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宝木笑
2010年代进入最后一个月，某公众号写了一篇《贪财的鲁迅》，作者将鲁迅描述成一个唯利是图的商人，说鲁迅“凭借过人的商业天赋，在文字变现上实现了利益最大化”、“殊不知离开了独立的经济来源，鲁迅的骨头还能硬多久”，在文章结尾作者又卖起了理财课……这件事在网上引起轩然大波，广大网友特别是年轻人并没有像此文作者估计的那样——被他的“妙论”倾倒，自然也没有买他的理财课。相反，无数人在力挺鲁迅，大家站出来说话的那份愤怒，在默默传达着一个信息：即使在商业化发达的今天，一个民族的精神底线依然是不可触碰的。
那位身体瘦削，皮肤黄里带白，脸色憔悴如大病初愈，留着隶书“一”字须，头发仿佛根根直立的先生，其实早已成为我们这个民族的精神底线之一。这位19世纪的80后，当年也像我们一般“跨世纪”，然而他却遭遇到近代中国最艰难和困苦的时代，在无数愤懑和压抑的夜晚，他毅然弃医从文，走向了那条普罗米修斯之路。那位原名周树人、曾经游学东瀛的绍兴青年，环顾四周如铁的暮色，在蓦然发现自己已然“奔四”的时候，于人生最困顿迷茫的时刻，愤然开始写作一篇叫做《狂人日记》的小说，并启用了自己的新笔名——鲁迅。
鲁迅先生被誉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人”，一生写作600余万字，其中著作500万字，辑校和书信100万字，我们在语文课上已经学习了其中不少名篇。鲁迅先生的杂文犀利异常，几乎独步当时文坛，散文、文学批评、文学史研究、翻译和古籍校勘等都造诣颇深。其小说虽然没有长篇，但《呐喊》《彷徨》《故事新编》均达到了中国近现代文学史的质量顶峰。今天我们主要以《鲁迅小说全集》为例，从鲁迅先生的小说入手，去思索为何鲁迅先生凭33个中短篇便在文学史上不朽，《狂人日记》《阿Q正传》《药》《故乡》《社戏》等名篇，为何最终成为我们这个民族文学基因和精神重构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记得上大学的时候，有一个学期我们的中国现当代只学了一位作家，那就是鲁迅。后来成为我导师的那个干瘦老头当时就说，谁小瞧鲁迅，谁就是相当无知和没文化。老头是个老愤青不假，但学问绝对好，他当年的教诲至今萦绕耳边。老头儿愤然说起很多人对鲁迅小说的误解甚至是刻意的贬低，说起小说的本质到底是什么，说为什么文学理论小说创作部分这么多年一直将“塑造人物”置于“构建故事”之前，鲁迅小说是如何把近代中国人写透的，“国民性”是怎样从此成为我们这个民族百年来一直十分警惕的阿喀琉斯之踵……
每个版本的《鲁迅小说全集》其实都是《呐喊》《彷徨》《故事新编》的再次研究和整合。我们将《故事新编》神话、传奇和故事的重新解读和弦外意义暂且搁置，那么《呐喊》和《彷徨》则最直接地反映了20世纪初至30年代中国的社会生活和重大事变，是名副其实的20世纪初期中国社会的大百科全书。鲁迅小说并未刻意追求当时世界小说最时髦的写法，反而回归中国古代文学的人物刻画传统，通过对小说人物入木三分的刻画，最终完成我们这个民族的精神史写作。
正因此，鲁迅先生几乎每一篇小说里都塑造了一个极其生动形象的小说人物。“阿Q”、“孔乙己”、 “狂人”、“祥林嫂”、“闺土”、“涓生”等众多性格鲜明的人物，早已成为我们独有的文学符号和精神意象。如何写透中国人的形象？这实在是一个过于宏大的问题，然而却并非无迹可寻。我们这个民族经过2000多年的封建帝制、儒家舍己入世的群体理性教化和乡土亲缘社会的育成，渐渐决定了我们的形象不会由某个单一的性格人物显现，我们是一个更偏重于群像特质的民族。鲁迅小说人物形象之所以能写透中国人，就是因为将这个本质看得透彻，所以鲁迅先生才会提出他的小说人物是“拼凑起来的角色”的著名论述。
