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悼亡诗常以其真挚纯厚的深情和细腻动人的笔触打动人心。同样面对丧妻之痛，中外文人皆书写下了许多流传千古的悼亡名篇。本文将通过对英国作家托马斯·哈代和中国文人潘岳的悼亡诗的对比，从诗歌语言、诗歌意象和诗歌中所展现的生死观三方面，分析中西两位文人在不同文化背景下悼亡之作中所蕴含的生命意识和社会伦理文化。
关键词：托马斯·哈代 潘岳 悼亡诗
作者：芦婷，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外国语学院，主要研究南非文学。
Tilte: Comparative Study on Pan Yue's and Thomas Hardy's Memorial Poetry
Abstract：With sincere affection and delicate word, memorial poetry often touches people deeply. As a same pain of losing wife, both Chinese and foreign scholars have written down a lot of famous memorial poetry. In this paper, it will analyze the language, the images and the view of life and death in memorial poetry written by Thomas Hardy and Pan Yue to search the different life consciousness and social ethic culture in east and west.
Key word: Thomas Hardy Pan Yue memorial poetry
Author: Lu Ting is from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in Zhongnan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Law, specializing in South Africa literature.
前言
生与死历来是文人墨客所不断追寻的生命终极问题。死亡所伴随的悲痛可以说是人类所共同的感情。生者为死者哀哭的同时还常常伴随着对生命意义的不断考量。庄子面对妻子的去世，止住悲哭，鼓盆而歌之，是透过死亡了悟了生死相依，循环往复，“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的大道。而在文学上，特别是诗歌文学上，这种哀悼逝者，考量生死的思想催生出了一种特殊的诗歌形式——悼亡诗。在中国，悼亡诗的历史源远流长，最早可以追溯到《诗经》时期，如《豳风·绿衣》、《唐风·葛生》，其后还有刘彻、潘岳、江淹、韦应物、白居易、元稹和李商隐等的悼亡名篇。而在国外，特别是英国，同样有很悠久的悼亡诗历史，按照王秋生的说法：“ 而最早的（悼亡诗）应该是中世纪时期用苏格兰盖尔语创作的爱尔兰籍诗人谬利达克· 阿尔巴纳克(1180 -1250)”。①之后还有约翰·邓恩、约翰·弥尔顿、罗伯特·勃朗宁和托马斯·哈代等等。需要注意的一点是悼亡诗所悼亡的对象并非是所有人，虽然学界尚无统一定论，但比较普遍的一种说法是指丈夫悼念亡妻，或者是妻子悼念亡夫的诗歌。悼亡诗常以其真挚深切的情感和直面死亡的生命意义打动人，本文将选取潘岳和托马斯·哈代两位中英悼亡诗巨擘进行比较研究。
