家之多曲笔。如果不能公开叙事，便只能隐蔽叙事，运用“春秋笔法”是最好的解决途径。微言大义或者春秋笔法，为什么一直被中国古代的文论传统所褒扬，并且成为中国文化的一种特有现象？我们中华民族栉风沐雨的艰难历程，如何削成这样一支文笔？我要虚心向孔子、左丘明、欧阳修、曹雪芹、鲁迅、周作人等先贤往圣学习“春秋笔法”，在精妙的汉语的字里行间提炼出“深意寓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