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写作此文，决没有为魏忠贤洗地的意思，只是希望能以最理智的态度来梳理明末这犹如一团乱麻的时局，进而寻出些于人有所裨益的东西。自古“宦官之祸”无代无之，而其中又以汉、唐、明三代为盛。但今人却又独知明代“宦官之祸”的惨烈，殊不知的汉唐之较于明代，其犹有过之而无不及。那么，这种认知层面的讹误究竟因何而成形呢？在此，我将依据相关史料，并结合个人的理解谈些不成熟的想法，借以抛砖引玉，请教方家~
一：汉家自有制度——明代宦官预政的必然性
自明太祖朱元璋“废丞相而行六部以来，天下事务皆由皇帝一人负担，百官群僚但承其事而已”。但人终究人，血肉之躯又怎能和钢筋铁骨的机器相提并论。面对每日“交章叠奏、亟待处理”的百官文牍，纵然精力充沛如朱院长者也有经受不住的时候。
但赤贫出身的朱元璋对天下读书人似乎有种天然的抵触和不信任。虽然明知道治天下离不开文人士子的道理，但对权利的贪恋使他无时无刻不对朝中大臣们保持着极强的戒备。于是乎，亲口规定“宦官不得干政”的朱元璋只能不得不“言与行违”的依赖起身边的宦官。洪武八年（公元1375年）朱元璋派内臣赵成赴河州互市。而这不仅成了有明一代历史上最早的宦官外出行使政权的案例。虽说在洪武朝宦官预政并未对朝政产生实质性的影响，但“首开先河”的专断作风却毫无疑问的成了后嗣之君更张祖制的借口。
宣德元年（公元1426年），喜好斗蛐蛐的明宣宗朱瞻基一面感叹每日工作的繁剧，一面为了腾出时间来发展个人兴趣。在经过多方思索和全面考虑之后，在后宫设立了“内书堂（太监学堂）”公开挑拣“秉性醇厚、姿性敏慧”的少年太监入学，进而提高宦官们的文化水平，开拓眼界，以便学成之后能够帮助皇帝处理朝政——遵照内阁票拟的字样，御笔朱批回复群臣。
而因为“内学堂”在宣宗朝成效显著，且又能满足后世帝王懒政、惰政的主观欲望。所以“太监读书、辅佐君王”成了明代皇权政治的一大特色。并为日后愈演愈烈的宦官预政、干政、乱政拉开了序幕，买下来了伏笔。
二：明代宦官集团的适应性和特殊性
明代宦官虽然手握“御笔朱批”的批红权，兼任“监察侦探”的东西厂卫。但却依然没能像汉唐两代的宦官那样到达——随意拨弄、操持、甚至于废立皇帝的地步。因为究其实质而言，明代庞然大物的宦官群体，不过是“狐假虎威”的“黔之驴”罢了。
明代的宦官虽然手握重权、势倾中外。但无论是“批红权”还是“东西厂卫”都直接来自于皇帝，且只服务于皇帝。所谓“权势煊赫、威势绝伦”的大太监在皇帝眼中也不过是区区工具和棋子罢了。他们之所以能够肆行无忌、猖狂放诞，一方面是因为选择他们的君王觉得他们乖巧听话，能够“默揣上意，毅然行之，生死不顾，无所避忌”。另一方面则是由于通过宦官的缓冲，明代的帝王可以避免直接与文官集团的争斗，进而甩锅于宦官集团，一旦形势所需，他们可以马上转变策略，铲除宦官集团或者替换文焕集团。如此，一旦内廷和外廷形成势均力敌的良好态势，朱家王朝的帝位也就可以稳如泰山，万世一系了。
总而言之，明代的宦官就像是寄生虫，又像是牧羊犬。无论多么的“形状恫吓、张牙舞爪、面目狰狞”，终究是寄宿于人，操持在彼。一旦皇帝有所不虞，其本人也就权势顿消，只能“俯首帖耳、坐以待毙”。而这也就是为何终有明三百年，宦官之祸虽然惨烈，但又皆在控制之内，虽屡有巨阉崛起，但终究没能幻化形状，形成气候，制霸天下的原因。
三：魏忠贤阉党的形成和覆灭
严格讲来，以魏忠贤为首的阉党的形成充满了偶然和巧合，一介庸奴魏四得以成长为数千年来数一数二的巨阉大憝，决然离不开东林党的“细致关怀和大力扶持”。
形成：公元1620年，万历皇帝驾崩，失势数十年的东林党人因为在“国本案”中的出色表现，依仗庸碌寡识的泰昌帝顺利上位。同年，泰昌驾崩，年仅十六的天启帝朱由检继位，眼界卓识的东林党人借着“红丸案”“移宫案”两大公案继续执政。
但“身在高位，取决国事”的东林党众不仅没能“经营疆惕，为国绸缪”。反而在朝廷之上大搞“白色恐怖”，他们“党同伐异、排除异己”，将不屈从、不顺服、不投效的百官同僚一律排挤、打压。借此来经营所谓的“众正盈朝的东林帝国”。其用心之险恶，手段之残忍，行事之卑劣。大有“睥睨千古，超迈古今”之势。
天启四年（公元1624年），刚刚经历过“封疆案”的东林党人在基本统一外廷之后，有党魁杨涟等人牵头，终于对内廷太监魏忠贤发起冲锋，他们以“迫害先帝旧臣，违制干预朝政，导引君恶，乱逞淫威”的罪名要求天启帝“大奋雷霆，集文武勋戚，敕刑部严讯”将（魏忠贤）以正国法。话说天启虽然“弱质”，却并非“傻痴”，原就对东林党众在“封疆案”中的表现大失所望，并且已经逐渐识破东林面目的天启帝索性反其道而行之，提拔魏忠贤为司礼监秉笔太监，兼领厂卫。