潘岳（247—300)，即潘安，荥阳中牟（今属河南）人，西晋太康时期的著名文学家，是西晋文学第一流人物。钟嵘《诗品》有'陆才如海，潘才如江'之说，故“潘江”即指才华横溢。在诗歌方面，潘岳传世之作有《关中诗》、《为贾溢作赠陆机诗》、《别诗》以及《悼亡诗》等。高胜利在博士论文《潘岳研究》中指出“尽管流传下来的只有十几首，但潘岳诗歌的主题类型已经呈现出多样化的特点，大致可分为五类：应诏诗、赠答酬唱诗、祖饯诗、行旅述志诗、哀伤诗。” ②而根据传唱程度和后人对其诗歌文学造诣的评价，其中表达哀伤的诗歌成就最高，而又以悼念亡妻杨氏的《悼亡诗》三首和《杨氏七哀诗》等最为突出。这些诗歌感情真挚，饱含了潘岳与杨氏相识、相知、相处的40年间积淀下的深厚感情，体现了诗人在痛失所爱之后常常夜不能寐、泪湿沾巾，感命运之奈何、叹飘零如行客的情思。这也奠定了潘岳诗文“以‘悼亡’为哀悼亡妻的诗题即由此而起”[1]的地位。开创了悼亡诗的“名篇定制”，为后代悼亡诗定下范式。
英国作家托马斯·哈代（Thomas Hardy，1840-1928）被称为“现代诗歌之父”，除了鸿篇巨制的小说之外，他的诗歌同样令人影响深刻，尤其是他在结发妻子艾玛离世后的16年间创作了百余首悼亡诗作，情感真挚、寓意深远，饱含了作者对爱妻的深情和对往昔的追忆自省。在这百余首悼亡诗中，传颂度最高，最受业界认可的是哈代发表于1914年的诗集《即事讽刺诗集》（Satires of Circumstance，1914）中的“1912-13”组诗，又称“艾玛组诗”。这一组诗是在1912年艾玛刚去世之后写下的，正是哈代感怀最深、感情最炙之时的内心爆发。吴笛写到： “1912 年爱玛死后，哈代对她的感情之泉再度哗然喷放，他所写的关于他们关系的百首诗歌，作为组诗不仅是他的最好的作品，而且也是英语爱情诗中的精髓与瑰宝。”[2]在哈代的悼亡组诗中，充满了对往昔美好夫妻生活的记忆，妻子艾玛在诗中是天使般圣洁的人物，夫妻一起故地重游的时光还历历在目，然而伊人已逝，徒留一地悲凉和悔恨让诗人独赏。而正是哈代无与伦比的深情和细腻淳朴的笔触，使他成为“英国悼亡诗承前启后的集大成者”。（王秋生 42）
潘岳和哈代的悼亡诗能获得极大的成就不仅在于其所饱含的真情，还在于其蕴含的文化审美价值，本文拟通过对两位诗人悼亡诗的比较研究，从诗歌语言、诗歌意象和诗歌中所展现的生死观等方面解读出不同文化背景下，悼亡之作中所蕴含的生命意识和社会伦理文化。
一、诗歌语言的选择：悲怆与明丽的异曲同工
诗歌语言是诗歌最主要的构成部分，是诗人所思所感的集中体现。如艾青所说“语言陈列在诗人的脑子里，有如菜蔬与果子陈列在市集的广场上，各以不同的性质与形式，等待着需要与选择。”[3]诗人选择什么样的语言表达模式不仅能体现他们对语言的驾驭能力，还体现着他们对外部世界的感知方式和对内心世界的处理方式。而悼亡诗作为一种特殊的诗歌类型，在语言选择上同样有其特殊性。下面将就哈代和潘岳悼亡诗的诗歌语言进行具体对比分析。