鲁迅先生用“杂取种种人”的特征来塑造自己的小说人物，归根到底是因为我们一直以来就在这片土地上如此地生活。张三不是我们，李四不是我们，王五不是我们，但张三、李四和王五在逛街、公司、学校、饭店、开车、吵架、购物、恼怒、嬉闹中的种种片段拼凑起来，就是我们。所以，鲁迅说他笔下的人物“没有专用过一个人，往往嘴在浙江，脸在北京，衣服在山西，是一个拼凑起来的角色”，而“所写的事迹，大抵有一点见过或听到过的缘由，但决不全用这事实，只是采取一端，加以改造，或生发开去，到足以几乎完全发表我的意思为止”。
孔乙己不是一个个例，而是当时千千万万个饱受封建教育和文化毒害的读书人中的一个，在他的身上有许多下层知识分子的弱点和悲伤。阿Q更是个多面体，他的懦弱并不是自己一个人的性格，他的精神胜利法并不是自己一个人的创造，他背地里吐唾沫的动作是我们在某个街角的愤愤不平，他面对欺辱的自我安慰又是我们苍白含泪的平庸日常。所以，阿Q才成为最经典的小说人物形象屹立不倒，因为他不是一个人。
我们都是天生的卧底者，我们习惯于隐藏自己的喜怒哀乐，而这也是我们从小受到的熏陶。要写透中国人，还需要长期的沉观默察，需要抓住我们某个暴露自己内心的瞬间，用精准的白描之法进行画龙点睛。这种方法在《故乡》里杨二嫂的描写上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表现，鲁迅只用了短短几百字，就勾勒出她那圆规形的身材和尖嘴薄舌、能说会道、泼辣放肆、非常爱占小便宜的性格。而鲁迅在《孔乙己》中只用“是站着喝酒而穿长衫的唯一的人”一句话，就把孔乙己这个人物已经失去走进酒店里屋喝酒的资格，却又不愿脱下那件又脏又破的长衫，不愿意走进劳动者行业的悲剧性格揭示得清清楚楚。
当年的鲁迅因为见到太多国人的麻木，愤然弃医从文，立志要通过自己的文字“改革国民性”。所以，在他的小说创作中，现实主义是绝对的主体，是根骨，是内核。他写每一篇小说，塑造每一个人物，都怀着一种早已植入内心深处的宏大目的：完成对当时中国的针砭时弊，开启对当时大众受到的残酷压迫和思想上的扭曲毒害的沉重控诉。但这往往给很多人一个错觉，认为鲁迅的小说其实是凭借批判现实主义的主题取胜，是革命性的胜利，而不是文学性的胜利。这其实是不完全了解鲁迅小说的最突出表现。
事实是，鲁迅作为百年前新文化运动最重要的参与者之一，他和当年那批著名的民国学人和大师一样，都有着极为深厚的学养功底，学贯中西。鲁迅写《中国小说史略》，把中国的小说写作传统梳理研究得明明白白，而这种文学史研究没有东西文学比较的深厚功底，是不可能出优异成绩的。鲁迅对于西方小说的创作手法是捻熟的，一向主张“博采众家，取其所长”，他认为作家“必须如蜜蜂一样，采过许多花，这才能酿出蜜来，倘若叮在一处，所得就非常有限，枯燥了”。因此，在鲁迅的小说中，批判现实主义是根骨和精神，而在具体的小说笔法上鲁迅多采用象征主义、浪漫主义、理想主义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