而骤升机要的魏忠贤在经过短暂的彷徨之后，随即改名易字——魏进忠改为魏忠贤，字完吾。并在“圣心”体贴入微的关照下，迅速集结深受东林党人挤压、打击的朝臣百官。自此，一个以魏忠贤为首的，汇聚了当时朝中除了东林党人以外的绝大多数朝臣的被冠以恶名的“阉党集团”就此诞生。而刚刚成型的阉党首当其冲的一件事，就是以雷霆万钧的手段不遗余力的“清扫”东林党的势力。
因为有了皇帝照拂的阉党很快在朝廷之上占据优势地位，东林党和阉党陷入一种微妙的平衡，原本气势汹汹、波诡云谲的朝堂得到了难得的安宁。诚然，在阉党的发展过程中，限于魏忠贤半文盲的特质，自然也是良莠不齐、泥沙俱下。所以在制衡东林党的同时，或因为东林党的刻意宣传，也因部分阉党党众的肆无忌惮，阉党之名大臭，天下人莫不咬牙切齿，恨不能“生食其肉而寝其皮”。但即便如此，依然无法掩饰所谓“阉党”即是“帝党”的本质。
覆灭：公元1627年，青春正盛的天启帝溺水惊悸而亡，年仅十七的崇祯继位。早在蕃邸即颇闻阉党恶名的崇祯虽对魏忠贤深恶痛绝，但却在表面上采取了不动声色的手段，这一阶段，可谓是魏忠贤和崇祯帝之间相互试探、彼此调和的时候，是暴风雨前的宁静。
而对自身处境极为了然，迫切希望取得崇祯信赖，以期能够顺利完成由天启爪牙向崇祯爪牙的成功过渡，崇祯继位后不久，魏忠贤即亲自上了一道名为《久抱建祠之愧疏》的奏章，试图以此取悦崇祯。可惜颇受东林调教，不谙帝王权术，矢志清楚阉党的崇祯皇帝却并不打算就此绕过魏忠贤。只一味地虚与委蛇，并不曾明确表态，眼见如此，阉党谋臣崔呈秀通过崇祯暧昧不定的态度断定崇祯势必要对阉党下手。但即便如此，他除了劝魏忠贤先下手为强之外，却也别无他法，只能坐待铡刀而无可奈何。
崇祯元年（公元1627年），海盐县贡生钱嘉征上疏弹劾魏忠贤，期中所列罪状十条：
“一、并帝；二、蔑后；三、弄兵；四、无二祖列宗；五、克削藩封；六、无圣；七、滥爵；八、掩边政；九、伤民财；十、亵名器。”
得奏之后的崇祯于是宣召魏忠贤，当面“宣读弹章”。声势绝伦的魏忠贤不禁“肝胆俱裂，震恐伤魄”，赶紧引疾辞职，希望能得崇祯垂怜而保全首领。崇祯趁势罢免“魏氏一切权”，将其发配至“中都凤阳祖陵司香”。同年，魏忠贤悬梁自尽，一代权阉就此灰飞烟灭。尔后，崇祯帝大肆清算魏氏阉党。
当此之际，天下臣民无不歌功颂德、纷纷以圣君期崇祯。只可惜“乐极往往生悲”再度执政东林党并没见得比魏忠贤能耐多少。崇祯二年，夸言“五年复辽”的袁崇焕“矫诏”杀了东江总兵毛文龙。失去肘腋之患的满清趁势入关。天下大势遂渐至不可复挽之境。而身为“圣人门徒”的东林党不仅没有救国良策，而且又开始忙着“相互推诿、攻讦不断”。
可叹这群手握笔杆、口诛笔伐即是驰骋天下、澄清寰宇的东林圣手，除了党争、清谈、吹牛之外终究没有其他能耐。而“立志振刷纲纪、重建大明盛世”的崇祯皇帝直到此时才真正认清形势，奈何“悔之晚矣”从此也只能“任人拨弄，与国沦亡”。
四：文人一支笔，杀人不见血
“以太监为耳目，探查百官、窥伺天下”本是历代帝王惯用的伎俩。毕竟，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见惯了皇位权争的他们。猜忌，几乎成了血脉遗传的天赋。自古以来，多有谋朝篡位的文武将相，但又何曾有过登基称帝的宦官阉人？“千金之子坐不垂堂”失去了以太监为爪牙之士的皇帝跟瞎子又有何区别呢，明末崇祯之事足为垂戒。
历观二十四朝以来的“宦官专权乱政”之事，明代的宦官集团完全不具备与汉唐两朝的“宦官之祸”相提并论的资格。因为，无论是其党人的构成、权利的来源以及对朝政的掌控和影响，明代的宦官们都远逊于汉唐两朝，纵然是朱明末期“权倾天下”的魏忠贤，在权斗之际，也不是帝位尚未稳固的新君崇祯的一合之敌。
“明亡于党争”看似公允和平的言论之后，我们批判的最多的却是“阉党”，同情的怜悯的则是“东林党”。可一旦当我们翻开历史图册，考察当时时势，孰是孰非或许与我们的来本所知大相径庭。
“（阉竖之祸）祸烈昭著，远甚朱明者多矣，而独明代阉宦之祸昭烈，推源其理，无非东林君子为之揄扬激切，以致使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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