英语诗歌语言大体上可以分为“日常生活化的语言”（everyday language）和“高度精炼化的语言”（height-ed language）两种。前者例如我们熟悉的威廉·卡洛斯·威廉姆斯 （William Carlos Williams,1883-1963）的《便条》（This is just to say）,诗歌语言简洁，描述的是偷吃梅子并且道歉的事情，表达的确是对人类内在欲望的思索；后者例如我们所熟悉的托马斯·格雷（Thomas Gray，1716-1771）的《伊顿学院的遥远前景颂》（Ode on a distant prospect of Eton College）,诗中有不少用古词的现象以及陌生化表达，例如用“水域沼泽”（watery glade）表达“泰晤士河”（Thames）。中国古典诗歌语言并没有明确的“日常化”和“精炼化”之分，但“（中国古诗）高度简洁精炼的语言、非常规和不规则的语法运用以及对于同一意象的不同阐释, 注定在不同的层次上蕴含着模糊现象。”[4]这种“模糊现象”会使读者在阅读过程中出现阅读的“难”和“易”之分，这一点可以说是与英文诗歌“精炼化”和“日常化”所带来的读者感受殊途同归。在哈代和潘岳的悼亡诗中，诗歌语言整体上是属于“日常化”或者说不模糊的，诗句内容清晰易懂，读起来也朗朗上口。以潘岳的《悼亡诗》其二为例，“皎皎窗中月，照我室南端。清商应秋至，源暑随节阑。凛凛凉风升，始觉夏衾单。岂曰无重纩，谁与同岁寒。岁寒无与同，朗月何胧胧。展转盻枕席，长簟竞床空。”诗的前十二句描写的是秋凉之际，作者怀念妻子，看着照亮房间的皎洁明月，思索着时光流逝，夏去秋来而无人相伴，只有孤独的面对寒夜辗转反侧。凄冷的情况触发了作者内心的悲哀，短短几句借物思人，正如《古诗十九首》里“明月何皎皎，照我罗床帷。忧愁不能寐，揽衣起徘徊”一样，语言简洁、表意明晰，朴素之间更显深情流露。而在哈代的悼亡诗中，语言同样是这种简洁朴素的风格，日常的话语中透露着对妻子的亲昵和爱慕，如“艾玛组诗”第一首《离去》（The Going）中开篇写到“为什么你那夜毫无暗示，表明一等黎明到来之后，你就要平静从容的起身离去，从此结束你在此地的逗留？你去之处我难追随，即便如燕子有翅能飞，要想再见你一眼也永不能够！” ③整节诗英文读起来韵律十足，描写的是对妻子离去的追问和渴望追随妻子的痴情，用词属于“日常生活化的语言”，语序也相对正常，初读不会使读者产生较大的阅读障碍。在整个“艾玛组诗”以及哈代其他诗集中出现的悼亡诗基本上也都是这种语言风格。因此我们可以概括的说潘岳和哈代的悼亡诗在诗歌语言上用语简洁明晰，而达到的效果便是朴素之中见真情。
但这一概括主要是整体上对两位作家诗歌语言的感知，而笔者在逐字逐句深入阅读之后，发现两位作者的悼亡诗在语言风格上还有一大比较明显的区别，即哈代悼亡诗语言活泼明朗，更多的是对往昔美好生活的追忆；而潘岳的悼亡诗多长歌当哭，悲痛难抑之感，为后来中国悼亡诗奠定了“悲哭”的基调。例如“艾玛组诗”的《比尼崖》（Beeny Cliff）一首，整首诗分为五节，直到第四节都在回忆“闪着蛋白石与蓝宝石的光彩”（哈代 157）的大西洋和“我俩在崖顶欢笑，艳阳三月，无忧无虑”（哈代 157）的时光。我们能想象出那是怎样一幅优美的画面，男女在爱情的滋养下肆意欢笑，三月艳阳高照的春光里，他们策马扬鞭，享受比尼崖的壮阔和大西洋的雄美。到第五节诗人终于反转，写到“但当年骑马漫步的女郎呢，如今已踪迹飘渺，已不再惦记着比尼崖，也永不会再崖上欢笑。” （哈代 157）这样一种转折首先表明这是一首悼亡诗，接着给人以顿悟和怅然若失之感，全诗不见一个“悲”字，却是“暮然回首，那人不再灯火阑珊处”的哀伤，一种间接的哀伤，不能大声悲哭，只限低徊呜咽；不能泪湿沾巾，只限婉转长叹。