《狂人日记》寄托着鲁迅批判现实主义的核心目的，他要揭露封建统治表面上的仁义道德和骨子里的吃人残忍。但在具体的文本创作中，鲁迅则完全打破了笔法的束缚，他的小说写法即使放在今天依然十分“前卫”和“时髦”。《狂人日记》是鲁迅最有明显象征主义色彩的作品，他描写了一位患“迫害症”的精神病人，由一个狂人的疯言疯语，揭示自己的文本主题。鲁迅在狂人关键性的疯话里，精心安插了含有深意的双关语，比如从每页写着“仁义道德”的书本里看出满篇写着的却是“吃人”两个字。
另一名篇《药》写了两个悲剧：华老栓愚昧迷信，买人血馒头为儿子小栓治病，最后小栓还是丢了性命；反清革命志士夏瑜，因为伯父告密被杀害，一腔反清热血却成为连给别人治痨病也治不好的“药”。在小说近乎哥特风格的阴冷暗黑的叙事中，鲁迅不动声色地将象征主义等内容掺入其中。比如两个悲剧的主人公一家姓“华”、一家姓“夏”，合起来恰恰是我们中国的古称“华夏”。这样便一下子把两个家庭的悲剧上升成了一个民族的悲剧，把小说中蕴含的意义升华到了一个源于现实主义却又高于此的层面。
这种让人喘不过气的笔法也并非鲁迅的全部，鲁迅还用浪漫主义等手法从另一个角度塑造自己心中的世外桃源。他要从正反两个方面凭借小说的力量，唤醒人们的良知和勇气。在《社戏》里，鲁迅回忆儿时和朋友一道看社戏，回忆许多年前“一个离海边不远，极偏僻的，临河的小村庄”中人们的生活情趣。这很有点儿当下80后、90后怀旧的味道，那时的人们生活虽不富裕，却是那样自如愉快。那时的人们纯朴诚挚，所有人都热情好客，甚至会引人“偷”自家地里的豆子请客。那时的人们每个人都有李子柒的范儿，辛勤劳作，对自己的劳动成果充满自豪，六一公公因为自己种的豆子受到“迅哥儿”的称赞而高兴得“感激起来”。现实主义不是鲁迅的全部，鲁迅的小说抨击黑暗，但也一直为光明留着足够的空间。
除了主角和配角，鲁迅小说中还有一类人物的塑造极为经典，甚至成为鲁迅小说最鲜明的标签，那就是小说中的“群像人物”或者说“看客角色”。鲁迅小说的主角和配角大多是典型形象，他们性格丰满，给人印象深刻。而典型形象周围的“看客”角色则相反，鲁迅在小说中几乎没有对他们进行过肖像描写或表情描写。在鲁迅的笔下，这些“看客”是一个庞大群体，他们在小说中没有眼睛、没有嘴巴、没有形体、没有衣着，有的只是一些声音和一些语言。比如《药》中的康大叔，《祝福》中的卫老婆子、柳妈，《明天》中的红鼻子老拱，《长明灯》中的阔亭、三角脸、方头，还有华老栓茶馆里聚集的“茶客”、咸亨酒店的“酒客”以及社会上众多的“胖孩子”、“花白胡子的人”、“驼背五少爷”等等。
在《呐喊》与《彷徨》中，“看客”是一个庞大的群体, 他们仿佛是无思想、无意识、行为盲目的僵尸。但他们是封建思想、封建伦理道德的活动载体，他们对社会的最大危害在于在暗处制造舆论、传播消息、推波助澜。更让人痛心和愤恨的是，“看客”几乎都是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他们深谙那个社会的生存法则和处事规则，他们活得很好，活得很开。他们欣然接受自己舆论工具的角色，他们欣喜于在暗处起哄和在道德高地上指指点点的快感，他们让人心烦却又挥之不去，他们就是鲁迅那个时代的社会风气和国民性。
鲁迅其实在“看客”群体的塑造上，是冒天下之大不韪的。因为这些“看客”从阶层划分来说依然属于“广大群众”，他们的品质中依然有着大众的基本特性，比如质朴、勤劳、懦弱等。然而，鲁迅偏偏要特立独行，要“以偏概全”，偏偏要去写他们在生活中的无聊、卑下、恶毒和愚昧。而这也让鲁迅在当年就受到极大非议，攻击他的人仿佛抓住了天大的“把柄”，认为鲁迅这是在给民族和国家抹黑，这是对民族和国家的背叛，是对广大民众的诋毁和敌意。