然而潘岳的悼亡诗却不一样，在《悼亡诗》三首中，直接关于悲痛的字，例如“悲”、“涕”和“孤”等字眼的出现就有约二十余次。《悼亡诗》其一的一句“怅況如或存，回遑仲惊伤”字字珠玑，“此诗‘回遑忡惊伤’五字似复，而实一字有一字之情。‘怅況’者，见其所历而犹未亡；‘回遑忡惊伤’，想其所历而己知其亡。故以‘回遑忡惊伤’五字，合之‘怅況’共七字，总以描写室中人新亡，单剩孤孤一身在室内，其心中志志光景如画。” [5]潘岳的悲伤是直接的，他不羞于表述，而是长歌当哭，直面内心喷涌的情感，这种反复吟唱对亡妻思念和内心悲伤的悼亡诗为后世定下了基调，“潘岳之后，其他诗人创作的悼亡诗篇，里然有所发明，但均逃不脱潘岳首创的恃亡诗境模式的藩篱”。（高胜利 114）例如南北朝时期江淹一首《悼室人》中“秋至捣罗纨，泪满未能开”，感怀了妻子离世，无人捣衣，作者面对这种情况只有泪湿沾巾，内心酸痛至麻木。再例如唐朝诗人韦应物的悼亡诗《月夜》一首中，“坐念绮窗空，翻伤清景好。清景终若斯，伤多人自老。”作者感叹妻子离世，佳人不再，好景不长而独自忧伤的情怀，语言直白，基调沉重悲戚。
综上，在悼亡诗诗歌语言上，潘岳和哈代都采用了简洁朴实的诗歌语言，使诗句浅显易懂，感情流露真挚动人。其不同之处在于潘岳的诗歌语言多选择直接表达悲痛的字眼，为其悼亡诗奠定了一种长歌当哭的悲伤基调，而哈代的悼亡诗则鲜有直接表达哀伤的字眼，更多的是以明丽的词汇勾勒出四季的风景和对往昔的回忆，使诗歌更多一份豁然之感。从中英两位诗人对诗歌语言的选择上可以看出面对死亡，人类有着相同的悲伤情感，但对这种悲伤人们有着不同的表达方式，这种表达方式可以看成是中西方文化在生死观上的不同选择。
二、诗歌意象的选择：写实与梦幻的交织对照
“文学领域中意象一词的运用最早源于中国诗歌理论，是中国诗歌理论中最早而且又得到广泛运用的重要术语，因此，文学中一提及意象也多指诗歌意象。”④以自然意象为例，中国古典诗歌中，自《诗经》、《楚辞》以来关于四季和自然花草鸟兽的意象俯拾皆是，例如《国风·周南·桃夭》中“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一句，便是以鲜艳的桃花比喻新娘的年青娇媚，之后还有阮籍《咏怀·昔日繁华子》中“天天桃李花，灼灼有辉光”之句，以及崔护名篇《题都城南庄》中“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之句，都是以桃花为意象来比喻美人。而在西方，20世纪初诗坛意象派（Imagism）的出现和兴起，引发了人们对诗歌意象的极大关注和兴趣。英美意象派奠基人埃兹拉·庞德（Ezra Pound，1885-1972）说到“诗歌意象是一刹那时间里呈现理智和情感的复合物。”[6]这一观点在他的著名诗篇《在地铁车站》（In a Station of the Metro）里最为明显：“这几张脸在人群中幻景般闪现；湿漉漉的黑树枝上花瓣数点。”诗人一瞬间的捕捉汇聚了整个世界，“花瓣数点”的意象作为对“人”的比喻给了读者无尽的想象。可见意象在中西诗歌中都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而其相同点正如刘芳所总结的“……它们的核心内涵是一致的，即诗歌意象由主观的‘意’和客观的‘象’两方面融汇组合而成。‘意’即指思想、情感、观念、意识等，‘象’即指自然、社会各种客体的具体物象、事象。”（刘芳 7）在潘岳和哈代的悼亡诗中也不乏对各种意象的运用，下面将就其异同进行具体分析。
在《悼亡诗》其一中，潘岳写到“如彼翰林鸟，双栖一朝支。如彼游川鱼，比目中路析。”作者以鸟、鱼自喻，意思是自从妻子死后自己仿佛林中的鸟儿，原本双宿双飞，一夕之间突然形单影只；仿佛水中的鱼儿，原本比目而行，半途之中突然分离诀别。传说比翼鸟只有一目一翼，必须双双飞翔，比目鱼眼睛长在同一侧，也只能两两并行，都是爱情坚贞的象征，表现了作者对已故妻子的深切思念之情。然而“鸟”、“鱼”这种具有想象力的意象在潘岳的悼亡诗中出现得并不多，严格来说是仅有此一处，其意象的选择更多的是写实化的生活场景和自然风物。如房屋意象的选择，《悼亡诗》其一中写到“望庐思其人，入室想所历。脾屏无仿佛，翰默有馀迹。流芳未及歇，遗挂犹在壁。”“诗人环顾家中，目之所及，早已物是人非。帏屏之后，已无昔日妻子的身影；墨迹犹存，屋里似乎还有妻子的气息弥漫空中，但伊人却已香消玉殒。人去屋空，空屋中尽是诗人难以承受的悲凉。”[7]这里房屋不仅仅是住所，更加是昔日夫妻美好生活的承载，而房屋里杨氏生前所用的围屏、翰墨和帷帐以及悬挂的遗照都代表了夫妻生活的痕迹。在《杨氏七哀诗》里，“堂虚闻鸟声，室暗如日夕。昼愁奄逮昏，夜思忽终昔”同样表达了没有妻子的房间是幽暗空旷的，连日子都变得漫长难熬，只能在思念忧愁中度过。而对自然意象的选择，例如表示时间流转的春夏秋冬就在《悼亡诗》三首重依次出现，第一首是在妻子去世一年后“荏苒冬春谢，寒暑忽流易”，冬春已过，夏季到来，诗人与妻子的分离已如此之久而思念和悲伤却没有因为时间淡去；第二首中，“清商应秋至，源暑随节阑”，夏去秋来，天气转凉，诗人更觉岁寒无人相守，衾单无人共暖的伤感；到第三首中，“曜灵运天机，四节代迁逝。凄凄朝露凝，烈烈夕风厉”，秋也过去了，冬天终于来临，诗人“改服从朝政”的时间也终于到来，只能忍痛挥别妻子的坟冢，斩断最后与妻子灵魂想通的可能。通过对四季的描写，三首诗形成了时间延续上的整体，不仅结构精巧，还表达了诗人哀悼情怀的无休无止，以及对死亡的永恒感悟。正是“人居天地闻，飘若远行客。先后讵能几，谁能弊金石!”值得注意的一点是，作为中国古典悼亡诗的开山之作，潘岳《悼亡诗》和《杨氏七哀诗》中写实化的生活意象和自然意象的选择对后世悼亡诗影响深远，正如有学者提到的“清代诗学家沈德潜在评悼亡诗词时认为，‘越琐屑，越见真全’。此话虽不尽然，但却反映出了中国悼亡诗词自西晋潘岳所作《悼亡诗》以来便呈现出的一个重要特征，即于平凡、琐碎的日常生活中选取具有特殊意义的事物为意象来寄托诗人对于亡妻的悼念、缅怀之情。”[8]
而反观哈代的悼亡诗，虽然同样回忆了与妻子的生活时光和场景，但诗人选取的意象更加具有想象力和梦幻感，对场景的选择也不仅仅拘泥于生活，而是依据生活经验，走向更多彩的自然。以鬼魂这一意象为例。在哈代的悼亡诗中，常常出现鬼魂这一意象，“诗中的鬼魂时而是爱玛，时而是诗人自己，表达了深刻的意义和体现了别具特色的创作手法。”[9]在《魂》（The Haunter）一诗中，“魂”即是“我”（I）。“我”首先代表的是艾玛的鬼魂---“当我能回答时，他没说这些话，当我能使他得知；我多么喜欢和他一同游历，他却少有兴致。如今他强烈希望重访旧地，一心想要我陪同，他对我说不停，却看不见我的忠诚魂灵。”（哈代 131）艾玛的鬼魂在抱怨作者曾经不愿与自己交谈、不愿与自己共同游历的冷酷无情。当时的哈代一方面忙于自己的文学创作而无暇顾及享乐，另一方面他更多的是和年轻貌美的弗洛伦斯（Florence）共同游历。思及此，哈代的内疚和悔恨之情油然而生，“魂”的意象也由艾玛转移到作者自身，转移到作者想要弥补艾玛而重游故地却只有鬼魂相伴的失落之中。