其实，这正是鲁迅精神之所在。鲁迅的精神是独立的、批判的、怀疑的和战斗的。终其一生，鲁迅都在坚守着自己“爱人类”的方式。爱的方式有很多，充满温情、甘为孺子牛的方式是爱，而如尼采那般拒绝同情和怜悯，以决然的姿态直刺人类阴暗的方式同样是爱。鲁迅精神的独立、批判、怀疑和战斗并不是为了圈粉而哗众取宠，并不是为了带货而故意制造话题。他的目的是深沉厚重的，他要“揭出病痛，引起疗救的注意”，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根本不是丑化群众。
鲁迅和他的小说，鲁迅和他的精神，就是要让中国人摆脱千年以降“看客”的国民性，还我中华民族本来的昂扬向上和热血阳刚。让人感到欣慰的是，对于鲁迅和他的精神，除了开篇我们所说的那些无知、无良甚至无耻的个别情况，今天的年轻人正在用自己的方式表达着一种蓬勃的朝气和幽默的善意。鲁迅的很多名句被引用和改用，鲁迅同时代的很多作家在今天的互联网世代中已经陌生，但唯独鲁迅反而爆红。非常冷峻的鲁迅圈粉无数，成为超级大网红，甚至有网友调侃：“所有网红合起来都抵不过一个鲁迅”。时代在变化，表达支持和崇敬的方式也在变化，网络时代成长的我们并没有忘记鲁迅，因为这个世界虽然日新月异，但鲁迅先生的精神永不过时。
对于“看客”，鲁迅先生曾经说他要“肩住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光明的地方去”。是的，先生虽然严肃冷峻，但却是外冷内热，他内心最深处一直满含着深情和期待。所以，不管是鲁迅的小说，还是他的杂文散文，除了我们提到的那些创作技法的精妙之外，世人爱戴鲁迅更是因为他看待世界的锋利眼光、对待世界的独立精神以及拥抱世界的深沉感情。他所生活的20世纪前期的中国，国家衰亡、战争不断、血雨腥风、生灵涂炭，整个国家和社会处于剧烈的动荡之中，整个民族和民众处于价值观的轰毁之下。
什么是底线？什么是良知？什么是国家？什么是国民？应不应坚守？如何去坚守？这些问题一个接一个被抛在中华民族的面前，需要每个炎黄子孙去扪心自问，用心作答。当《故乡》里中年闰土嚅动着叫出“老爷”时，当《在酒楼上》的吕纬甫说自己像“蝇子”一样“飞了一个圈子，便又回来停在原地点”时，当阿Q死到临头还浑浑噩噩地为没有画好一个圆圈而懊恼时，当祥林嫂直到临死前还在执拗地提出有没有地狱的疑问时，当《孤独者》魏连殳那受伤的灵魂连同他那像深夜里狼嗥一般的哭声一同崩裂时……我们明白，先生的答案就在他的文字里，先生的精神就在那里闪着光。
这，就是鲁迅，他永远不会过时。
因为，一个人乃至一个民族要真正活着，就一定得有那么一点点精神。
1936年10月19日上午5时25分，鲁迅先生在他的寓所与世长辞。从10月19日至22日安葬四天间，赴万国殡仪馆瞻仰先生遗容以及参与葬礼者，前后多至数万人，先生灵柩上覆盖着由宋庆龄和沈钧儒制作的白绸旗子，上面绣着三个遒劲的大字：民族魂。
叶圣陶先生在《相濡以沫》一文中写道：“各界的人不经邀约，不凭通知，各自跑来瞻仰鲁迅先生的遗容，表示钦敬和志愿追随的心情。一个个自动组合的队伍，擎起写着标语的旗子或者横幅，唱着当时流行的抗敌歌曲或者临时急就的歌曲，从上海的四面八方汇集到墓地，大家动手铲土，把盖上‘民族魂’的旗的鲁迅先生的棺材埋妥。这样的事，上海从未有过，全中国从未有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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