在《我的灵魂不再萦绕坟墓》（My Spirit will not Haunt the Mound）一首中写到“我的灵魂不再萦绕坟墓，在我胸膛之上，而是游历记忆中的地方，到令我颤栗的，生命最壮丽、最美好的地方。”[10]这里也提到鬼魂这一意象，指的是作者认为妻子的鬼魂不会停留在坟墓之上，而是会去到康维尔（Cornwell）这样有着她生命中最美好的回忆的地方。而在《旅行之后》（After a Journey）中，开篇就写到“我来到此地，看一个无声的鬼魂，它的狂想要把我引向何处？”[11]鬼魂的意象把作者引入了昔日和妻子生活的场景，唤起了诗人内心的悲哀。可以看出在哈代的悼亡诗中，鬼魂这一意象是频繁出现的，而鬼魂意象的代表和指向在不同的诗篇不尽相同，这一点与潘岳乃至潘岳之后的中国悼亡诗都有很大的不同，在潘岳的悼亡诗中常常是悲伤得难以入眠而难以梦见妻子，甚至妻子的魂魄都是脱离作者而“独茕茕”的。哈代悼亡诗中除了鬼魂意象之外，还有许多表示瑰丽自然风景的意象，例如《女骑手魅影》（The Phantom Horsewoman）中的“青雾”、“荒野”、“大西洋”和“涛声”；《声音》（The Voice）中的“草地”、“落叶”和“北风”；《旅游之后》中的“霓虹”、“瀑布”和“石洞”等等。这些意象的选择为悼亡诗勾勒出一种具有梦幻想象的背景，使我们在阅读这些诗句，在体会作者感情的时候，眼前浮现的一幅幅图景不再是潘岳笔下寒凉的西风、肃穆的灰色和赤黄的坟冢。
综上，在诗歌意象的选择上，潘岳的悼亡诗更倾向于选择写实的生活场景和自然风物，而哈代的悼亡诗更倾向于具有想象力和梦幻感的物体，意象的涉及范围更加的广阔。两位诗人不同的意象选择也造成了读者在情感体会上的不同感受，一个琐碎而深沉，一个天马行空而真情流露。而这种不同可以说是长期以来社会文化滋养和社会伦理倾向下，诗人自觉和不自觉的共同选择。
三、诗歌中生死观的选择：深情背后价值观的迥然相异
悼亡诗，在目前所普遍接受的观点里指的是丈夫用以悼念亡妻，或者是妻子用以悼念亡夫的诗歌。在中西方历史文化里都不约而同的诞生了这样一种特殊的诗歌形式说明就算地域分离如此之广，人类的某些感情，特别是面对生死的感情在某些方面是共通的，即悼亡诗中或明或暗流露出的对逝者的怀念和生者的忧伤。但根据上两章的分析，中西悼亡诗无论是在诗歌语言还是诗歌意象的选择上都有其不同之处，这种指向追根溯源可以说是面对死亡中西方不同的生死观所造成的。下面将就哈代和潘岳悼亡诗中所体现的生死观进行具体分析。
从内容上来看，潘岳和哈代的悼亡诗都选择了对往昔夫妻生活进行描写。潘岳回忆的是妻子杨氏出嫁和后来夫妻生活的一些细节；而哈代回忆的是和妻子共同游历山水的幸福时光以及后来夫妻感情出现问题时的不幸时光。这种回忆式的写法在中西悼亡诗中都是非常常见的。例如苏轼名篇《江城子·十年生死两茫茫》中一句“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正是回忆妻子王弗对镜梳妆的场景。而韦应物的《过昭国里故第》中“宿昔方同赏，讵知今念昔。缄室在东厢，遗器不忍觌。”则是诗人触景生情，眼前之景勾起了对美好往昔的深切怀念，怀想之余又不禁生出深深的伤感，谁曾料想，昔日携手游园，今天却归雁落单，历历在目的往事只能成为如今无尽的追怀了。在西方悼亡诗中，例如维多利亚时期，对哈代有过很大影响的诗人威廉·巴恩斯(William Barnes,1801 -1886)的一首《赞妻》中就写到“你的脸上带着笑，双手忙个不停，总会找到有益的事情做”，诗人回忆的是勤劳朴实的妻子，任劳任怨照顾六个孩子的场景。诗人但丁· 加布里埃尔· 罗塞蒂(Dante Gabriel Rossetti,1828 -1882)的《热情和记忆》同样是对妻子的赞扬和对往昔生活的美好回忆。这些对往事的叙述频繁的出现在中西方悼亡诗中，证明了就算时间流转，人们的心理记忆还是随着内在生命体验走向永恒，即爱的永恒，这种永恒超越生死，共存于人类情感的最深处。同时，悼亡诗在回忆往昔时光之际常常还伴有今夕对比，佳人已逝，曾经欢乐的时光已然不再的忧伤。这种忧伤的流露从一个层面上体现了出了对生命存在的珍爱和对天人永隔的无奈，即使记忆可以长存，但鲜活的生命还是高于一切，可见“中西传统生死观中都体现了对生的重视和渴望”。[12]
然而在潘岳的悼亡诗中除了对死亡的悲叹和对生命的重视之外，还有一种对人生一瞬，死亡难以掌控的哲思。这种哲思是魏晋以来文人思想觉醒的一种体现，如罗宗强所言“自建安以来，个性觉醒对于生命的珍惜的思潮，发展到正始玄风时期，是更加哲理化了，也更加深化了。” [13]在《杨氏七哀诗》中潘岳写到“人居天地闻，飘若远行客。先后讵能几？谁能弊金石!”人生存于这天地之间，就像是漂泊的游子，生命短暂，谁能如金石一般永恒不灭呢？而唯有死亡才能达到永恒。这种思考可以追溯到“东汉末年，社会动荡，战乱频繁，而作家们以其敏感的神经最为容易感受到人生之短促、生命之脆弱、祸福之无常以及面对这种困境的无能为力，从而形成了文学的悲剧性基调。文人以诗歌行写对时光流逝和个体生命死亡的感伤，已经开启魏晋感伤主义思潮之滥觞。”（高胜利 107）而除了对死亡的思索之外，潘岳悼亡诗中还提到诗人不得不离开亡妻的坟冢，入京赴任这一事件--“投心遵朝命，挥涕强就车。谁谓帝宫远，路极悲有馀。”这一句出自《悼亡诗》其三，与《悼亡诗》其二中“上惭东门吴，下愧蒙《庄子》。赋诗欲言志，此志难具纪。”形成了呼应。作者希望借诗言志，但妻子的去世让诗人一蹶不振，沉湎于悲痛之中，不能做到古代东门吴者和庄子面对死亡的豁达，而到最后迫于朝廷的命令，诗人不得不离开以完成自己的使命。这里可以看成是诗人面对死亡之殇和朝廷之命的一个选择，体现的是中国传统死亡观中所带有的社会意识，孔子讲“杀身成仁”强调为仁而死；孟子讲“舍生取义”要为义而死；商鞅说“赏使民忘死”，人为“赏”而死；韩非讲“死节于官职”，强调忠于职守，以身殉职。虽然这里并不是诗人自己的死亡，但诗人深切的悲痛可以将之看成等同。在潘岳之后的悼亡诗中，也多有诗人在缅怀妻子的同时感叹自身命途多舛的悲凉，这与自古以来“诗言志”的传统密不可分。例如李商隐《七月二十九日崇让宅宴作》一诗中写到“悠扬归梦惟灯见，濩落生涯独酒知。”诗人在悼亡妻子的同时表达了自身难圆的归梦只有孤灯能见证，仕途坎坷和寂寞的生涯唯有清酒方可得知的悲凉之感。而反观哈代的悼亡诗，其清丽的语言和梦幻的意象选择凸显了他对生死的豁达，这种豁达不同于中国悼亡诗对死亡的飘忽之感和对生死伦理选择，更多的反映的是一种精神上的追索和宗教上的神秘。例如英国玄学派诗人约翰· 邓恩(John Donne，1572 -1631)在十七世纪写下悼亡妻子安妮的诗句时，表达的就是对妻子解脱尘世，回归上帝怀抱的欣慰。而约翰· 弥尔顿(John Milton，1608 -1674)的名篇《亡妻梦》则主要是“赞美亡妻、表达失落感和赋予爱妻宗教意义上的不朽。”（王秋生 41）同样在哈代的悼亡诗中，忧伤和悲痛并不主旋律，反而对妻子的赞美，对往昔的回忆不断赋予了妻子基督教意义上的不朽，这一点可以说是西方生死观体现在悼亡诗中的一大特征。但哈代的悼亡诗还有一大特征就是对妻子的愧疚和对最后夫妻生活不幸的悔恨，许多学者对这种悔恨都有非常具体的分析，在此不详述。而这种悔恨在某种曾堵上是违背了西方传统生死观的豁达的，表现的是一种对妻子死亡的耿耿于怀，体现了生死观在哈代悼亡诗中特殊性和普遍性的结合。
综上，中西方不同的生死观造就了潘岳和哈代悼亡诗中关于生命和死亡不同的指向，这既体现了人类对生命珍爱的共同价值取向，也说明了不同文化滋养下，人们在现实生活中的对生死的不同感悟和选择。
结论
综上所述，潘岳和托马斯·哈代作为中西悼亡诗的两大巨擘，在诗歌语言、诗歌意象和生死观的选择上各有异同，体现了中西文化不同的价值取向。但有一点值得肯定的就是即使时光流转，人与人之间深情的流动也是永恒不变的，悼亡诗在文学上赋予了这种永恒以审美意义，让我们体会到人类文明之中共存的真善美。
注解【Notes】
① 王秋生：《西方悼亡诗史综述》，载《语文学刊·外语教育学》2010年第8期，第41-42页。以下引文只标注页码，不再一一注明。
② 高胜利：《潘岳研究》，扬州大学2012年博士学位论文,第107-114页。以下引文只标注页码，不再一一注明。
③ [英]托马斯·哈代：《哈代诗选中英对照》，飞白译，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4年版，第125-137页。以下引文只标注页码，不再一一注明。
④ 刘芳：《诗歌意象语言研究》，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年版，第6页。以下引文只标注页码，不再一一注明。
引用作品【Works Ci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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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谢丹：《试析潘岳<悼亡诗>及其在历代诗话中的接受与影响》，载《兴义民族师范学院学报》2014年第4期，第49页
[9]傅守祥、李馨：《直面生死见真情——哈代与纳兰性德悼亡诗的诗艺比较》，载《江西社会科学》2011年第4期，第95页。
[10]徐勤良、盛祥伟：《鬼魂意象的诗歌功能——哈代悼亡诗研究》，载《福建师范大学福清分校学报》2011年第4期，第39页。
[11]Hardy,Thomas. Satires of Circumstance: Lyrics and Reveries, with Miscellaneous Pieces. Dodo Press, 2006, p.19.
[12][英]托马斯·哈代：《梦幻时刻：哈代抒情诗选》，白飞、吴笛译，中国文联出版社1992年版，第114页。
[13]罗超、罗源：《走向快乐、自由、诗意的人生——中西传统生死观比较及其启示》，载《学术论坛》2011年第6期，第2页。
[14]罗宗强：《玄学与魏晋士人心态》，天津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10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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